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布鲁玛感到困惑的地方，不是因为父亲痛不欲生的经历，而是他回到荷兰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涯之时，需要接受一种庆祝生还的整人仪式，这些新人被称为“胚胎”，被人扯着嗓子骂、戏弄，甚至人挤人被关进狭小的地窖里，称之为“玩转达豪集中营”。父亲说这种整人行为很正常，是大学延续多年的惯例。布鲁玛说：“这种‘事情很正常’的思路似乎提供了一条帮助理解的线索。人们太想回到纳粹占领前他们熟知的那个旧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炸弹，没有集中营，没有杀戮，而整整‘胚胎’则稀松平常。这种想法意在重温旧梦，恢复传统，似乎这样，就算回归了本原。”
但世界已经摧毁了，想要重建一个新的世界并非如此简单。《零年：1945》是一本零度叙事的历史教科书，不是侧重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而是深入历史的缝隙，通过各种历史参与者的回忆录，打捞那些触目惊心的摧毁片段。这些片段一方面是战争的延续，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之下人性之恶的爆发，无论是杀戮、饥饿、隔绝、复仇、驱逐，都充满了令人作呕的画面。对一个建立在历史废墟上的世界的仔细观看和审视，成为了这本书独一无二的情感维度。
20世纪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但是只有1945是建立在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上，是对一个旧世界的彻底摧毁，是对人类文明的集体拷问，是对战争伤害的一次重新认识。迄今为止，在所有关于这个历史阶段的书籍当中，也只有布鲁玛的这本从如此私人的角度审视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说白了，只有个体的视角才能摆脱上帝视角的残酷、全知视角的桎梏。这是这本书的优势，当然在很多大历史的写作者看来，这同样是它的短板。
我们都变成了历史的人质，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但布鲁玛反对的就是这种众口一词的历史书写，相对于废墟之上的那些乌托邦建筑，他更关心被掩埋在历史废墟下的碎片。因为取材于很多亲历者的回忆、幸存者的呢喃，《零年》显得情感丰沛、细节丰满，各种记录回忆充满了与大历史相悖的人性复杂。比如，战争时期的女人很容易成为被侮辱与损害的对象，这样的控诉充满了大历史，但战争时期男性的缺席，同样给女性提供了一个反抗家庭和社会偏见的契机。1945年的夏天燃烧着漫长的情爱之火，外国军人与所驻国女性或出于贪婪，或出于情欲，或出于寂寞而沉浸其中。
另外一个让人印象很深的细节，在盟军刚刚解放贝尔森集中营时，长期的疾病与饥馑、折磨与摧残，使大部分女人已经丧失了活动的能力，就连食物也成为了杀人利器――囚犯的肠胃已经无法消化食品。这个时候有人送来了很多口红，这些化妆品竟然让那些奄奄一息的女人焕发了生机，她们将嘴唇涂得绯红，就好像口红让她们的人性开始复苏。除了口红，集中营的滥交也同样令人惊讶，这同样是人性的一部分。因为性爱已经不单单是鱼水之欢，更多是一种“抗拒灭亡的行为”。
这当然只能是并未见诸大历史的插曲。在1945年，政客们忙着绘制战后的世界地图，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重建战后的国际秩序是这一年最为紧迫的事实，也正是忙于赶着向前走，很多历史的创伤就被草草掩埋。所谓“零年”大概就是一个新的乌托邦，是一种决不让历史重演、重新建构一个美丽世界的决心。但是历史最大的吊诡也在这里，当人们极力想与过去撇清关系，急忙忙勾画未来蓝图的时刻，往往遭遇的是过去的历史重演。
1945年是清算历史的时刻：清算纳粹余孽――战后的纽伦堡审判第一次引入了反人类罪来给纳粹战犯定罪，但是同样引发争议的是，我们如何在法庭上用这种集体性的罪来审判个体的纳粹战犯？还有一点，苏联同样存在着集中营和大屠杀，国际法庭为何视而不见？还有清算德国人――当纳粹战犯可以合理清算的时刻，德国人成为了很多复仇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对象，丘吉尔和斯大林甚至认真考虑过将德国人流放和杀戮一批，以儆效尤。甚至还要清算犹太人――犹太人幸存者回到故乡，同样受到了冷漠的对待，多年来的反犹主义偏见已经深入人心。当然要清算叛国者――俄奸也好，法奸也好，对这些人的清理与寻找战后英雄一样重要，这是重建秩序合法性的基础。正如布鲁玛所言，战争不仅让国家山河破碎，而且在精神上也礼崩乐坏，人们的冷漠腐蚀了公民意识，只有寻找抵抗英雄、惩治叛国者，才能重新唤起公民意识。
1945年也是重建历史的时刻，但是历史的重建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曲折。为了寻找到恢复正常生活的理由，需要掩埋尸体、擦干血迹、握手言和、互相妥协、争取共识。布鲁玛写道：“就这样，‘零年’在感恩与焦虑的基调中落下了帷幕。人们对世界大多数地方取得的和平感到欣慰，但不像过去那样对美好未来抱有幻想，同时也为愈加分裂的世界感到担心。”分裂的不仅是世界，还有伤痕累累的心灵、命悬一线的文明、饱受折磨和考验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