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在中华历史上冲突千年的原因 在中华民族的人类发展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是重要特征，民族间的融合是主流，但冲突多是伴随融合而进行的，本文拟对二者冲突的原因做一简单探析。
一、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的碰撞由来已久
在国家形态初步奠定的夏商周时期，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与明确的疆域界限尚未确立，但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农耕民族中，已逐步形成了四夷观念，即东夷、北狄、西戎、南蛮。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以夷（尸）、狄、戎、蛮等字，作为对四方民族的称谓。《诗经》中已经有二者对抗的明确记载有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xiǎn yǔn）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1]之语，猃狁为秦汉时匈奴的先民，周时专门驻守军队防范猃狁进攻，这说明游牧民族的入侵已经给农耕民族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威胁，周幽王在位期间，国都为猃狁所破，被迫迁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首次完成了大一统，从此，中央集权制度日益完备，国家实力强盛，所控制的疆域也逐渐扩大，游牧文明在民族更替以及同汉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得到更新，实力也大为增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也愈发激烈起来，有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汉武帝北击匈奴、唐太宗击溃突厥、明太祖八征蒙古等汉族帝王的不世之功，也有宋金夏三足鼎立的新三国时代，蒙古族、满族等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新王朝，创造丰功业绩。
二、农耕文明难以消弭的千年隐患与农业生产难以逾越的自然界限
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国家的发展形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东面与西南分别是太平洋与青藏高原两大天然屏障，在传统社会基本上杜绝了外敌入侵的可能，南部的诸多国家，由于开发较晚，文化落后，常常是中原王朝的附庸，很少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而中国的北部，东起白山黑水的东北平原到蒙古高原，西至天山两麓的广袤地带，分布着大量的天然草场，在此环境下孕育出的民众，能征惯战；滋养下的战马，膘肥体壮，他们对中原王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历代王朝皆将北方之敌视为心腹大患，雄略圣主都试图消除这一隐患，但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隐患长期困扰着中原王朝，难以根除。
自然形态决定生产方式，对农耕民族而言，土地是最大的财富，一方适宜农事生产的土地就是他们的乐土，塞外那些长满荒草的原野，意义并不重要，很难对他们产生吸引力，这样的特点亦表现在长城的修筑上，翻开中国地图，不难发现，长城为中国勾勒出半湿润地区与半干旱地区的大致界限，也就是土地是能用来耕作还是只能放养牲畜的大致界限。土地的区别还表现在历代王朝的疆域上，若是强盛，疆域也许会延伸到葱岭、北海、咸海，一旦衰弱，这些土地便会快速消失，保留到最后的往往便是长城内那些可供农业文明生存发展的土地，可以说适合耕种的土地才是农耕文明的生命，是长期占据某一地区的动力。这一特征在秦始皇北击匈奴而筑长城的事例中体现的最为明显。
匈奴是中国古代最早与封建王朝产生激烈对抗的游牧民族，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是由鬼方、猃狁和戎狄的各族经过长期分合聚散，斗争融合而来，在战国末年常扰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郡，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第一次统一中原的封建王朝与第一次统一北方各游牧民族的匈奴之间对抗便拉开了序幕。
公元前221年，即始皇二十六年，便下令大将蒙恬将秦、赵、燕三国长城连接在一起，防范匈奴，《史记》中将之记为乃使蒙恬将军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2]始皇三十二年，燕人卢生自海外求仙归来，西安图谶亡秦者胡也，加之匈奴对王朝的威胁，始皇遂下定决心，出行匈奴，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干将，修筑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3]此次出征虽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大规模对塞外游牧民族用兵，但得益于秦朝长期征战所锻炼出来的雄兵良将，交战伊始，在蒙恬的指挥下，以车兵和步兵为主力的秦军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匈奴头曼单于的骑兵军团，收复了河南，榆中地区，次年收复高阙，直抵阴山九原郡（包括重要的河套地区），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4]。占領河套地区后，以北再没有适合耕种的土地，征战也就基本到此为止了。
三、出征塞外的巨大代价让农业文明难以承受
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宋真宗、明成祖、明武宗、明英宗等诸多封建帝王都曾大规模向塞外用兵，企图消除边患，这之中胜利者有之，失败者亦有之。但无论胜负，中原王朝而出征陌生的塞外所造成的巨大代价，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尚低的农业文明所难以承受的。这里以汉武帝、隋炀帝征伐游牧民族的事例予以说明。
