摘要：唐韦绚所撰的《刘宾客嘉话录》是唐代笔记小说中价值较为突出的一种，所涉内容较为广泛，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朝廷政事、经籍诂训及趣闻佚事无所不收，这给我们研究刘禹锡及中唐政治、思想、文学提供了重要史料。该书文学史料价值尤高，书中所记诗文评论和文人轶事，对研究刘禹锡的诗文主张和中唐文坛动向，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而所收的佚文佚句，又可以为后世的辑佚提供佐助。
关键词：唐代笔记小说；唐代文学；《刘宾客嘉话录》；刘禹锡；文学史料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2-0001-06
《刘宾客嘉话录》是中晚唐时期重要的笔记小说，韦绚撰。作者韦绚在自序中称，该书为宣宗大中十年（856）其在江陵时所作，内容广泛，“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1〕，无所不收。陶敏、李一飞在《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评价《刘宾客嘉话录》说：“书中所记多朝廷政事，经籍诂训及趣闻佚事，臧否作家、品评诗歌等类似后来诗话的文字也不少，提供了研究刘禹锡及中唐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史料。”〔2〕
一、论及刘禹锡的文学思想及文学主张
1.为研究刘禹锡思想的多重性提供了证据
元和八年，韩愈以“论史”为题，和柳宗元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有神”、“无神”的辩论，柳宗元写了《与韩愈论史官书》、《天说》表明其无神论的立场。刘禹锡也加入进来，写了《天论》上、中、下三篇，反击韩愈之说。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云：“凡子之论，乃《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3〕，表明刘禹锡也是无神论者。
另一方面，刘禹锡又信仰佛教，和僧侣往来，对当时弥漫社会的迷信活动津津乐道，对僧道的神秘预言给予赞扬，并且时时流露出“命由天定”的思想，这和他的唯物无神论思想格格不入。如：
逆胡将乱于中原，梁朝志公大师有语曰：“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安”字，绿者“禄”字也，一止之正月也，果正月败亡。圣矣，符志公之寓言也。（“志公语”条）〔1〕
志公，即释宝志。《南史・释宝志传》云：
时有沙门释宝志者，不知何许人，有于宋泰始中见之，出入钟山，往来都邑，年已五六十岁矣。齐、宋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语默不伦……虽剃须发而常冠帽，下裙纳袍，故俗呼为志公。好为谶记，所谓《志公符》是也。〔4〕
据此可知，刘禹锡是在赞扬志公所著《志公符》一书灵验有征。但就谶语本身而言，意义指向却常常是模棱两可的，解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后来的事件附会其上，因此，解读者不同，谶语所指也会有差异。刘禹锡以玄宗朝已经发生的安史之乱来反证《志公符》灵验可征，是唯心之举，不可据信。
刘禹锡个性豪迈，其许多诗文都流露出达观坚定的心态。如《秋词》其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去，便引诗情到碧霄。”〔1〕以“一鹤凌云”展现自己的豪情。又如《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两诗以比拟的手法对当时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调侃和讽刺，表达了不屈和乐观的心态。
刘禹锡参加了王叔文集团，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后，彷徨悲叹，解谤求容，流露出脆弱的一面：
予与窦丈及王承弁同在朗州，日共欢宴。后三人相代为夔州，亦异矣。（“刘禹锡窦常王承弁相代为夔州”条）〔1〕
此处所谓“日共欢宴”，实际上是刘禹锡借饮宴麻痹自己、逃避现实的做法，他内心深处是很难真正欢乐起来的。刘禹锡谪居此地，闷闷不乐，托人求告，急欲离开。元和六年，李吉甫为相，七年，刘禹锡在《上淮南李相公启》中说：“伏承相公，言及废痼，愍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谪，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之道，广锡类之人”〔1〕。恳请李吉甫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帮助自己。又有《上杜司徒启》：“六翮方铩，思重托于扶摇；孤桐半焦，冀见收于煨烬。”〔1〕刘禹锡修书故交，希望得到援手，助其离开。急于求告而长久未得调回，其心态之悲凉可想而知。
