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啖助、赵匡、陆淳作为中唐时期著名的新《春秋》学的代表学者，实开宋学之风，其《春秋》学思想在宋代《春秋》学史上影响巨大。孙觉作为北宋《春秋》学者，探讨二者之间的学术继承，有助于把握宋代《春秋》学的学术源流和整体脉络。
关键词： 春秋 中唐 宋学 继承 发挥
经过颜师古考订五经和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唐代经学得到了统一。一方面结束了从五代延续下来的经学义疏纷杂的局面，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经学的发展，特别是《春秋》学①。到了中唐，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学使《春秋》学出现了与前代治经截然不同的发展脉络，啖助有《春秋集传集注》和《春秋统例》，赵匡有《春秋阐微纂类义统》，据《新唐书・艺文志》和《经义考》等的著录，二人的《春秋》学著作似都亡佚，陆淳有《春秋集注》《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微旨》和《春秋集传辨疑》，据《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和《直斋书录解题》等的著录，前一书亡佚，后三书尚存。关于三人之间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有论及，大致赵匡师啖助，陆淳师赵匡，但陆淳“秉笔执简侍于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而不及匡”，②可见陆淳直接受教于啖助，而赵匡之于陆淳是亦师亦友的关系。陆淳的《春秋》学思想是建立在啖助和赵匡的基础上的，朱彝尊在《春秋集传纂例序》中说：
唐丹阳主簿赵州啖助考《春秋》三传短长，撰《集传》，复摄纲条为《统例》。助卒，其子异录遗稿，于是门人洋州刺史门人河东赵匡损益之，而给事中陆淳师事匡，纂会其文，为《春秋集传纂例》十卷、《集注》自元已亡，而《纂例》及《辨遗》《微旨》三书延。③
陆淳在其另一部《春秋》学著作《春秋集传辨疑》中说：
啖、赵取舍三传，义多举例，而言不必随文皆说令，恐学者未精，难以例晓，故推两家之例，悉随文辨之，其有不言，啖子、赵子曰者是也。④
从以上可见，陆淳的《春秋》学基本承袭啖助和赵匡，所以陆淳今存的三种著作可大致窥见三人的《春秋》学思想。而孙觉作为北宋重要的《春秋》学者，秉承宋儒一贯的疑经思想，对中唐啖赵陆三家既有继承，又有所发挥。孙觉在《春秋经解自序》中说：
左氏多说事迹，公羊亦存梗概，今以三家之说，校其当否，而梁最为精深，且以梁为本，其说是非褒贬，则杂取三传及历代诸儒、啖、赵、陆氏之说，长者从之，其所未闻，则以安定先生之解说之。⑤
可见孙觉对于中唐啖赵陆三家并不是完全继承，而是持取舍的态度，其对此三家的《春秋》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挥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统观三传，打破了以往《春秋》学固守一传的传统。
啖助认为三传虽其解说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亦不同，然而同为解说《春秋》的著作，不应固守一传，互相攻讦，而应“择善而从”。他说：“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今后人不识宗本。……故知三传分流，其源则同，择善而从，且过半矣。归乎允当，亦何常师。”啖助这种“择善而从”、“亦何常师”的观点，彻底打破了前人说经固守一传，相互攻讦的做法，使得啖赵陆的《春秋》学焕然一新，在这一方面，孙觉继承三人说解，真正做到了统观三传，不固守一传。兹举一例，他解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条：
……《左氏》僖二十六年例曰：“师能左右曰以。”案齐、楚、吴皆为大国，非宋、鲁、蔡所可当也，然三大国当为宋、鲁、蔡以之，岂是能左右之乎。又桓文用兵，悉能使诸侯之师、左右如意，何不书以乎？……《梁》曰：“使人以其死，非正也。”案春秋用兵，未有使以生者，何独书以则是使人以死乎？《公羊》曰：“行其意也。”此说为近。⑥
孙觉在《春秋》缘何书“以”字的例上，统观三传，赞同《公羊传》的解说。既然对待三传应该“择善而从”，那么这个“择”的标准就显得很重要了，啖助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取舍原则，他认为：
三传叙事及义理同者，但举《左氏》，则不复举《公》、《》;其《公》、《》同者，则但举《公羊》;又《公》、《》理义虽同，而《梁》文独备者，则唯举《梁》。⑦
可见在对待三传的态度上，啖助是先取《左传》，次则《公羊》，次则《梁》，也就是说在解经方面，《左传》是优于《公》《》，《公羊》是优于《梁》的。而孙觉却不这么认为，孙觉在《春秋经解自序》中说：“左氏多说事迹，公羊亦存梗概，今以三家之说，校其当否，而梁最为精深，且以梁为本”，可见孙觉认为三传之中《梁》解经较《左传》《公羊》来说要精深，所以以《梁》为本。
2.质疑三传，舍传求经，直寻大义。
啖、赵、陆三人在解经时，都大胆地对三传及历代作者解经提出了质疑，赵匡说：
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梁》无其名。说《左氏》者云：“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说《梁》者云：“泰山、淮、海。”据《礼篇》云，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鲁之封内，《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内则不祭，而云祭河、海。则三家之义皆可疑。⑧