秦朝国祚较短，对匈奴难以形成较强的控制，四年的楚汉战争，使得新建立的汉朝，经济凋敝，国力衰弱，对北部的匈奴只能以和亲的方式，予以安抚，暂求安定。经过汉初的修养生息，恢复发展，到文景时期出现 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的繁荣景象。汉武帝即位后，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贬抑相权，推行封禅典礼提高皇帝威望，实行推恩令，削弱封国势力，任用酷吏以保证政令畅行全国；经济上打压商人势力，征收车船税，实行盐铁官营，以增加财政收入和物资储备，形成了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漏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盛况。[5]军事上，采用针对性战术，以骑兵和游牧民族对决，一名骑兵配备两匹战马，一者载人，一者载物，尽可能减轻后勤负担，并早早颁行马复令，鼓励民间养马，设置马政机构，中央设太仆，地方设马丞，负责马匹饲养以备军用。通过上述种种措施，使得汉帝国国力空前强盛，在这样的形势下汉武帝才有底气展开对匈奴的战争。
汉武帝登
基十四年后，（即元塑二年）开始正式对匈奴进行反击战争，经过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等战役和长达四十六年的征战方才真正消除了匈奴对于汉边界的威胁。但汉朝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汉比岁岁十馀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其明年，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军马死者十余万，转漕军甲之费不与焉 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也。[6]长时期的征战导致国库空虚，再加之大量与周边地区的战争，使得西汉海内虚耗，户口减半[7]，幸得武帝晚年认识到错误，颁布轮台罪已诏，休养生息，幸而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不祸。
出征未果反而导致國内大乱的情况在隋炀帝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隋朝结束了自晋之后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局面，统一全国。隋文帝杨坚为这个新兴国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政治上，开创性的设置了三省六部制，设立铨选制定期对官员进行选拔、考核，废除了曹魏以来存在诸多弊病的九品中正制；社会经济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括户运动，大索貌阅，挨家挨户检查户口，实行输籍之法（即由政府提前定好赋税徭役数目），用低于地主所收税役吸引豪强的食客，打击地主同时增加国家赋税，统一度量衡和货币，为南北交流创造更好基础。
隋文帝改革的效果是极为显著的，短短二十多年，耕地面积从隋初的一千九百多万顷增长到五千五百多万顷，人口从400万户增长至890万户（而唐玄宗时，全国也只有760万户）。到隋文帝末年，政府府库已容不下各地征调的物资，西京和各地仓库都装满粮食，到唐朝建国20年后，隋朝库藏还没用尽，如 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8]隋贮洛口，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9]甚至，直到1968年，还在洛阳发现的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
那么高句（gōu）丽又是怎样的情况，竟使隋炀帝在拥有如此雄厚国力的情况下，三战三败，最终无功而返呢？高句丽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主要是濊貊（hu m）和扶馀人，加之部分靺鞨（m h）人构成，是一个生存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游牧民族政权。人口不够三百余万，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10]（按每户五口计算）疆域限于东北、朝鲜一部。
而隋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时，总计一百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民夫两百多万，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四十天才发兵完毕，出师情景，近古未有，后来两次出征，规模亦是不容憈见，最终却无一例外，全部失败，对外军事上的失利更加激化了国内的矛盾，丧失民心，大量隋朝将领也相继叛变。最后，竟成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灭，为天下笑，深可痛哉！[11]的局面。尽管对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失败的原因有诸多解释，但这其中反映出的在总体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农耕时代要发动一场针对游牧民族的进攻，所承受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对于北方游牧民族，中原王朝应对起来往往是力不从心的，就算消灭了一个政权，往往又会再崛起一个新的政权，这样的情况，北方的威胁就长期存在。
四、中原王朝内部的衰落使游牧与农耕的碰撞更加频繁
