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是谁的问题，自班固之后，尤其是柳宗元以来，聚讼不已，在学术界始终没有较为确切的结论。竹简《文子》的出土，并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我们判明竹简《文子》形成于汉初的可能性最大，说明“文子”是出于伪托，但文子是谁的问题仍然呈胶着状态。要想有所突破，不仅需要考虑逻辑上的多种可能，更需要多种史料的综合比照。
一、古书流传的复杂性与班固《汉书·艺文志》之注的再考察
从《汉书·艺文志》的导言来看，孔子之后学术流派很多，书籍的命运多舛，书籍的来源驳杂：
《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藩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王葆玹先生指出，汉成帝时篇籍大增，各种书的藏本颇多，“刘向自恃为《谷梁》学名家及朝野公认的宿学通儒，又属刘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书之机，以及与元成两帝接近的便利条件，自然要在重要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统，与经学的其它派系分庭抗礼。他所拟订的篇次、篇数都是与旧本不同的，就连书名也要重新拟就”。[1]
在“真伪纷争”、 “藩灭文章”、“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求遗书于天下”的背景下，书籍的流传、创作、整理都会受到影响，产生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需要仔细辨别。那些出土文献诚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篡改，但在下葬之前又经历了那些变故呢？所以需要认真考究。
具体到《汉书·艺文志》中所着录的37种道家著作，根据作者的虚实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本上属于著者原创或注释前人作品的，如《老子》、《庄子》、《管子》、《田子》、《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刘向《说老子》等。
2、基本上属于依托或可以怀疑是依托的作品，《黄帝君臣》、《力牧》、《杂黄帝》等班固已明言“起六国时”， 或“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六国时贤者所作”。而在《太公》之注中，班固说：“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有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那么《伊尹》、《辛甲》、《鬻子》三本书的情况又如何呢？本文认为书名与作者的身世要有所区别。比如“伊尹”是“汤相”，但《伊尹》这本书是不是伊尹本人所着，就需要谨慎对待了。而“辛甲”是“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两人的身世都是有据可察的，但他们是不是就是《辛甲》、《鬻子》的作者还是可以怀疑的。“孔子之前没有私家著作” 的学术标尺已经被动摇。但 “春秋以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2] 的判断还是可信的。更何况，“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3] 比较温和的说法应该是《伊尹》、《辛甲》、《鬻子》和《太公》一样是依托于他们的事迹、言论，并做了引申、发挥和附会的书。
有鉴于此，不能仅仅以《汉书·艺文志》来考量班固之前的文献，反之，有必要以先秦以来的文献来考量班固所作的注释。
二、众多“文子”考索
春秋战国时期以"文子"为名者屡见不鲜，而冠以姓，仅在《左传》、《国语》中就能找到十六个之多，遍布晋卫齐鲁诸国，且身份各不相同。严灵峰先生业已考证这些"文子"都不可能是《文子》一书的作者。[4]
刘向《列仙传》：“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黄老言，居潜山下。”《大戴礼·卫将军文子》中有文子、子贡、孔子三人的对话，其中不乏“文子曰……”的内容，主要是卫将军文子追问子贡孔子七十余弟子中“孰为贤也”，另外还有孔子对于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人的评论，其中还提到了晋大夫赵武，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赵氏孤儿，这个赵武也叫"文子"[5]，可见“文子”其人多矣，究竟哪一个和《文子》一书有瓜葛需谨慎对待。
三、文子：“老子弟子” 的疑窦
关于文子，班固《汉志》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王充《论衡·自然篇》也把老子和文子看成师徒关系，以为：“以孔子为君，颜渊为臣，尚不能谴告；况以老子为君，文子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葛洪《抱朴子内篇·释滞》："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着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
钱穆先生业已指出：
今按庄子好言老子，其所称老子弟子，如南荣 、庚桑楚、杨子居之徒，虽云空言无事实，亦述之详矣。顾独不及文子。其它诸子亦无言文子者。太史公载诸子，亦缺文子。[6]
钱穆先生还提到：
《孟荀传索引》引《别录》：“墨子书有文子，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则非与孔子同时之文子也。
钱穆先生在《老子杂辨》一文中又说：“老子弟子文子乃尹文之误”，并认为《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所提到的文子“盖即尹文子”。
