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钱穆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写于《国史大纲》之后，为钱穆先生生平第一部系统阐述他对于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其中主要以中国文化为叙述主干，以大量的中西文化比较为辅来凸显其思想观点，当为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经典代表作。虽然《中国文化史导论》系统的指出了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优势，批判了当时的“全盘西化说”，但是在论述时掺杂了主观情感，导致对中国文化一些方面评价偏高。
关键词：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西文化比较
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先生在阐述中国文化的时候，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作了大量的比较，通过比较得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并且中国文化往往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而这种观念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在某种程度上错误的解读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当然，钱穆先生的这种观点在当今这个时代看来似乎有失偏颇，但若是作为钱穆先生当时所处的时代来看，这个观点有极大的价值，唤起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新的希望。
一、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的中西文化比较思想
钱穆先生大体上是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上来理解中国与西方文化各自的本质的，故而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性有以下两点：
1.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中国文化具有独特性。
“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
一、游牧文化，
二、农耕文化，
三、商业文化。”①钱穆先生从一开始便将文化分成了三种不同类型，每个文化都有其自己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三种文化再往下归类，又可分为两类，即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很显然，中国是农耕文化的代表，而西方成为了商业文化的典型，游牧文化分布于前两者的周边。随后钱穆先生又讲到“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②，进一步将农耕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分离开来。
从西方文化的总体发展历程来说，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日耳曼诸民族，最终到近代西方新兴的民族国家，是不断的出现新的转变的状态;而中国文化中各个朝代的兴替，是一个旧的沿袭的过程。但是中国仅仅只是农耕文化之中的一员，所以钱穆先生接着说“农业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别，又有新农，旧农之别”③。从地理背景的角度上分析，第一，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均产生于相对较小的地区内，唯独中国产生于一个大的地区内。第二，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各条支流附近的三角地带，称之为“河文化”，相比之下，其余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均发源于简单的水系。所以钱穆先生又谈到“有的只有一个河流，一条水系……有的是两条小水合成一流……但只好算一个水系而且都是很小的……其水系亦甚是简单没有许多支流。”“只有中国同时有许多河流与许多水系，而且都是极大极复杂的。”④
通过上述归类，中国文化在农耕文化内部也被区别开来，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具有其独特性的观点在以上论述下已然成立。
2.中国文化具有优越性。
“……古代小型农业国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独中国为古代惟一的大型农业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绵延迄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平文化发展之唯一标准。”⑤钱穆先生首先论证了中国区别于其它三国而成为一个农业大国，并且相对于农业小国而言，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不仅如此，钱穆先生之后明确点明了“中国为举世唯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也突显了中国文化之重要的地位。
上文也曾经提到过钱穆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发源之地理环境上的描述，中国文化发源于相对开阔的大面积平原上，水文结构复杂，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孕育。而在气候环境和周边条件上，中国文化的生长发展却又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这使得中国民族在进行早期生产发展的同时又要对抗种种恶劣的状况，有利于形成一种独特的勤奋耐劳的民族精神，从而创造出一种更宏大的文化。
相较于之后而形成的西方文化，钱穆先生认定中国文化还是其根本与起源，“依西方人的看法，人类文化的进展，必然由农业文化进一步变成商业文化……中国人认为人类生活，永远仰赖农业为基础，因此人类文化也永远永远应该不脱离农业文化的境界……他的根本却依然是一个农业。”⑥而且说起文化的生命力与韧性，西方文化似乎也略逊一筹，所以有了“西方人看历史，根本是一个‘变动’……中国人看历史，则永远在一个‘根本’上，与其说是变动，不如说是‘转化’。”一说。⑦
