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书画鉴定有主要依据与辅助依据两个路径，前者涉及作品的个人风格，后者涉及作品的印章、题跋等因素，避讳问题来自对后者的考订。避讳为我国特有的文化现象，通过古书画题款与题跋中的避讳情况来断代一直被鉴定界视为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本文通过古书画鉴定中的典型案例分析，表述了自己对书画鉴定中避讳现象的理解，以期能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 古书画鉴定；主要依据；辅助依据；避讳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古书画的鉴定可由主要依据与辅助依据两个路径切入。前者来自对书画作品时代特点以及书画家个人风格的深入理解，这缘于杰出的书画家总是表现出鲜明的个人风貌。这种个人风貌既有个性因素，又与作者身处的时代密不可分，这就要求鉴赏者对众多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与时代特点有着深刻的体悟与看法，而其中的笔墨风格则为最重要的风格学研究材料。后者则主要指古书画中的印章、纸绢、题跋、标签、幅式形制、装裱等，其中透露的信息为书画鉴定过程中主要依据外十分重要的凭借。这些内容尽管可视为辅助材料，但在书画鉴赏中的意义却非同寻常。这缘于诗、书、画、印以及形制装裱原本就是优秀书画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要组成部分，且它们在鉴赏中的作用同样尤为重要，故而有时辅助依据也可以成为主要的鉴赏路径。
本文述及的避讳问题则来自对辅助依据中的印章、题跋等相关信息的考订。实践表明，往往笔墨风格的“目鉴”不能解决的鉴别难题，文献资料的考订则可以从另一个层面予以解决。避讳作为重要的辅助信息表明，辅助依据与主要依据一样具有说服力，甚至有时更为不容置疑，因为文字的证据比视觉经验更容易让更多人所信服，关键是我们在鉴定的过程如何灵活地运用它。关于书画鉴定中的避讳问题，谢稚柳、杨仁恺、启功等学者均有过精彩的研究案例，以供参考。
避讳为我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唐代的李贺因父名晋肃，考进士时便受到竞争者的诋毁，尽管韩愈作《讳辨》，仗义执言：“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李贺最终仍遭馋落第，以至于抑郁寡欢，一代英才年仅27岁便溘然辞世。避讳主要有避家族讳与避朝讳两种，李贺的情况属于家族讳的范畴。可见，今日看似不关痛痒的避讳问题，在古代却关系着人生的方方面面，甚至在文章和书写中往往与人的身家性命密切相关，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杀生之祸，所以说相关古书画题款与题跋中的避讳情况显然可视为明确而有力的辅助鉴定材料。
因各个时代均有严格的避讳规定，故而避讳一直被视为是断代的重要材料。在创作中，古书画的作者绝不会不避自身时代的讳，作伪者同样也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冒避讳的险。具体的鉴定实例表明，在避讳上出现的问题多为后来的造假者因文史知识的缺乏，不了解原作时代的避讳常识造成的。避讳有避朝讳与避家讳之分，避朝讳容易，避家讳则很难，这缘于在有名望的大家族中，忌讳很多，这也无形中提高了我们书画鉴定的难度。
如清代画家邹一桂，为清代乾隆朝著名的花鸟画家，深受乾隆的厚爱。在其名号的基础性考证上，便出现了问题：一是他的号很多，大体有小山、小山居士、让乡、二知、二知老人、蓉湖一老、阳枝耆英、二泉山人、九龙山人、九龙山樵、鄹子、邃庐、培月轩、九龙山房、亦园等，其中又有“号”与“晚号”、“别号”、“斋号”之分别；二是有的号在不同的著述以及作品中，存在一定的矛盾，如“让乡”有的写作“让卿”。这些尽管看似小问题，但在一个画家的个案研究中则马虎不得。从邹一桂的影响来看，当时的伪作当不在少数，至今市面仍能见其伪作流传，而一些伪作往往在个人的名号上会出错误。针对“让乡”、“让卿”的问题，应该是“让乡”而非“让卿”，因为“让乡”是邹一桂常用的号，当不会有误，之所以出现二者的混淆，应缘于“_”（乡之繁体）与“卿”字形的相近而造成著录者与作伪者的误识。之所以断定邹一桂绝不可能有“让卿”的号，因为邹一桂的父亲为邹卿森，有着一定的画名，见著于相关著录。从避讳的角度上讲，邹一桂自然不会不避其父的讳。[1]故而出现“让卿”的作品只能是伪作了。
需要指出的是，该卷所书四首古诗最早见于唐徐坚的《初学记》卷二三《道释部》，且顺序也完全一致。该书为徐坚奉敕为唐玄宗时诸王学习之用而作，应为唐代广为流传的工具书之一。生在唐朝的张旭书写时产生笔误的可能性很小，而其他的作者书写时因避讳而出现与原文不一致的可能性则很大。再者，五行的知识对古代读书人来说，也为常识中的常识，出错的几率更是小之又小，何况又出现在仙道题材的诗中！笔者以为，在众多的相关论述中，启功的论证可信度较高，故而云此《古诗四帖》为张旭所作实属牵强。不过启功的论述也并非无懈可击，其作为论据的徐坚《初学记》的版本便是一个问题。尽管如此，笔者以为将一个尚在争论中的问题以公论的形式广布于目前的中小学乃至高校的美术教材上实在有失谨慎。有时告诉学生问题之所在，进而激发其求知的欲望似乎更合乎艺术教育的本义。
在其他的朝代，元代因蒙古人的名字为蒙古语的音译，无须避讳。明代则避讳依旧，不过已不像唐、宋那么严格。清代因清世祖福临为满语音译，故而不避讳，然康熙朝开始避讳，且极为严厉，但在明清两代避同音字的讳已不复存在。明清时因不避同音字的讳，便出现既可将避讳字改成同义字，也可将其改成同音字的现象。如画家赵元生于元代，入明后须避明讳，“元”只能写作“原”，因此根据赵原（赵元）作品的款署，自然可以断定其作品的大体时限。再如清代“四僧”中的弘仁，乾隆之后作品款署时因避乾隆的讳（乾隆名弘历），弘仁的“弘”只能写作“宏仁”，虽然其曾为血性十足的抗清志士。
当然避讳也有特殊的情况，如已祧（皇帝已故五世的祖宗）不讳，不过有人照样依据惯例与敬仰予以避讳，由此可见其问题的复杂性。而在临摹一些作品时，为了保持与原作的一致性，款署则往往依原作临写，无须避讳。[2]258这些均为古书画鉴定时应予以注意的地方。避讳尽管仅为古书画鉴定中的辅助依据，但其作用不容忽视，上述的几个案例依然已给出了颇具代表性的注脚。不过笔者认为，所有的鉴定方法均存在不足，只有将各种方法予以综合运用方为大成，然这又何其难也！故而越是在书画鉴定上有所造诣的人，便越内敛低调。上述杨仁恺、谢稚柳、启功三位鉴定界前辈之间的争论便为我们上了意味深长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