班固注《汉书·艺文志》，还记载了一位“老子弟子”，他是《蜎子》一书的作者，班固注曰“名渊，楚人，老子弟子”。这个名“渊”的人，一般都认为就是环渊。《史记·孟荀列传》：“环渊，楚人”， 和田骈、接子、慎到等人都是稷下先生，“皆学黄老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并且各有著作。《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这些人在宣王时“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班固并没有把田骈、接子、慎到等人视为老子弟子，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班固所见到的《蜎子》一书中有“学于老子”之类的话。正如王博先生所言，“谓此人述老子可也，谓其为老子弟子则非也。”[7]
而竹简《文子》中，没有文子和老子的答问，更看不出文子是老子弟子的痕迹，王博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班固等以文子为老子弟子，实无证据。传世本《文子·道德篇》中有“平王问文子曰：‘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今贤人虽有道，而遭淫乱之世’”，可为文子师从老子之证，但遗憾的是，竹简《文子》适有此段。0880号：“王曰：人主唯（虽）贤，而曹（遭）淫暴之世……”而无“吾闻子得道于老聃”句，可知此为后人增益，非原文之旧。[8]
由此可以推断，班固所见到的《文子》中，与八角廊竹简不同，其中有“吾闻子得道于老聃”的字眼。
至于钱穆先生所提到的文子“盖即尹文子”的假说，因为《汉书·艺文志》名家类着录《尹文子》一篇，注曰：“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尹文子显然也不是老子弟子，更不是“文子”。
可见，班固所言“称周平王问”是否误读暂且不论，但以“文子”为“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 却有误读的可能，其出发点无非是《文子》书中对《老子》思想多有申述而已。王充、葛洪等因袭班固之言，唐代则把文子封为通玄真人。加之传世本《文子·道德篇》中有“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之语，造成了一连串的“误读”，使“平王”与“文子”的问题日益扑朔迷离。考虑到竹简《文子》的思想和《庄子》外杂篇中的黄老思想多有契合之处，我们更有理由推断“文子”不是老子弟子。
四、文子：与平王“势不两立”
辨明 “文子”不是老子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考虑：既然文子和平王答问，那么文子是不是平王之臣呢？班固的《汉书·古今人年表》中确有“文子”其人。《古今人年表》横向是古今人所属的道德等级，纵向则是时间序列，文子列在秦襄公之后，同属“中中”一等，在周平王宜臼稍前。而秦襄王与周平王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史记·秦本纪》记载：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歧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歧、丰之地，秦能攻遂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秦襄王为周平王救难，率兵力战，又护送周平王迁都雒邑；周平王则对襄公赐爵封侯，二人相互起誓。周平王东迁赖秦襄公之力，秦襄公立国乃周平王之封。这样看来与秦襄公同时的文子，和周平王问答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王博先生认为“文子固为平王朝中之臣，似不必自后世求之”：
道家之书，本多依托之言，如《伊尹》设为伊尹、商汤问答，《鬻子》设为鬻子、周文王问答，以及帛书《黄帝四经》设为黄帝与太山稽、果童、力黑的问答等，其言行事迹历史中虽无有，然人物关系从不混乱，并无“关公战秦琼”之例。以此知平王固为依托，文子亦然。[9]
正如王博先生所言，“道家之书，本多依托之言”。但是，“伊尹”在竹简《文子》中就被提到。伊尹的言行在《世纪·殷本纪》中更有明确记载：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 "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
实际上，伊尹在春秋战国的诸子著作中被屡屡提起。
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是故汤以胞人笼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庄子·庚桑楚》
《孟子》一书中提到伊尹的有22次之多。
而力牧，《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至于鬻子，《史记·楚世家》所言：“鬻熊子事文王”，也可以作为鬻子与周文王答问的依据。
回头再看文子与平王的问题。现有的文献中，从春秋到汉武帝时期，只有三个平王事迹可考：周平王、楚平王、梁平王。楚平王和周平王在《古今人年表中》都列入“下下愚”一等，《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平王被汉武帝评价为“无良师傅，故陷于不义”。三人在位的时间都很长，如果确有“文子”其人，且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和思想，在史书上不可能没有记载。可见，“文子”并非平王之臣。班固把“文子”列入古今人表，无非是文子是和“平王”答问者，而这个“平王”，又被班固当成了周平王，所以把文子和秦襄王搁在了一起。
五、文子：非辛文子
关于文子身世的最有影响的说法，当数“辛文子”说。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大概生活于北魏时期的李暹为《文子》一书作注，且有文子之传流行于世，其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云"。 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这一说法流传甚广，李善、徐灵府、孙星衍都持这一看法。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序》还补充说："文子，晋之公孙，姓辛氏，字计然，文子其号。家雎之葵丘，属宋地，一称宋钘，师老子学，早闻大道，著书十二篇曰《文子》"，"楚平王聘而问道，范蠡从而师事之，勾践位以大夫，佐越平吴，功成不有，退隐封禹之地，登云仙去，吴兴计筹之阴乃其古处"。