刘禹锡与窦常的唱和诗《朗州窦员外见示与澧州元朗中郡斋赠答长句二篇因而继和》中云：“应怜一罢金门籍，枉渚逢春十度伤”〔1〕，也很好的说明了他谪居朗州的心态：自永贞元年至元和九年，恰为十年，“十度伤”，较之“七悲”更为沉痛：
中山刘公曰：“顷在夔州，少逢宾客，纵有停舟相访，不可久留。乃独吟曰：‘巴人泪逐猿声落，蜀客舟从鸟道来。’忽得京洛故人书题，对之零涕。”又曰：“浮生谁至百年，倏尔衰暮，富贵穷愁，实其常分，胡为嗟惋焉。”（“刘禹锡独吟”条）〔1〕
刘禹锡长庆二年到达夔州，时年五十一岁。此条言“少逢宾客，纵有停舟相访，不可久留”，可知他居夔州时，朋友稀少，颇有寂寥之意，故得到故人书题，激动非常。结合他政治革新失败以来的坎坷经历可知，此条后面关于富贵穷愁的一番言论，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即兴抒发感慨，实在是对自己前半生宦海沉浮、得意失意的深彻感悟，语气颇为沉痛悲伤。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刘禹锡思想的多重性。此书的相关条目，为我们研究刘禹锡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2.为研究刘禹锡诗文理论提供了材料
研究刘禹锡诗歌理论的学者，大多注意到了《董氏武陵集纪》的价值，并由此展开对刘禹锡在诗歌意境、内容、语言诸方面主张的探讨。诚然，它是刘禹锡的一篇重要论诗著作，但其诗歌理论并不仅见于此处，在《刘宾客嘉话录》中也保存了不少颇具文学史料价值的材料。
（1）关于用典
古人作诗，讲究字字有来处，刘禹锡诗歌就大量用典。学识渊博固然是刘禹锡诗文长于用典的原因之一，也与他主张诗文多用典的理论有关。《刘宾客嘉话录》中有两条材料论及了刘禹锡关于诗文用典的理论主张。第一条材料是“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宋考功诗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尝疑此字。因读《毛诗》，郑笺说“箫”处注云：即今卖饧人家物。六经中唯此注中有“饧”字。缘明日是重阳，欲押一“糕”字，续寻思六经竟未见有“糕”字，不敢为之。常讶杜员外“巨颡拆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1〕
在此条材料中，刘禹锡明确提出了“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的理论。该条材料逻辑表述严密而清晰：开篇提出入诗字词须有来处，有典可依；后又以“饧”、“糕”、“老拳”三例为论点张目，虽然“饧”字引诗有误，但该字入诗有典可考，却是无疑的；最后警戒后来诗人为诗用语需谨慎，不可率性而为，重申自己观点。后《诗林广记》、《苕溪渔隐丛话》、《靖康缃素杂记》、《诗话总龟》、《唐语林》、《学林》、《绀珠集》、《事文类聚》等文献均引用了这条材料，文字大致相似，这充分说明这条材料在后世的影响较为巨大，传播极为广泛。
刘禹锡在诗歌创作中，亦对这一理论身体力行，后世对此多有论及。《增修诗话总龟》后集卷二二中，黄常明称赞刘禹锡能“一字用事”或者“两字用事”〔5〕；《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四中，方回称《同乐天送河南冯尹学士》“用事如此之精”〔6〕；《唐音癸签》卷十一《评汇七》：“梦得亦有饧字诗，《历阳书事》：‘湖鱼香胜肉，官酒重于饧。’盖仿宋也，较宋押得更稳。”〔7〕以上评述足以说明刘禹锡在这方面的成就为历代所公认。
“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这一理论不仅得到了后世诗话家们的赞同和认可，而且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江西诗派，从该诗派对作诗手法的阐述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师承关系。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云：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为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8〕
在宋代，杜诗、韩文享有极高的声誉，黄庭坚此处实在是自高身价。清诗话家赵翼在《瓯北诗话》卷八《黄山谷诗》中就说：
刘梦得论诗，谓无来历字前辈未尝用，孙莘老（按：即孙觉，黄庭坚岳父，以阐扬春秋学而著称，对杜诗亦颇多研究）亦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山谷拈以示人，盖隐以自道。〔9〕
这段文字明确揭示了江西诗派在“作诗法”上与刘禹锡的承传关系。别的江西派成员也谈到了黄庭坚关于诗歌的用字问题，如陈师道在《步里客谈》卷下云：