在中国历史上，不难发现，每当一个大一统王朝建立初期，总是可以燕然勒功，将游牧民族驱至塞外，总是很难彻底消除边患，往往百余年后，甚至数十年后，边界烽火又起。这其中与中原王朝内部的衰落有密切关系，中央实力的衰退，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减弱，北方游牧民族便有了可趁之机，这时，游牧与农耕的碰撞便会更加频繁。在这里不妨以明朝为例简要分析，明太祖建立明朝后，为肃清蒙古残余部队而八征蒙古，给予蒙古边塞势力以沉重打击，保障了边塞地区安定，但不到200年后，又被人口几十万的满清断绝国祚，这之中，自身问题是主要因素。
首先，封建王朝很大程度上是为皇帝一人所服务的，而皇帝的子嗣自然成为了既得利益者，按明制规定，亲王禄米10000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600石，镇国中尉400石，辅国中尉300石，奉国中尉200石，公主及驸马2000石，据史籍记载，明洪武间（公元13681398），明宗室58人，至嘉靖八年（公元1529）宗室人口达8203人，至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增加1.5倍，达17661人，到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已达到157000余人，这造成了明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如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全国税粮总收入为2285万石，二各王府的岁禄开支就达853万石，占全国粮食总收入的31%，成为国家财政最大的开支。其次，农业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和环境资源的生产场所，在王朝初期，长期战乱使得人口减少，土地荒芜，但又有大量可耕地，人地矛盾并未凸显出来，随着王朝时间的延续，人口大量增加，土地兼并亦愈演愈烈。在明朝，往往是皇室宗亲带头兼并土地，高管贵人，世家大族则紧随其后。万历时，福王封藩河南，明神宗一次就赐田二百万亩，河南土地不够，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天启时，明熹宗下令拨给桂、惠、瑞三王和遂平宁公主的庄田，少者七八十万亩，多者三百万亩，一般地主豪绅通过豪夺巧取，求田问舍而无所低止。河南的缙富室，占田少者五十万亩，多者十余万亩[12]。长期的土地兼并造成严重的流民问题，基本的人民生计难以得到保障，早在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在荆地区因饥荒爆发的百万流民的大起义问题更是长期难以解决，《民史》中因饥荒而人相食的记载便有22处。到明朝灭亡前国内农民起义不断，内部将领大量叛逃，北方鼠疫肆虐，加之内部党争不断，使得明的对外防御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从而给满族以可乘之机，一举南下，灭明建清。
五、与汉族的交融与碰撞中游牧民族的实力增强
不少人存在着类似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在汉唐中原军队往往能以少胜多，到了宋朝，明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各行业工艺进展迅速，甚至发展了多种类型的火药武器，但为什么却总是战胜不了各种游牧民族，甚至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在这里，需要走出一个误区，那就是经济实力并不一定代表军事实力，而古代的战争，往往又是侧重对军事实力的考验，毕竟那时的战争多是边境冲突，往往是游牧民族利用自己的机动快速地优势在边境打出缺口，然后大肆掠夺一番后迅速撤离，由于时间短，可依靠抢夺获取资源。所以往往只需要携带武器和几日口粮便可出发，机动性特别强，农耕民族守土备战的御敌方式难以长期奏效。
那么这时取决定性因素便是軍队的战斗力，而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基础便是武器，经济文化的落后并不意味着武器的落后，在汉代，汉军往往能以少胜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汉军的武器质量远远高于当时的匈奴骑兵。陈汤曾言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钝，弓弩不利。[13]但是很快，匈奴便开始在这方面追赶，于是，陈汤又言：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也就是说匈奴很快意识到了这种差距，并在向汉人学习，时间不长，便已见成效。到后来的突厥人，本事柔然人的铁工，以锻造为柔然服役，曾被称为锻奴。西突厥人还有多向拜占庭帝国使者马库斯出售武器的记载。蒙古人很早便会熔铁，《蒙古秘史》中记载他们打铁时使用风箱、锛、锤、凿等工具，到后来，成吉思汗率军队出征，大肆屠杀，但一般都会将城内的工匠保存下来。虽然北方游牧文明相对于农耕文明来说，在经济和技艺方面落后不少，但其军事科技与农耕文明相比，未有明显差距，再加上游牧民族彪悍的性格，往往使之在交战中，获得更加有利的优势。
另外，还有一点，便是对于马的运用，马镫的发明对于马背上的民族来说具有跨时代意义，在马镫发明之前，骑手想要驾驭马匹必需依靠自身的腿部力量，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成为骑兵的门槛，也大大压缩了骑手的活动范围，同时，马镫的出现也解放了骑乘者的双手，正如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所说：很少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的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在马镫发明之前，骑手无法在飞驰的战马上且行且射，亦无法在马背上随身所欲的使用刀剑长矛，双方兵刃的撞击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下滑，因而这一时期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如亚历山大时代马其顿骑兵便是如此。对于骑兵的运用也停留在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等功能上，根本无法称为作战主力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布局上可以看出，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地的侧面角落里。正是马具的完善，使得骑兵的优势得以显现，来去如风，迅猛如雷，随时可以对步兵发起袭击或是冲锋。骑兵的作战方式向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并在宋时的金人身上得到了更好的体现。首先，是重型化，在女真骑兵中有着一种名为铁浮图的兵种，亦称铁塔兵。军中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主要以自身强大的冲击力承担正面攻坚的任务。而轻型化的代表便是拐子马，其属于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于两翼，作战时充分利用高机动性对敌军余辉包抄而突击。