《史记》中有范蠡师计然之语。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范子》之语见于马总《意林》卷一，其中谈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名文子，其先晋国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而知着，其行浩浩，其心泛泛，不肯自显诸侯。阴所利者，七国，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同利也'。"
《意林》另录《范子》十二卷，"并是阴阳历数也"。可见，作为范蠡之师的辛文子可能是阴阳学派的重要人物，和作为老子之徒"祖述黄老，宪章玄虚"的文子显然不是一个人，《汉书·古今人表》“文子”之后又有“辛有”之名，后人所“文子姓辛氏”的推测，很可能是把两人混同起来了。洪迈《容斋随笔》辨曰：
唐贞元中，马总所述《意林》一书，抄类诸子百余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着，其志沉沉，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其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据此则计然姓名出处，皎然可见，裴因注《史记》，亦知引《范子》。《北史》萧大圜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为计然，师古盖未能尽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谓《范子》所称计然。但其书一切以老子为宗，略无与范蠡谋议之事，《意林》所编《文子》正与此同，所谓《范子》，乃别是一书，亦十二卷。马总只载其叙计然及他三事，云：“余并阴阳历数，故不取。”则与《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说误也。《唐·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
宋濂也认为：“计然与范蠡言皆权谋术数，具载于书，绝与此异”。他推论说：
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欤？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说，误指为《范子计然》十五卷欤？[10]
洪迈、宋濂等人的论证是确切而可靠的。《范子计然》一书《新唐书·经籍志》列入农家，在贾思勰《齐民要术》已有所引用，鲁迅先生做过《范子计然》的辑佚本，学者认为计然的言论中“真有见地的是他对经济问题的见解”。[11]
六、“文子”其人的两种可能
1、自著其书的文子：
这个“文子”应该同时满足两个属性：
（1）从《文子》其书的内在思想来看，文子应该是道家思想的重要传人。
（2）与此相适应，文子其人作为重要的思想家，如果是秦汉人，一般会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如果是先秦人，《庄子》、《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韩非子》、《淮南子》等著名的学术文献中，应该有他的蛛丝马迹。但是，目前所见到的文献中，要论证文子是老子弟子或者平王之臣是有困难的。
2、著者自隐其名，而伪托“文子”，又有三种可能，
1)被伪托的文子是“公共人物”，则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该文子名望不可不高；
B、该文子是和思想界不可没有瓜葛；
C、该文子和道家不可没有联系。
2)被伪托的“文子”确有其人，但只是和作者有特殊关系，比如父子或是师徒。这种情况几乎可以排除，因为对其父其师的纪念还不如明确记载他们的言行。 3）被伪托的文子也是子虚午有，那唯一的解释就是春秋以降，文献中叫“文子”的人俯拾皆是，著者信手拈来。因为要阐释和发挥道家的思想，所以挂在“老子弟子”的名下。而那个“平王”，无非是“处淫暴之世，而欲化久乱之民”的君主的代名词。这个君主是某诸侯国的君主，还是“天下”的君主，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但考虑到文子不是寓言式的著作，这种可能性也可以暂时排除。
七、文子与田文的特殊关系
1、田文又称文子
田文称“文子”，是有确凿证据的。《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国君田婴。”《战国策·魏策》：“犀首许诺。于是东见田婴，与之约结，招文子而相之魏”。“（ 犀首）谓魏王曰：‘今所患者，齐也。婴子言行于齐王，王欲得齐，则胡不招文子而相之？彼必务以齐事王。’王曰：‘善’。因招文子而相之。”《史记·范雎列传》；“诸侯见齐之疲敝，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
2、此文子名望最高
田文是战国四君子中名望最高的，相齐、秦、魏三国，一度“中立于诸侯”，“世传其好客自喜”。
3、齐国与道家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孟尝君本人的言行也和道家思想有内在联系
孟尝君之父靖郭君田婴听从了门客“海大鱼” （“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的讽喻，放弃了“城于薛”的念头。靖郭君还重用为众人所诟病的齐貌辨，齐貌辨后来果然立了大功。《战国策》这样评价：“当是时，靖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 故人非之不为沮 。”（齐一）
孟尝君在齐国被评价为“善为事矣，转祸为功”。在士人的心目中“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孟尝君养士“无弃人”，鸡鸣狗盗之徒就是著名的例子；夏侯章更是通过诋毁孟尝君的方式抬高孟尝君的声望，“以身为孟尝君，岂得持言也”。（ 齐三）其门客冯欢收债于薛，损“有余”而补“不足”，一方面分别欠债人的“有余”（富给者）和“不足”（贫穷者），一方面分析孟尝君本人的“有余”（珍宝、狗马、美人）和“不足（寡有者以义耳）”，烧毁了卷契，并营造了“狡兔之三窟”，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