章叔度宪云：“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己、黄鲁直作诗法也。”〔10〕
吕本中在《紫薇诗话》中云：
表叔范元实从山谷学诗，要字字有来处。〔11〕
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重要成员，吕本中是《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也是第一个正式提出“江西诗派”名称的学者。他们都提出黄、陈二人作诗“字字有来处”、“无一字无来处”，这说明江西诗派在“作诗法”这点上与刘禹锡确实有一定的承继关系。
刘禹锡关于诗文用典理论的第二条材料是“为文斗异”条：
又曰：为文自斗异，一对不得。予尝为大司马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薨于桂林也，柩过渚宫。予时在夔州，使一介具奠U，以申门吏之礼，为一祭文云：“事吴之心，虽云已矣；报智之志，岂可徒然！”“报智”人或用之，“事吴”自思得矣。〔1〕
“事吴”，典出《左传・襄公十九年》：
（荀偃）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瞑受含。〔12〕
刘禹锡用范宣子向荀偃发誓会好好对待他的儿子以报答荀偃恩情的典故，表达自己想效仿范宣子，好好对待杜式方，以报答杜佑之恩。而今杜式方卒，故空留遗憾。
以上两条材料中，刘禹锡直接谈到了关于诗文写作中用典之事，影响深远。此外书中还有多条诗文评论，对我们了解刘禹锡的文学主张有积极作用。他在评说段文昌的《淮西碑》时说：
段相文昌重为《淮西碑》，碑头便曰“韩弘为统，公武为将”，用《左氏》“栾书将中军，栾d佐之”文势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样，别是一家之言。（“段文昌淮西碑”条）〔1〕
学界对韩愈的《平淮西碑》历来评价甚高，而对于段文昌的《淮西碑》则少有提及，独刘禹锡对段文昌的《淮西碑》甚为推重，认为“别是一家之言”。这个评价，有因可循。就他对碑头的分析来看，碑文行文自有来历，契合了典故，这和他主张为文用典用事是一致的。
为了申明这个观点，他还以自己的《平蔡州诗三首》为例加以说明：
刘禹锡曰：韩《碑》、柳《雅》，予为诗云：“城中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声和平。”美李尚书逯入蔡城也，须臾之间，贼都不觉。又诗落句言：“始知元和十二载，四海重见升平时。”所以言“十二载”者，因以记淮西平之年。（“平蔡州诗”条）〔1〕
翁方纲对这条材料做了更深入的阐述。《石洲诗话》卷二：
刘宾客自称其《平蔡州》诗“城中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声和平”云云，意欲驾于韩《碑》、柳《雅》。此诗诚集中高作也。首句“城中”一作“汝南”，古《鸡鸣歌》云：“东方欲明星烂烂，汝南晨鸡登坛唤。”蔡州，即汝南地。但用“晨鸡”，自是用乐府语。而“城中”、“城头”两两唱起，不但官军入城事醒切，抑且深合乐府神理，似不必明出“汝南”，而后觉其用事也……叙淮西事，当以梦得此诗为第一。〔13〕
翁方纲将刘诗和古《鸡鸣歌》与乐府联系起来，分析艺术特色，极力推崇刘诗，虽有拔高之意，但该诗用事妥当却是可以肯定的。
（2）对杜诗的评价
《刘宾客嘉话录》中有二条刘禹锡评杜的材料，除前面提及的“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外，还有一条，即“三诗用茱萸工拙”：
刘禹锡曰：茱萸二字，经三诗人用，亦有能否。杜甫言“醉把茱萸子细看”（按：语出《九日蓝田崔氏庄》），王右丞“遍插茱萸少一人”（按：语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朱放云“学他年少插茱萸”（语出《九日与杨凝、崔淑期登江上山会有故不得往因赠之》），杜公最优。（“三诗用茱萸工拙”条）〔1〕 这段话对杜甫作诗用字有征做了赞扬。唐人诗中用“茱萸”者定不止这三人，刘禹锡以杜甫、王维、朱放三人的诗句为例，指出最优者当属杜甫。虽未阐述原因，但不难见出刘禹锡对杜诗的喜爱。这条材料后来得到很多诗话家们的赞同和引用，如宋代的洪迈就在《容斋随笔》卷四中说：
刘梦得云：“诗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细看’，王维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学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为优。”予观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余家，漫录于后。王昌龄王维“茱萸插鬓花宜寿”，戴叔伦“插鬓茱萸来未尽”，卢纶“茱萸一朵映华簪”，权德舆“酒泛茱萸晚易曛”，白居易“舞鬟摆落茱萸房”，“茱萸色浅未经霜”，杨衡“强插茱萸随众人”，张谔“茱萸凡作几年新”，耿沛“发稀那敢插茱萸”，刘商“邮筒不解献茱萸”，崔橹“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贺“茱萸城里一尊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14〕
