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生低调、从不大声说话的老人，大概从没想到，他走后，会是海啸般的纪念。
“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参谋长”“杜润生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各种各样的论述，聚光灯一样将他笼罩其中，推向台前。事实上，“杜润生”三个字从未在媒体上这样频繁出现过。
“我们欠农民太多”
如今在广大农村再普遍不过的“包产到户”，在被视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仍是“不许”。包产到户作为改革的发端，推动了农村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少不了这个干瘦的老头，被众人称作破局者。
晚年的杜润生，已不愿过多回顾自己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国情，“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
1989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76岁的杜润生正式离休。逝世前，他挂念的也是“农口”那些事。
直到2009年他住进医院，20多年间，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走进砖塔胡同那间为他存留的办公室，即使在2003年“非典”时，他也没间断过。“整幢办公楼，就他办公室开着”。在那间光线昏暗、白天也需要开灯的办公室，他写下了“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机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
他戴着茶色的眼镜，弓着身子趴在堆满书的书桌上，干瘦的手一笔笔写下一个又一个议题：免农业税，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警惕权贵资本主义，保护生态环境……“我们欠农民太多”，这个干瘦的老头用力写道。
他不止一次地，向跟他请教的门生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杜老90岁寿辰时，经济学家周其仁那句“我想不到今生今世还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徒子徒孙）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引起在场人一片掌声。那天到会的“徒子徒孙”很多，周其仁之外，还有陈锡文、林毅夫、张木生、翁永曦等。杜老有着“纵横折衡”的智慧，“沟通说服”的能力，有人以“大秘书长”“八级泥瓦匠”来称赞他的平和实际。
“可以可以也可以”
很难将这个戴着一顶灰不溜秋的帽子，常绕着小区走步的干瘦老头，与掌握“重权”的他联系起来。这个“绕”字正是他破局的精义。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杜润生重回农口，出任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研究。那一年，杜润生已66岁。
1979年冬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暗中搞起了后来名留青史的“大包干”，他们托付了自己的妻小，在“生死状”上按下了手印。然而，当时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大多数人还在反对包产到户。
在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因分歧太大，会议已无法继续。杜润生突然撇开了包产到户的话题，讲起了温饱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事到最后，竟然扭转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这个有名的75号文件，被后来人们概括成了 “可以可以也可以”：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便是有名的“杜氏公式”。
人们说，只有他想得出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合，不只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文件发下去，农民也都看懂了，他们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最后那个“可以”。
“他把党内干部队伍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引起的关于道路和方向的争论高度简化为‘责任制’三个字。”已近70岁的翁永曦用手指敲着桌子，木桌嗡嗡作响。“他把‘责任制’三个字作为一个支点，居然几年之内很平稳地撬翻了1949年以来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还成功启动了中国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这是大手笔，大智慧！”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从原来的“不许”到“不要”、从“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长期不变”，重大的改革就在字里行间发生。
把“农村改革之父”删掉
在众多文章浓墨重彩地展示杜润生“文革”平反后的十年农村改革成就时，他离开农工部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做秘书长的十年、“文革”被批斗的十年似乎被抽走了一般。
在反右斗争中，为了保护知识分子，他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初步红”的概念。什么是“初步红”？就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已经初步红了，所以不是资产阶级。
在当时非左即右、非共产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定式思维下，这个概念保护了一些知识分子。即便“文革”中在批斗时，他还在研读马列主义，研究农村改革。
杜润生几乎没有疾言厉色过，从不批评人，也很少表扬人，却常爱唱“反调”。面对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他总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推敲，寻找反对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之后揉合各种意见，形成最大公约数。“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这是他后来常说的一句话。
其实，杜润生的机构和编制在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中屈居最末。但整个80年代，它在改革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实际成为中央经济改革决策研究中枢。杜润生的办公室在九号院偏西的一个平房小院，院子很小，窗外种有海棠树。春季繁花盛开时，院里的年轻人已被他散在各地的田间乡头调研，等秋天海棠果满树时，带着调研结果回来的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总结、呈文，成为一个又一个的“1号文件”。
“如何把千百万农民的呼声，转化为党中央的政策，这是一门极高的艺术。”翁永曦忍不住用指关节敲着桌子，“杜老不是国家最高层的领导人，但是称他为‘中国农村改革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名副其实，毫不为过！”
“农村改革之父”这样的提法，杜润生从不放在心上。他一直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他的门生写道，在出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时，封底清样的介绍曾包括“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看后，把这句一笔划掉。虽然几番劝说，杜润生只有两个字：“不行”。
2008年，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95岁的杜润生颤巍巍地站在颁奖典礼上，“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声音生涩、苍老，却字字分明。
因为，这不过是他“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原则的践行而已。
北京的10月，已是深秋，西黄城根九号院大门紧闭，门口警卫森严。胡同里的风过，隐有呜咽之声。“一盏温暖的灯熄灭了”，一位多年受教于杜润生的学生悲哀地说，“他曾照亮了那个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