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老师喜欢用现代眼光分析《烛之武退秦师》中的人物形象，并对他们作深入探究。如烛之武能退秦师，不仅口才非凡，而且看问题入木三分，智慧非凡。晋文公不是侵略者，攻打郑国是求存求强的进取精神的表现，他做事果断，重视同盟，善借外力，具备杰出政治家的风范，成为春秋霸主绝非偶然。秦伯也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翻云覆雨的小人，与郑国结盟，派将士守卫郑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置自己的荣辱得失于度外。郑伯则是个从善如流的明君，佚之狐有过人眼力和高度自信，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些探究都没错，但也不见得怎么对。可是此风一旦流行，则会喧宾夺主，因为这样放纵式的解读经典会曲解经典。文言文阅读，最重要的寻求正义，要做到“因境求义”、“因文求义”。这两个词都是训诂的原则，但是训诂的原则其实就是文本阅读寻求正义的原则。在训诂学上“因境求义”是依据语境来确定其义，如果我们放大“境”的内涵外延，扩大到文化传统，就要先“论世知人”，然后“知人论世”，方能求诸正义。最后“因文求义”，方能求得正义。
一、因境求义――《左传》的史观
不管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都认为《左传》是史书（古文经学认为身兼为“经”;《汉书・艺文志》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烛之武退秦师》是一篇史传，出自史家之手，必受史家史观的约束。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春秋》是“礼义之大宗也”（司马迁《史记》）。《左传》虽是史传，王竹波认为其实是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倾向。所以《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就成了“以礼解经”的史传：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是“以礼为上”，一句话，《左传》的史观是“礼”。
先看以礼释《春秋》之事。据《左传》记载，《烛之武退秦师》的故事，发生在“鲁僖公三十年”。在《春秋》所记载“鲁僖公三十年”的史事中，有关《烛之武退秦师》史事，只记录了一句话：“晋人、秦人围郑。”区区6字，《烛之武退秦师》则有374字，这是言事相兼的全新的叙事体式。《左传》第一次将上古原始叙事文体的粗线条记事加以细化，完整地记载一个史实、事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左传》的这一叙事特征，其内在成因是作者始终自觉地将“礼”作为记述历史的中心视点，以事明礼，在“礼”的过程和细节中表现其意义。
再看以礼释《春秋》之制。礼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核心观念，《史记》有言：“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所谓“王道”，就是礼乐盛世，要知道春秋末期是礼崩乐坏的时期，但也是礼学兴起的时期。礼乐盛世是与礼制紧密相连的，春秋时期各种礼制有严格的规定，逾越不得。《烛之武退秦师》的起因是“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就是礼制。郑伯先前确实“无礼于晋”，但“晋侯、秦伯围郑”明显是使“天下无道”的违背礼制之举。
二、因文求义――烛之武的说辞
最后看以礼释《春秋》之义。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就会发现烛之武的说辞是抓住了一个“利”字，抓住秦国贪图利益的心理化解这场危机的，礼是由头，利是原因。
我们先回顾一下事件的相关背景，秦晋围郑发生在公元前630年，在此之前，郑国做了两件对不起晋国的事。一是晋文公当年逃亡路过郑国时，郑国没有以礼相待;二是在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中，郑国曾出兵帮助楚国。那么，郑国当年为什么没有以礼相待呢？用郑君的话说就是“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可见，短视的郑伯小瞧了落难的晋文公，由此埋下了祸端。叔瞻“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的言论，更是火上浇油，加深了晋郑之间的矛盾。郑国是弱国，又无险可据，因此，总想找个依靠。在晋楚城濮之战中，郑国背晋助楚，结果却是楚国大败。郑国感到形势不妙，马上派人出使晋国，与晋结好。“五月，晋侯、郑伯盟于衡雍。”但是，郑国见风使舵的转变只给自己带来暂时喘息的机会，晋文公为了争霸实际利益的需要，还是在两年后发动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与秦毫不相关，秦国出兵只是源于与晋国历史上的良好关系和向外扩张的野心。