洪迈认为就用字和描写而言，杜甫的诗句确实更生动、形象和细腻。
刘禹锡自己作诗，也有模仿和学习杜诗之处，对此前人多有论述。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刘梦得步骤少陵，而气韵不足。”〔15〕《原诗》卷一《内篇上》云：“自（杜）甫以后，在唐如……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16〕这些材料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刘诗与杜诗的关联做了评论，我们据此来看刘禹锡对杜诗的尊崇，理解就更深刻了。
二、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唐代文学史料
1.施士讲《毛诗》
隋唐时期，经学蔚为大观，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出现了不少有名的讲经学者，施士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施士（734～802），唐经学家，吴（今江苏苏州）人。在研治《诗经》之学的同时，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经教授门生，闻名于世。史书记载，唐文宗还曾向宰相李石询访施士所撰《春秋传》，并大加赞赏。可见，施士讲《毛诗》和《左氏春秋》，在当时确实非常有名，这可从一些材料中得到佐证。
韩愈《施先生墓铭》云：“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往于门。”〔17〕又《新唐书・儒学传下・啖助传》云：“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子陵最卓异。”〔18〕此两则材料都谈到施士讲学，尤其以讲《经》而著称，其所讲颇有见解，影响很广泛，但始终无法得知其具体的讲学内容。《刘宾客嘉话录》中的“施士说毛诗”条可补充说明施士讲学的具体情况：
刘禹锡云：“与柳八（按：柳宗元）、韩七（按：韩泰）诣施士听《毛诗》，说‘维鹈在梁’：‘梁，人取鱼之梁也。言鹈自合求鱼，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鱼，譬之人自无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鹈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说：‘山无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无可怙也。以岵之无草木，故以譬之。’因言‘罘Q’者，复思也，今之板障屏墙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将见，至此复思其所对扬、去就、避忌也。‘魏’，大；‘阙’，楼观也。人臣将入，至此则思其遗阙。‘桓楹’者，即今之华表也。桓、华声讹，因呼为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状也。又说：‘古碑有孔，今野外见碑有孔，古者于此孔中穿棺以下于墓中耳。’又说：‘《甘棠》之诗，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终言勿拜，明召伯渐远，人思不得见也。毛注，拜犹伐。非也。’又言：‘维北有斗，不可挹酒浆。言不得其人也。毛、郑不注。’”〔1〕
此条材料记施士对《诗经》中《候人》、《陟岵》、《甘棠》等篇章作片段讲解时，不同于汉代拘泥师说、墨守古训的章句之儒，不依傍毛注郑笺，而是用自己丰富的学识和辩证的理解纠正了毛注中的一些错误，同时依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发挥，不乏新见。刘禹锡亲耳聆听过施士的讲经，故而材料所记当为可信，这是了解施士学术思想和唐代经学情况的宝贵资料。
2.杨何说《礼》
有杨何者，有礼学，以廷评来夔州，转云安盐官。因过刘禹锡，与之□□。何云：“仲尼合葬于防，防，地名。非也。仲尼以开墓合葬于防，防，隧道也。且潸然流涕，是以合葬也。若谓之地名，则未开墓而已潸然，何也？”〔1〕
杨何，两《唐书》无传。就此则材料内容看，当是研究《礼记》的一名学者。《礼记・檀弓上》：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返，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19〕
杨何此番言论，当是为了纠正这段文字的注解而发，颇有价值。杨何说《礼》不傍旧说，自出新意，这为我们研究当时儒林动态提供了参考。
3.权德舆擅瘦词瘦
《刘宾客嘉话录》中有两条材料记载了中唐文坛大家权德舆擅瘦词一事，分别是“权德舆瘦词”和“刘禹锡自悔”：