二、钱穆中西文化比较思想的意义
一般在看待某种思想的时候，除了用现在的价值观念来判断这个思想，还应该将这个思想放到当时的年代中去，还原它在那个时候所起到的作用、发挥的价值。所以在看待钱穆先生的中西文化比较思想的时候也该如此。
近代中国各方面都遭到了强大西方的挑战，挑战中也蕴含着复兴之机遇。时人均存有振兴中华之理想，但西方文化同样也给予中国文化十分大的影响，“全盘西化说”盛行一时，各界人士开始向西方学习，但同时也全盘抛弃了中国文化。不得不说当时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激起了许多国人的信心，正当少年的钱穆先生内心也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余英时也回忆过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曾多次向同学们提起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对他的影响。⑧
但是当时中国不会亡的历史依据却是个问题，如今总结来看，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是“认定西方现代的基本价值观念如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在中国早已有之，这才是中国的‘魂’，不过淹没已久，必须重新发掘”;其二是主张西方文明东来说。⑨钱穆先生选择的无疑是前者。“我国家民族四五千年之历史传统、文化精义，乃绝不见有独立自主之望。此后治学，似当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握，使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乃始有转向文化学之研究。”⑩这是钱穆先生在回忆自己走上研究文化史道路的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出钱穆先生大体的治学方向与方法。 自五四运动，陈独秀、李大钊提出“民主”、“科学”以来，中国出现许多知识分子彻底的否定了中国的文化与传统，直截了当的要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对于中国文化能否在保持自身精神的情况下学习并融合西方文化，以及怎么样更好，更快的融合西方文化，钱穆先生从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回答了这些问题，其中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特性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例举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来论证中国文化不仅可以接受西方文化，还得以完美的纳西方文化中的进取面为己用。钱穆先生从研究中国文化本身出发，探求中国文化其内在的逻辑原理，突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较之西方文化的冲突性，中国文化胜在调和性，调和性使得中国文化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三、钱穆中西文化比较思想的不足
然钱穆先生之中国文化理念，无不由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皆是从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但是钱穆先生在做出某些论断时明显带有一定主观情绪，且很难让人苟同，“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乃必以自给自足的和平为目的。”在写这段的时候，相信钱穆先生是带着振兴我中华文化之意，想要唤起国人对我中国文化之信心，然而如今的世界是一个被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于外界，自给自足更是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只能固步自封，止足不前，最终淘汰于世界诸民族之林。除了违反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总体趋势，这里已经充分的把其农耕文化优于游牧、商业两种文化的观点表达了出来。而现今的主流理念为各族
文化相互平等，并无优劣之分，钱穆先生将农耕、游牧、商业各文化分出高下之举，在今日看来也不甚妥当。
同时钱穆先生还在为近代中国文化之低靡找了原因，“在理论上，外倾型的观念，比较欠圆满，但是实践上，凭其战斗向前精神，易于取得临时的胜利，而终极则不免要失败。内倾型的文化，就理论讲，其观念似较圆满，但在实践上，和平而陷于软弱，要守守不住。要定定不下，远景虽美，抵不住当前的狂风暴雨。”属于内倾型的中国文化在长远的考量上是具有优势的，只是在一时间陷入困境而已，此话虽然在当时属振兴中华之语，但是现今看来钱穆先生的思想却是变相否定了当时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有夸大中国文化，贬低西方文化之感。
“在理论上，我很难讲中国文化高过了西方文化。也可以说，西方文化未必高过了中国文化。因为两种文化在本质上不同……将来的世界要成一个大的世界，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有欧洲人，有非洲人……各从所好。各个文化发展，而能不相冲突，又能调和凝结。我想我们最先应该做到这一步。我不反对西方，但亦不主张一切追随西方。我对文化的观点是如此。”虽然从钱穆先生上述的话语中我们得知他似乎也是认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为平等关系的，但是从钱穆先生之中西文化比较思想当中看来，他却是不自知地比较出了一个比之西方文化更具优越性的中国文化。
钱穆先生的中西文化比较思想可以说是揭示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说明了历史上形成的中国文化之特性，他希望我们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的特性，虽然他在论述中免不了的带有褒贬的色彩，或多或少的掺杂了主观的感情因素，往往从儒家传统理论出发，对于中国文化当时的实际能力评价偏高，而对消极的影响不甚重视。但是对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心态是无可厚非的。这也可能是钱穆先生对于五四以来对于否定批判一切中国传统文化思潮的逆反心理。总之，正如汪学群所说的那般：“指出他的错误不等于抹杀他对传统学术的贡献。”钱穆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