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持续时间长，开展得普遍深入，影响遍及中国农村各个角落，至今仍为不少人关注，各种议论也仍然不绝于耳。关于这场运动兴起的背景，以及这场运动对农业农村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对运动中政治人物的评论等深层次问题，各家都有不同的认识。“农业学大寨”运动历史留下了一个个“谜”，等待解开。
毛泽东“农业学大寨”号召是何时发出的？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运动从1964年开始，这些基本史实似乎早成定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报刊媒体上每当有“农业学大寨”这几个字出现时，都要排黑体字加上引号，称“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从那时起，一直沿用了十几年。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条被沿用多年、人人尽知的“毛主席语录”，却在所有的档案资料里都查找不到直接出处。
当年，我曾经亲身参加过对这条语录出处的查找。
1974年，我被新华社派到大寨、昔阳县“蹲点”调研一年。这年3月，新华社总社国内部农村组给我们下达任务：立即着手准备“农业学大寨”10周年的报道。
在研究如何组织报道时，首先遇到一个问题：毛泽东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是1964年何月何日在什么场合发出来的？
我们向总社农村组提出这个问题，农村组的领导说，在北京一时查找不到具体日期和出处，要我们在大寨、昔阳县和山西省找找答案。
在昔阳县，我询问了所有应该找的人，仔细翻阅了县档案馆里有关档案，查阅所有相关的资料，却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这条“语录”的出处，也没有一份材料可以作为权威证明。
之后，我又专程跑了一趟太原，到山西省委、《山西日报》等多个单位查询，结果还是空手而归。后来，中办等单位正式回复：经过认真查找，档案中未查出19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的原始出处，更没见到毛主席亲笔书写的这5个字的手迹。
连续一两个月的查找，最后只能不了了之。8月30日，新华社纪念“农业学大寨”运动10周年的长篇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昔阳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播出，全国各大报纸均在8月底9月初刊出。在这篇报道中，只能笼统地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已经10年了。”但从1964年何月何日开始整整10年？为什么8月来发这篇报道？稿子里均无法作出交代。
接着，大寨所在的中共山西省晋中地委纪念“农业学大寨”指示发表10周年的庆祝活动于9月举行。对于毛泽东发出这一号召的具体时间，不论是晋中地委领导和参加活动的代表们的发言，还是会议文件及会后媒体报道，都是含糊其辞地说：“毛主席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指示。”
但这次寻找还是大有收获的。在查找过程中，有些20世纪60年代在国家或山西省农业领导部门工作的老同志向我们指出，毛泽东最早说的不是“农业学大寨”，而是“农业靠大寨”，“靠大寨精神”。有人还拿出了书面材料。毛泽东最早讲到大寨，是在1964年5月10日、11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在讨论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毛泽东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要在种好16亿亩耕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亩稳产高产农田，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不要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哪一年开始的？
因为没有档案材料证明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是1964年发出的，所以就有人提出，说“农业学大寨”是1964年开始的缺少根据，有人还以此为由认为“农业学大寨”运动是1966年8月后才开始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究竟始于何年，这又成了一个“谜”。
对这个问题，我的认识是明确的：即使毛泽东“农业学大寨”这一语录确实不是出自1964年，但说“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4年开始，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农业学大寨”这个口号作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正式发表出来，时间可能要晚一两年，但作为中央的决策，即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学习榜样，号召全国农村学习大寨精神，推广大寨经验，则在1964年就已经确定了。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们可以排出这样的一个时间表：
（一）1964年3月，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当面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大寨及陈永贵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
这次重要汇报是于3月28日至29日，在停靠在京广铁路邯郸市郊的毛泽东的南下专列上进行的。关于汇报内容，近年来的报刊上多有披露，陶鲁笳也有著述作了回忆。这次汇报内容丰富，很有说服力，真正打动了毛泽东。其内容概括起来要点如下：
1、陈永贵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领群众苦干实干，深受群众爱戴。大寨党支部有这样一个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听了大加赞赏，说：“很好嘛！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战争呢？”
2、陈永贵创造的带有强烈平均主义色彩的评工计分办法，特别引起毛泽东的兴趣，他当即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计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有差别又不悬殊。毛泽东说，这样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3、陶鲁笳告诉毛泽东，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有效。
4、最打动毛泽东的，是大寨1963年抗击特大山洪的突出事迹。陶鲁笳说：“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知道后，立即绕山路回到村里。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结果，除了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里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个奇迹！”
陶鲁笳还向毛泽东汇报说，在抗洪斗争中，陈永贵还总结出“自力更生十大好处”，硬是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