权丞相德舆言无不闻，又善瘦词。尝逢李二十六于马上，瘦词问答，闻者莫知其所说焉。或曰：“瘦词何也？”曰：“隐语耳。《语》不曰：‘人焉瘦哉！人焉瘦哉！’此之谓也。”〔1〕
中山公谓诸宾友曰：“予昔与权丞相德舆瘦词，同舍郎莫之会也。与韩退之愈优劣人物，而渐袁给事同肩。与李表臣程突梯，而侮李兵部绅。与柳子厚宗元评修国史，而薄侍郎衮。与吕化光论制诰，而鄙席舍人夔。余二十八年在外，五为刺史，而不复亲台省，以此将知清途隔绝，其自取乎。〔1〕
“李二十六”即李程。李程（766～842），陇西成纪（今甘肃陇西东南）人，字表臣，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丙子科状元及第。颇有口才，为人幽默，不拘小节。《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七、《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一有传。《刘宾客嘉话录》“李程善谑”条记载了李程的逸闻趣事。李程与刘禹锡素来友善，相交莫逆，诗文往来甚多。 权德舆，字载之，《旧唐书》卷一四八、《新唐书》卷一六五有传，是中唐文坛被推为“盟主”、“宗匠”的诗文作家。韦绚在材料中不但盛赞权德舆是“言无不闻”，也最早提及其善瘦词一事。瘦词即隐语，指不直述本意而借它辞暗示，类似于今之谜语或双关语，虽表现出一定的巧思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但大多带有文字游戏性质，究其内容而言，无甚可取之处。权氏为人风趣，确喜作瘦词隐语。但翻检今存《权载之文集》，未见其与李程和刘禹锡之间问答的瘦词。
刘禹锡是权德舆故人之子，刘禹锡之父刘绪早年与权德舆都在浙西幕府为幕僚，两人多有往来（可参看权德舆的《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刘禹锡的《酬郑州权舍人见寄二十韵》等诗文）。刘禹锡科举前曾拜谒权德舆，献诗文数十篇，并在《献权舍人书》中云：“禹锡在儿童时已蒙见器，终荷荐宠，始见知名，众之指目，忝阁下门客，惧无以报称……今谨录近所论撰凡十数篇，蕲端较是非，取关于左右。犹夫矿朴，纳于容范”〔1〕，希望能得到权氏的汲引和提携。可见，刘禹锡对权德舆是极为熟悉和了解的，故而材料所言当是事实。
4.保存了唐代诗人的佚诗和残句
该书还保存了一些诗篇，或因原诗失传，成为残句；或与后世通行版本差异巨大，因而有很高的价值：
杨茂卿云：“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诗题云《过华山下作》，初用莲峰作菡萏，极的当而暗尽矣。又皇甫博士《鹤处鸡群赋》云：“若李君之在胡，但见异类；若屈原之相楚，唯我独醒。”然二君矜炫，俱为朝野之绝伦。余亦昔时直气，难以为制。因作一口号赠歌人米嘉荣曰：“唱得梁州意外声，旧人唯有米嘉荣。近来年少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杨茂卿诗皇甫文”条）〔1〕
此条材料见于多本笔记中，其中最早者为《云溪友议》，是《刘公嘉话录》的一条佚文。华山有莲花峰，杨茂卿此诗用莲花别名菡萏代称华山，和上半句中昆仑相对仗，工整巧妙，语言争新斗异，刘禹锡因而大为赞赏。
该条材料中提及的刘禹锡赠歌人米嘉荣之作，《刘宾客文集》卷二十五有收录，题为《与歌者米嘉荣》，外集卷八又有《米嘉荣》诗，两诗文字有较大差异。两诗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各为一首或是刘禹锡有所改动所致？前人对此不置可否，《全唐诗》卷三六五录前诗，而将《米嘉荣》诗附入注中。要考证两诗之间的关系，这条材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原始文献。
又如韦绚所引陈标《咏蜀葵》诗句：“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憎处只缘多。”（“鸬鹚胎生”条）〔1〕《唐诗纪事》卷六六：“标终侍御史，长庆二年进士也。”〔20〕并在《咏蜀葵花》二句后“韦绚曰”下，撮引此段文字。计有功为南宋时人，在涉及陈标诗歌时，已需转引该书，可见此条材料在文献方面的突出价值。
综上可知，《刘宾客嘉话录》记载的这些诗文评论和文人轶事，对研究刘禹锡的诗文主张和中唐文坛动向都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其中保留的佚文佚句又可以为后世的辑佚提供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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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计有功，编.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M〕.成都：巴蜀书社，1989：17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