颜斶说齐宣王去华取实，强调“矜功不立，虚愿不至”， 说明“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并直接引用老子的话；“老子曰 ：‘ 虽贵，必以贱为本； 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之本与？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 ，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 ， 舜傅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很受震动，“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颜斶却表示：“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战国策》评论说：“斶知足矣，归反朴，则终身不辱也” （齐四）这样典型的道家思想在齐国得到认可，说明齐国有深厚的道家土壤。
4、田文入诸子
更主要的是，田文被看成是重要的思想家，和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鉼、邓析、惠施并列在一起，《韩诗外传》卷四云：
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鉼、邓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罪也。
“田文入诸子”（王葆玹先生语），这在四君子中，加上稍晚一点的文信君吕不韦，也是绝无仅有的。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5、齐王问文子，文子即田文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必罚〉一节中说：
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
这是属于“经”的内容，在下文“说”的部分，对此有明确的解释： 齐王问于文子曰：“治国何如？” 对曰：“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
按照《韩非子》的评论，田文肯定有很多“说法”， “称若兽鹿”应该是其中之一。马骕就是引用这段话作为“孟尝君相齐”的内容之一。[12] 钱穆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绎史》谓是文子即田文，田文岂肯为是言哉？”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田文是田婴的一个“贱妾”冒着“不利于父母”的风险所偷偷生下来的，他最初受到田婴的重用，就是提出门下士人待遇太差：
文曰："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短褐，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嗳。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于是婴乃礼文，使主家待宾客。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婴许之。婴卒，谥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
孟尝君本人得以确立太子的地位，取代其父亲的位置，是靠着“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而他一生的功名都和善待门客息息相关。他的门客被“厚遇”时忠心耿耿，自杀和杀人在所不惜，出谋划策更不在话下,甚至于受过他的门客的恩惠的人，为了证明孟尝君没有谋反而自杀；而当他被废时，众多门客一哄而散，用“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再恰当不过：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 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孟尝君相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尝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怒而退魏子。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愍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愍王，愍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刭宫门以明孟尝君。愍王乃惊，而踪迹验问，孟尝君果无反谋，乃复召孟尝君。
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
由此看来，齐王所问，“称若兽鹿”的文子就是田文。
严灵峰先生认为“著《文子》书者，可能自隐无名，托名‘文子’。 其书其书既属于君、臣与师、生问对题材，则其书当系门人和后学所记述，并非自著。”我们认为严先生的这个论断是公允而可信的。严先生同时认为：
齐宣王时，稷下学士且“数百千人”，除田骈，接子等七十六人之外，其它多被埋没，而“文子”可能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学黄老道德之术”，“自著书，言治乱之事”。目前出土的竹简《文子》，也许就是这位“稷下隐名的文子”所为。[13]
这里有一个矛盾，如果这个“文子”“自著书，言治乱之事”，如环渊、田骈、接子、慎到等人，被“隐名”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但这个矛盾的出现，更加证明了“文子”是被委托的对象，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认为这个被委托的“文子”，就是指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田文。
关于“文”姓，《姓觿》引《世本》曰：“田文之后”，宋濂所谓“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欤”，也说明“文子”和田文有密切关系。
八、关于“平王”