毛泽东听到这里显然深受感染，他问陶鲁笳，陈永贵的名字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上写了“陈永贵”3个字给毛泽东看，并对他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毛泽东听了十分感慨：“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说完这些，毛泽东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指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路》及《人民日报》社论）我没有看。随即，陶鲁笳让秘书把那天的《人民日报》找来，连同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一并交给了毛泽东。通过这次汇报，毛泽东对大寨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他们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更是刚刚走出“三年困难”阴影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最需要发扬的革命精神。
1964年5月10日到11日，在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汇报时，毛泽东指出，搞农业要靠大寨，要自力更生。同年6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农业上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这是他把大寨树立为全国农业战线学习榜样的关键一步。
调查组工作结束时，廖鲁言在与大寨干部、群众的谈话中就明确说，现在是“怎样把大寨红旗举得更好”的问题。他说的是“大寨红旗”，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说法，显然不是一个部长可以自作主张这样说的。接着，他说得更清楚了：“全国工业上树立大庆，农业上树立大寨，这面旗帜垮下去可不行。”廖鲁言带领的调查组全面核实了有关情况后，证明大寨确实是一个过硬的好典型，为中央在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三）在做好以上几项准备工作之后，中央很快就决定将大寨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在全国开展学习大寨的群众运动。决定是何时做出的，尚未有确实的史料证实，但在不久之后，中央就以不同的形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了这项决定。
最早公开这项决策是在1964年10月1日国庆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国庆讲话中说，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已在全国展开。
有了以上几个方面的事实做依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是1964年开始的。
“农业学大寨”运动应当分成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吗？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终止，开始总结其经验教训的时候。
最早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孙启泰、熊志勇两位学者。1990年，孙、熊两位在自己的著作《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提出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分成两个阶段，即以1966年8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为分界点，这以前是“学大寨、赶大寨”运动;这之后的10多年为“农业学大寨”运动。
孙、熊两位写道：从两次学大寨运动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前后两个阶段中的显著区别。首先是指导思想的不同。开始学大寨、赶大寨的主导思想，是强调生产建设，强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苦干实干。而与“文革”同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则是一场深刻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早期的大寨，主要是“生产典型”，而“农业学大寨”运动则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继续革命的旗帜和样板”，地道的“政治典型”。还有，历史条件不同、运动的规模和影响深度不同。是“文革”的兴起和深入，打破了所谓学大寨运动“受阻”的局面，真正形成了“大气候”。美国学者谭宁邦也认为：由于“文革”的深入，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才得以兴起和发展，“最后成了一个农村里面不可比拟的政治力量”。第三，毛泽东把大寨树为政治典型后，大寨的身价陡增，在高度集权和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下，“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话思潮驱动着亿万盲从的农民。农业学大寨运动因“圣人言”，而走上了它恶性发展的道路。 我认为他们的分析是极有意义的“一家之言”，他们明确地指出，“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发生了本质的“蜕变”。但是，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些变化就认定“农业学大寨”运动有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甚至认为是两个不同的运动呢？
毛泽东在会上也承认犯了错误，但只承认在执行中的具体工作上的错误，认为出现错误的原因是没有经验，对“三面红旗”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从七千人大会，人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要不要捍卫、高举“三面红旗”等重大问题上，看法是不一致的。这时，在严重的灾难面前，全国有3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这种做法得到不少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1963年开始，毛泽东又在全国农村开展了“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题是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酝酿、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已箭在弦上。
这就是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时的政治背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面对合作化中的“保守”、反对势力，毛泽东曾说过：“只要有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社的一切怪论打下去。”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严峻形势下，他发现了大寨。大寨集体经济发展巩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廖鲁言的调查报告突出写了大寨在合作化、公社化后的成绩，结论是：“人民公社名声好得很，棒打不散。”这样的一个典型，正合毛泽东当时的需要。所以，我们有理由说，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是从“中国人民前进方向”来考察大寨这个典型的，他不可能只树立一个“生产典型”，他要树立的只能是一个政治典型，一个“继续革命”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