可以说，自从马具完善之后，在想出现像李陵一样凭借五千步兵便与匈奴三万骑兵，长时期对抗并斩杀上万的战例已是很难做到了，而北方游牧民经过工艺的改进与装备的完善，也真正具备了可以对以步卒为主的农耕民族长驱直入并可以少胜多的能力。
六、气候的变化加剧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双方冲突
关于气候变化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很多人往往不会重视，但其实则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在遥远的地质年代，全球气候冰暖不定，在远古代，一年长达400余天，海平面比如今高60多米，如今的撒哈拉是一个巨大冰盖，南极点位于今天的西非，地球上所有大陆集中在一起，在这之后，地球经历了多次冰期，间冰期的旋回，才来到最近的一万年第四纪中的全新世，气候整体变好，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正是在最近的一万年里，人类的历史有了实质性的飞跃。[14]
而自从竺可桢先生开启中国物候学的研究，如今已基本可以断定，在中国五千年来的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的区分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他们分别为第一温暖期（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那时安阳（安阳发现了如竹鼠、水牛等大量亚热带、热带生物，甲骨文中也有殷王猎象能一次猎到的记载）人种水稻比如今早一个多月；北京附近泥炭层亦表明当时生长着大量阔叶林。第一个寒冷期（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出现过冻结情况；第二温暖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春秋》中有鲁国春正月无冰春无冰[15]等多次记载，《荀子富国篇》和《孟子告子上》记载齐鲁地区农业和种植一年两熟。北方地区亦大量养殖蚕桑，丝绸业发达。第二个寒冷期（公元一世纪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在公元四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资治通鉴》记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几千人的部队。第三温暖期从公元600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时期，其间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在此时期，长安亦存在大量沼泽地区，降水丰沛。第三寒冷期即（公元1000年到公元1200年）两宋时期，其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通车，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两度全部冻死，海南地区亦有海鱼被冻死的记载。第四温暖期（公元1200年至1300年）此时期杭州冬天开始回暖，公元1200年、1213年、1216年和1220年没有冰雪，北京的杏花也在清明开放。第四寒冷冰期（公元1300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也是至今最近也是最冷的一个冰期，在此时期，有过刚过十月份，江南地区的湖泊河流已经冰冻，冬天时广大与海南地区都会被冰雪覆盖的记载。此间，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1493年，淮河流域大雪从当年九月将至次年二月方止。
而这样会对农耕与游牧产生巨大影响，对农耕民族来说，极度寒冷会使粮食产量骤然下降，加之频繁的旱灾，疾病，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使得国力衰退，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面临着牧草、水源、生态环境的威胁，粮食匮乏，甚至出现需要将部族老弱杀尽以减轻过冬负担的惨状。
如果再将时间加以对应，不难发现中国历史农耕文明大发展时代，都处在气候史上的温暖期（春秋、秦汉、隋唐）而气候史上的寒冷期则是胡骑南下的时代（南北朝、南宋、明清），所以说气候的变化在不定期的迫使胡骑南下。
综上所述，农耕民族在人口数量与文明程度上都要优于游牧民族，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天然界限，以及中央王朝内部的种种问题，难以根除游牧民族带来的威胁。逐水草而居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独特的生活方式锻炼了其族群骁勇善战的特质，使其虽然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农耕文明，但在战争中又常常能取得胜利，并且由于气候的影响，常促使游牧民族南下袭扰，甚至入主中原。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便形成了两者长期冲突，千年难休的状况，而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又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