三人不仅质疑三传，连历代解说三传的注疏也同样表现出不认可，这其中也同样包括被儒者奉为圭臬的杜预注、何休注和范宁注，他们认为“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这一点孙觉和啖助等三人是一致的，孙觉在解僖公十四年“侯城陵”条：
……《左氏》曰：“不书其人有阙也”按前目后凡，何所阙乎？《公羊》曰：“徐、莒胁之。”案徐、莒亦小国尔，何能胁杞使迁乎？且经无其事未可据也。《梁》曰：“诸侯歆辞也。”按会咸之诸侯归而复合，前目后凡尔，何散乎？三传之说皆非。⑨
其常见的解说语为“三传之说皆非”，“三传之说皆未通”。
既然三传及其注疏不能很好地表达圣人的旨意，那么他们便舍传求经，直寻大义。他们认为《春秋》大义非常简易明白，并不像历代注疏家所言的那么晦涩，啖助说：“《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⑩可以直接从经文本身来寻求大义，这样就防止了三传及其历代注疏对《春秋》大义的影响，使得《春秋》大义显得更加地简易明白。孙觉解释经文也有这个特点，南宋周麟之认为孙觉的《春秋经解》较之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其旨详而明，深而当”，叶梦得认为孙觉的《春秋经解》“近而易明”。之所以有这个特点，跟孙觉舍传求经，直寻大义的解经方法是分不开的。 3.综合前人说经取其善者，并提出己说。
啖助在《春秋集传集注》中说：“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啖助的这种做法，已经不同于一般的集注了，而是根据自家所开创的“理”来衡量诸家的注疏，与此“理”相合者便仍其说，不合者，或“随文改易”，或“演而通之”，更有甚者，则“全削而别注”，啖助的别注不注其名，只是随文而附。
孙觉解经亦综合各家之说，先儒不仅包括中唐啖助、赵匡、陆淳，其师胡瑗，还包括《论语》《孟子》《周礼》《史记》等典籍。如他引《论语》来解“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条，引《尚书》和《周礼》来解庄公元年“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卒，王使叔来赐桓公命”条。等等。另外，孙觉能够在综合各家之说的基础上，断以己意。孙觉解经往往能针对经文做一番评论，他每解一条经文，都像做一篇政治报告，能品评各家观点断以己意。解宣公元年“六月，齐人取济西田”条：
济西之田，齐人取之，盖有罪矣。然三传皆以为赂齐，而赂齐之恶，经无所见。盖宣公弑君，罪大当诛，而齐为伯主，不能讨，与公婚姻，与公盟会，再受其臣之聘，又取其田，盖皆于数月之间也。齐侯之罪而难见，故明书取田以著其罪。春秋取田邑，皆贬之曰人，罪其擅取也……？？？
三传把罪归结到宣公身上，认为是宣公惧怕齐国讨伐而割地以贿赂齐国，孙觉则把罪责归结到齐侯的身上，认为齐侯虽为伯主，但不行伯义，婚姻、会盟、受聘、取田，均有罪，虽三传隐其之罪，但孙觉则显齐之恶。这不得不说孙觉解经明显带上了时代特色，结合己意，政治性更强了。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孙觉的《春秋》学对中唐啖、赵、陆的继承与发挥，其《春秋》学的确在很多方面受到了以上三人的影响，孙觉继承了三人统观三传，质疑三传，舍传求经，直寻大义以及综合前人，提出己意的解经方法，然而孙觉在具体的阐述中显得比三人更加的完善，并且带上了明显的时代特色。三人作为新《春秋》学的先导，带动《春秋》学的蜕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宋儒孙觉继承了并发展了三人的《春秋》思想，使宋代的《春秋》学在整个宋学之中异常闪耀。
注释：
①《旧唐书》载杨任国子监祭酒，于开元十六年上疏曰：“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也。”可见当时《春秋》学之颓势（初唐士人视《左传》《春秋》同一）.
②《春秋集传纂例提要》，《四库全书》本，经部140卷375页.
③朱彝尊《春秋集传纂例序》，《四库全书》本，经部140卷378页.
④陆淳《春秋集传辨疑》凡例，《四库全书》本，经部140卷598页.
⑤孙觉《春秋经解自序》，《丛书集成初编》本，1页.
⑥孙觉《春秋经解》，《丛书集成初编》本，92页.
⑦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助取舍三传义例第六”.
⑧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二.
⑨孙觉《春秋经解》，《丛书集成初编》本，217页.
⑩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春秋宗指议第一”.
？？？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注义例第四”.
？？？孙觉《春秋经解》，《丛书集成初编》本，283页.
？？？宋人陈振孙说：“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而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清末学者皮锡瑞说：“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借此一派。”（《经学通论》之四《春秋》）.
参考文献：
[1]孙觉.春秋经解[M].《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
[2]陆淳.春秋集传纂例[M].《四库全书》本.
[3]陆淳.春秋集传辨疑[M].《四库全书》本.
[4]赵伯雄.春秋学史[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