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欧阳修所撰《归田录》，内容多涉北宋前期的人物事迹、典章制度、官场轶闻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归田录》记载人物事迹等的手法、风格与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及参与编修的《新唐书》有较大差别，实质上是对其正史创作的一种补充，正史与笔记小说共同构成其史传文学观念的完整面貌。
关键词： 归田录 欧阳修 史传文学
欧阳修所撰《归田录》，是其晚年致仕闲居之作。《归田录》书前小序云：“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①卷二末小序则曰：“唐李肇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余之所录，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以谓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志也。览者详之。”②欧阳修撰此书师法李肇《唐国史补》③，对人物、史事多有涉及，与其《新五代史》、《新唐书》两部正史著作存在明显不同且相互补充，通过《归田录》的补完，欧阳修的史传文学观念得到了更完整的展现。
一
《归田录》作为笔记小说，所载内容具有史料价值，但与正史不同，且能相互补充。欧阳修史学成就卓然，但受到正史体裁的种种限制，其观念并不能完全展现，《归田录》正是其展现另一面的窗口。
《归田录》撰成之后并未刊行于世，直到欧阳修闲居颍州时才进呈御览，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九云：“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川，以其间所记述有未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于世，至今其子孙犹谨守之。”④皇帝之命不能违抗，欧阳修的反应是删去原稿中不适合进呈公开的内容，以至于删削之后内容已经很单薄，需要增补一些“戏笑不急之事”来充满卷帙。今日已无法见到《归田录》最初面貌，欧阳修删补原稿的做法足以说明原本所载内容很多涉及私人或较为敏感的内容，即使如此，删补之后的内容仍然多有可裨补史阙之处。
《新五代史》为欧阳修私人编修，《玉海》卷四十六引《中兴书目》云：“（《新五代史》）七十四卷，欧阳修撰，徐无党注，纪十二、传四十五、考三、世家及年谱十一、四夷附录三，总七十四卷。修殁后，熙宁五年八月十一日，诏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诏藏秘阁。”⑤虽然欧阳修生前曾以未完稿为由推脱，直至去世也没有公开，但细察《新五代史》，欧阳修确是将其作为正史来对待，人物传记着重反映朱温、李存勖等人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司天考、职方考反映典章制度多简明严肃。尤其是不为韩通立传之举，多受时人及后人诟病，不论孰是孰非，足以看出欧阳修在编修之时已考虑到对敏感问题的处理，是不抵触《新五代史》流传后世的。
对比之下，《归田录》自然可以很好地补充《新五代史》中所不合适或不能表达的内容，事实上其关于人物事迹、遗闻逸事的记载也正如此。
二
《归田录》所载人物事迹往往能对正史所载的形象进行补充，使其丰满生动，其中也多包含着欧阳修本人的观念。冯道是五代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将其列入杂传，梳理冯道所参与的政治军事活动，表达对其历仕四朝九君、屡次失节的不满，也肯定了冯道确实具备简朴节约的品质和为臣的才能。篇幅不长，但已很好地完成正史传记的记述。但冯道所处的时代与欧阳修相距不远，欧阳修不可能仅从正式史料中了解他，且《新五代史》创作之时处于北宋气节观念转变的阶段，冯道当然无法达到欧阳修评价士大夫立身的标准。欧阳修对冯道本人的看法并非完全否定，认为他大节已亏，着眼点还是在道德标准，其本人的形象当是丰富的、多方面的。《归田录》卷一载：“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云：冯相、和相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其直几何？’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烘堂大笑。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⑥此处固然是批评冯道身居高位却嬉笑不能持重，但其性格带有幽默的一面是正史所难以表现的，无论褒或贬，《归田录》的记载都使欧阳修对冯道的看法更完整地展现出来。
