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能否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是近来史学界探讨的热点。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历史认识本身的问题，更事关历史学科能否成为科学的大问题。因此，研究如何才能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对于进行历史研究以及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的确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科学的历史认识;历史客观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如何形成
历史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见之与历史认识客体的结果。为了得到科学的历史认识，对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进行诠释就变得很有必要。这是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的第一步。紧接着本文对历史客观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这两种错误的历史认识论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最后，本文就“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才能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历史认识的两个方面
历史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历史认识客体的能动反映的结果，换言之，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就是历史认识的两个方面。那么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二者又包含哪些内容呢？一般而言，说到历史认识主体，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史学家，但史学家是否就是唯一的历史认识主体呢？既然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一切，那么每个人的成长历程自然也在其中，那么我们对“昨天的我”的认识属不属于历史认识的范畴呢？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可以称为历史认识的主体而不必成为史学家呢？李杰认为：“历史认识中，凡是感知历史存在的人都是历史认识主体，即历史认识主体是以历史感认识现实的一切人。”然而，这并非历史认识主体的全部内容。正如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并非某个人的认识成果，而是在几千年发展历程中，整个中华民族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认识，它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一个民族群体性的认识。在这里，民族就成为历史认识的主体。那么，部落、阶级、国家、学派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是不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正如李杰所说：“以集体方式形成的人，即社会共同体，也是历史认识主体”，这就很好的解答了我们的疑惑。综上所述，历史认识主体既包括“感知历史存在的人”，还包括“以集体方式形成的人”。
在探讨历史认识客体之前，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什么是历史？正如庞卓恒所著《史学概论》中所述，“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大概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人类过去的经历;二是指述说过去经历的历史书;三是指把人类过去经历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那么，历史认识客体是否就等同于历史本身呢？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历史认识客体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研究对象，属于历史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而且，历史事件必须成为认识主体的研究对象，才成为历史认识客体，否则只能称之为历史事件。历史事件能否成为历史认识客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识主体，即并非所有历史事实都有幸升级为历史认识客体。比如，长埋于地下的历史遗迹未经考古发现，便不成为历史认识的客体，但并不妨碍其成为历史事实。
综上所述，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作为历史认识的两个方面，二者辩证统
一、而不可分割。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都是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产生的，二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历史认识过程之中。
二、正确处理历史认识两方面的关系
如上所述，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是历史认识的两个方面。对二者关系的正确把握对于我们能否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至关重要。有两种错误的倾向，我们应引以为戒，即历史客观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错误的史学认识论呢？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历史客观主义，完全抹杀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性，“主张历史研究者‘排除自我’，保持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立场，切记带着这样那样的理论、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完全‘让史料说话’，‘让史实说话’;有的还主张‘史学即史料学’。”19世纪的兰克及兰克学派是这一主张的突出代表。柯林伍德将历史客观主义的观点概括为：“每件事都要被思考为不仅独立于其他一切事实之外，而且也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因此历史学家观点中的一切主观成分必须一概删除。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对事实作任何判断，他只应该说事实是什么。”所谓“排除自我”“保持纯客观的立场”是根本无法做到的，研究者不可能不带有任何理论、观点而从事研究;而且“让史料说话“、”让史实说话“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完全有悖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与之相对，历史相对主义则过分夸大历史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而完全忽视历史认识客体的客观性，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历史相对主义，“强调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这就决定了人们可能认识它的真相，一去历史著述展示出来的历史现象或过程，都只不过是历史写作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建构起来的，各有自己的依据和道理，谁也无权宣称某某著作或论断代表了真理。”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是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他说：“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因为，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是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语文学与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英国国史学家卡尔也是这一主张的重要支持者。他说：“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历史认识客体在他们看来，不属于客观存在的范畴。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同历史客观主义一样走向了极端，因未能正确处理历史认识两个方面的关系，而终究与科学的历史认识失之交臂。
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把握了历史认识两个方面的关系，而使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成为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承认历史事件和过程独立于研究者之外而存在，而且指出历史事件和过程能够被研究者逐渐认识。这样就很好地把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了，同时在承认客观性的同时也突出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更为难得的是，还重点指出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非任意的，而是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历史认识当然也就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正如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三、如何才能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
在正确处理了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要想最终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还需在一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历史认识主体方面
要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历史认识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史学知识并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习。古之学者认为意欲著出高水平的史书，史家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能。如“刘子玄提出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提出史家‘四长’：史才、史学、史识、史德。……梁启超则认为应该如此：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所谓“史德”，即历史学家应有的道德，作为历史学家应该实事求是，在叙述历史时应当客观公正，不要因个人好恶而随意篡改;所谓“史学”，就是要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否则就不可能对历史事件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所谓“史识”，就是作为史学家应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要透过历史现象看出本质，找出规律，而非简单的了解历史事件本身;所谓“史才”，就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写作水平以及语言组织能力能否将自己的想法如实的表达出来。古人对于史家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形成科学历史认识对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要求。历史研究者可以以此为对照，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为科学的历史认识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历史研究者收集、鉴别和解读史料的能力以及分析研究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科学历史认识的形成。为此，研究者就必须拓宽知识面，加强学科联系，特别是近几年心理史学、计量史学以及经济史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研究者掌握跨学科的知识，为此我们要在这方面好好努力。
最后，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立场问题。特别是我们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如果立场问题出现偏差，就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要求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分析问题，对于古代史家所著史书要特别注意其阶级性和政治立场。
（二）历史认识客体方面
其实历史认识客体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历史认识的主体。历史资料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基本依据，史料方面存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局限着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除本身现存史料就很少以外，如关于夏商周三代的史料以及更为遥远的时期的记载，能否最大限度的占有史料就成为这方面制约认识历史真相的决定因素。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努力提高自己搜集史料、鉴别史料以及分析史料的能力。
当然除上述因素外，科学历史认识的形成还受制于历史条件。正如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主体只能达到客观历史认识的某一阶段某一层次的大致正确反映，而不可能对客观历史一劳永逸的完成认识。马雪萍认为：”我们总是要重写历史，但并不是因为历史是不能发现真理的历史学家的‘主观产物’，而是因为你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水准在不断提高。因为历史学家在其研究工作中只能达到相对真理，这是历史叙述与事实完全同态的漫长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绝对真理是一个有限度的概念，是一种理想。“
虽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可能存在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真相无法被认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每一代人对历史的认识，都是向无限真理的接近。虽然我们无法获得绝对科学的历史认识，但却可以发现相对真理，这对于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而言便是科学的历史认识。
四、结语
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关系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而要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除了必须要正确处理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以及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这一基本问题外，研究者还要在提高自己史学研究能力的同时，以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如此，获得科学的历史认识便不在是遥不可及的事。
参考文献：
[2]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英）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