讨论《文子》一书，不能不涉及“平王”的问题。八角廊残简《文子》有38处“平王”，传世本《文子》《道德》篇亦有“平王问”之语，同样未见“周”字。《汉书·艺文志》“《文子》”之下班固注认为《文子》称周平王是"似伪托者也"。黄震以周平王与文子相去甚远为由论证《文子》之伪，姚际恒认为称"周平王"是伪托而《文子》一书不是伪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周氏涉笔》认为"其称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为周平时人，非也。"孙星衍认为班固误读《文子》把楚平王当成了周平王。但是，孙星衍的假说仍然有很大漏洞。
1、“平王”：与“文子”的势不两立：
如班固所言按图索骥，文子是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称周平王问是委托。从现有资料来看，在《论语》中提到的公叔文子、季文子、孔文子、陈文子等与孔子同时的“文子”都是大夫、将军、上卿之类的贵族或大臣，不可能是老子弟子。
这个平王如果是楚平王，实际上他的时代要晚于孔子，老子的弟子不可能和他答问。
著名的政治家文种是楚国人，《史记正义》云：“大夫种，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时为宛令。”江瑔在《读子巵言》中认为“文子即文种。古人所未言，自余始发之，颇足惊世。”他认为自己的意见“发千古所未发，窃喜不为古人所欺”。但文种身前身后都没有称文子的记载，他的主要活动都是在越国，几乎没有机会和楚平王答问，也和思想界没有什么关联。江瑔认为文种是“老子弟子”，跟随老子到了函谷关，老子西行而文种入越，目前还没有文献为这一猜想提供线索。
还有一位和孔子同时的“文子”，是齐庄公时代的田文子须无，和晏婴一起参与政事，也不可能是老子弟子。“文子卒，生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 楚平王是在齐庄公去世的二十年之后才取得王位，二人也不可能答问。
2、从“平王曰”的格式看 “平王”非实指
《文子》一书从未提及平王是哪个平王，但是屡次出现“平王问”、“平王曰”的格式，史书中记载帝王诸侯的言论，一般都是“某（国名）王曰”或“王曰”，这是直接引语的格式，或者说是类似于现场的纪录。而谥号则是死后所加，后来者如果以其谥号为称呼，则属于间接引语，依托其名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所以，分别出了“平王”和“平王问”、“平王曰”之间的微妙差别，可以使我们多一条思路。再考虑到文献之中有平王的地方无文子，有文子的地方无平王，颇有“势不两立”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依托就不是“好象”而是比较肯定的了。至少他们中间有一人是伪托。
3、伪托“平王”的例证：
《艺文类聚》卷
八
十
五、《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引《说苑》：“高平王谴使者从魏文侯贷粟”，向承周《说苑校证》案：“‘高平王’乃当时隐语，犹《庄子》书言‘监河侯’之比”。此“高平王”更是无稽可靠。
4、如果“文子”是指孟尝君的话，“平王”又是谁呢？有四种可能：
A、齐襄王。根据是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中有“南攻平陵”之说，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战国策·齐一》中均写为“南攻襄陵”，在《史记·魏世家》和《竹书纪年》中写作“围我襄陵”。说明“平”和“襄”有互换的可能，是否的确如此，还需要进一步的落实，但至少是多了一条线索。
B、泛指“齐王”。“齐”和“平”义同互换。
C、暗指战国末期死后无谥的某诸侯王。
D、泛指“处淫暴之世，而欲化久乱之民”的君主。
九、平王与文子可能的身份
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来看，道家多依托之作。结合文献资料与《文子》本身的体例，及平王与文子 “势不两立”的情势，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作者自隐其名，依托文子阐释道家思想，这个“文子”就是田文，而依托“平王”言明时世。[14] 采用问答体的形式，主要是为了行文的方便。[15]
原载《华学》第五辑，略有改动
注释：
[1] 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版．第２５１页。
[2] 余嘉锡：《古书通例·古书书名之研究》。
[3] 余嘉锡：《古书通例·古书不题撰人》。
[5] 见《史记·赵世家》。
[6] 钱穆：《老子杂辨》十二《老子弟子文子乃尹文之误》。
[7] 王博：《关于〈文子〉的几个问题》,《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
[8] 王博：《关于〈文子〉的几个问题》,《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
[9] 王博：《关于〈文子〉的几个问题》,《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
[10]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六十二《诸子辨》。
[12]《绎史》卷一三三《孟尝君相齐》。
[14] 从竹简《文子》来看，“平王”是一位“处淫暴之世，而欲化久乱之民”的君主。作者反复强调君主要按照“道德”的要求来治理国家，甚至认为如果桀纣修行了“道德”，汤武虽贤也无所建树。由此看来，作者的真实意图是要突出“道德”的力量。如果非要把“平王”落实下去，很可能是南辕北辙，劳而无功。
[15] 在古代答问体的文献中，往往是内容相同而答问者各式各样。关公战秦琼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关于晏子“一心事三君”的问题，同样是在《晏子春秋》中，《内篇问下》记载是梁丘据向晏子本人提的问题，在《外篇》第三中是孔子在回答齐景公为什么不见晏子的问题时所给出的理由，而在《外篇》第四中又是孔子回答子贡为什么只见齐景公而不见晏子的问题时所给出的理由。关于如何评价羊舌大夫（或羊殖）的问题，在《说苑·善说》中是赵简子问成抟，而在《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中却是晋平公问祁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