《归田录》所载人物事迹多从正史不关注或不适合展现的角度对其进行补充，反映人物本身形象的同时也透过个人对时代的风尚有所展现。卷一曰：“石资政好谐谑，士大夫能道其语者甚多。尝因入朝，遇荆王迎授，东华门不得入，遂自左掖门入。有一朝士，好事语言，问石云：‘何为自左掖门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只为大王迎授。’闻者无不大笑。杨大年方与客棋，石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诵贾谊《服鸟赋》以戏之云：‘止于坐隅，貌甚闲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请对以臆。’”⑦石中立天性戏谑诙谐，但以宰相之尊，《宋史》只简要略迷而已，欧阳修却以生动的叙述展现他的幽默。通过石中立与杨亿机敏诙谐的对答可以看出谐谑和崇文的风气。另如钱惟演“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⑧一方面表现钱惟演的嗜书，另一方面更能从中看到各文体的地位。
三
正史编修对于典章制度无法做到事无巨细，经济政治制度之外，遗闻逸事、方物风俗反映较少。《归田录》中除人物事迹之外，有不少此类记载。欧阳修负责《新唐书》志、表的编修，虽然认为五代典章制度无所取，但司天考、职方考内容也很充实，但一些琐细有趣之事只能在《归田录》中记载。
《归田录》卷二有关于北宋宴会座次的记载：
国朝之制：大宴，枢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赐食，与阁门、引进、四方馆使列坐庑下，亲王一人伴食……盖枢密使唐制以内臣为之，故常与内诸司使、副为伍，自后唐庄宗用郭崇韬，与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自此之后，其权渐盛。至今朝遂号为两府，事权进用，禄赐礼遇，与宰相均，惟日趋内朝、侍宴、赐衣等事，尚循唐旧。其任隆辅弼之崇，而杂用内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轻重失序，盖沿革异时，因循不能厘正也。⑨ 从宴会制度分析五代之际制度的沿革变迁，北宋两府制度的由来，唐本纪和郭崇韬传中均无直接记载，是对正史极有价值的补充。藩镇武人专权，军事统治问题百出，欧阳修《新五代史》认为五代典章制度不可采，这里“轻重失序”、“因循不正”等即是对五代制度不可采原因的补充。《新五代史》祖法春秋，微言大义，往往叙述中不加褒贬而褒贬自明，《归田录》中则可以直接提出批评，指出五代之乱，对后世的借鉴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其他如卷一载铜钱年号、国朝雅乐事，卷二载北宋年号变更、江西金桔入贡京师事，于正史申明治乱兴亡之义自然是无所助益，但于保存有价值的相关史料各具意义。
《归田录》书前小序值得玩味：
有闻而诮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学者，修仁义以为业，诵六经以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备位朝廷，与国闻论者，盖八年于兹矣。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当其惊风骇浪，卒然起于不测之渊，而蛟鳄鼋鼍之怪，方骈首而闯伺，乃措身其间，以蹈必死之祸。赖天子仁圣，恻然哀怜，脱于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赐其余生之命，曾不闻吐珠衔环，效蛇雀之报。盖方其壮也，犹无所为，今既老且病矣，是终负人主之恩，而徒久费大农之钱，为太仓之鼠也。为子计者，谓宜乞身于朝，退避荣宠，而优游田亩，尽其天年，犹足窃知止之贤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决，此而不思，尚何归田之录乎！”余起而谢曰：“凡子之责我者皆是也，吾其归哉，子姑待。”⑩
这段对话实际上是欧阳修自说自话，他仕宦生涯后期所遭受的毁谤，以及濮议带来的深远影响，神宗即位后对他的态度，都让他只有选择退隐归田，此时心境，和早先与梅尧臣相约归隐颍州相距甚远，其归隐背后必然还是关心时局，对自身境况的不平，这就决定了《归田录》绝不仅仅是“供闲居之览”的消遣之作。
《归田录》虽经欧阳修删补，但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的很多记载包含着欧阳修的史学观念，出自私人撰著，也使得这些记载更加灵活，与《新五代史》、《新唐书》的内容同为欧阳修史传文学创作观念的体现，有了《归田录》的补完，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到欧阳修的观念与成就。
注释：
①[宋]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3.
②[宋]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37.
③拙文.试论《归田录》对《唐国史补》的法与不法.
④[宋]朱弁.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2：217.
⑤[宋]王应麟.玉海.四库全书本.
⑥[宋]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3.
⑩[宋]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3.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宋]欧阳修.归田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宋]朱弁.曲洧旧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