可以看出，秦晋联合围郑的原因是不同的，只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各有各的利益打算。而这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联盟是不牢固的，一旦一方利益受损，联盟自然破裂。这就为烛之武成功说退秦师埋下伏笔。烛之武可谓谙熟世俗之道，他的说辞处处体现一个“利”字。关键的一句是“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一“阙”一“利”，利益得失一目了然。秦伯之所以改变主意，冒得罪晋国甚至和晋国交火的危险站在了郑国一方，就是利益使然。
细析烛之武的说辞，可归结为“三利”。“一利”为“邻之厚，君之薄也”，说明亡郑只对晋国有利，而对秦国有害无益，因为秦郑相隔遥远，晋郑却是近邻，灭掉郑国无形中增加了晋国的土地，而相对削弱了秦国，这不能不让秦穆公对伐郑产生顾虑。“二利”为“若舍郑以为东道主……君亦无所害”。这清楚地表明保存郑国，只对秦国有好处。无须兵戎相见，却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不能不让秦伯慎重考虑。“三利”为“且君尝为晋君赐矣”，“唯君图之”。晋惠公为秦穆公所扶立，“许君焦、瑕”，“及即位，悔之”。这种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丑陋行为秦国当然不会忘记，加上烛之武高瞻远瞩似的挑拨，秦国自然很容易联想到晋国将来有与它为敌的一天，这就把秦晋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由于晋国当时已成为中原霸主，秦伯对此不能不存有戒心。烛之武的说辞戳到了他的痛处，终于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变主意，退兵助郑，秦晋联盟至此瓦解。
由此可见，这场争斗中，郑伯是个唯利是图之徒，秦伯是个见利忘义之徒，晋侯是个得寸进尺之徒，其行为完全是违背礼制的。左丘明没有评述，用的是春秋笔法。 三、烛之武形象分析――凝聚在对话背后的秘密
但是，从语文的角度看，《烛之武退秦师》一文关键是烛之武这个人物形象的分析，这还得绕一个圈子。相传左丘明为炎帝后裔，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为时人所崇拜。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季氏将伐颛臾》一文，清楚地表明了他采用礼、义、仁、乐的方式解决诸侯之间、诸侯之内问题的鲜明态度，这是孔子的一贯思想，是合乎礼的要求的。在左丘明看来，邦交和恶由礼，战争胜败由礼。烛之武舌退秦师，用的却是用“利”诱去化解一场危机，即使化解也不合乎解决问题的根本。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和利是不能兼容的，追求利必然损害义，而为了保住义，还要“舍生而取义”。烛之武是士人，根据余英时的考证，士最初是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属于低级贵族。但至春秋晚期之后，大量的贵族不断被降为士。礼崩乐坏群雄并起之时，对于当时的士人来说，一方面要想获得功利，必须依附于某个君主;但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君主之间有所选择，投靠能够欣赏他们学说的人，这对于维持他们精神的独立性是有利的。因此，这时的士人既有人格独立性的一面，又有奴性的一面。因此，士人应该是“亦主亦奴”的双重人格的阶层。也许是烛之武在那个时代看惯了因利害关系而兄弟阋墙、杀父弑君、恃强凌弱、朝秦暮楚者比比皆是的现象，但是利诱的策略并不能改变烛之武是个“巧言、令色、足恭”之徒形象特征的嫌疑，所以烛之武并不是正面形象。
那么如何看待晋侯“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这句遁词呢？这也不复杂，“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是说依靠别人的力量，反过来损害他，这是不仁道的，说的是道义标准问题，即武德;“失其所与，不知”，是说失掉自己的同盟者，这是不明智的，谈的是政治利益问题;“以乱易整，不武”，是说阵容上用散乱代替整齐，是不符合用武的军事准则的。三点理由，道义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三个角度，全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清楚地表明了这场争斗的本来面目：礼是表面，利是实质。
四、小心――史传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看来，对入选高中的史传作品的人物形象分析得小心一点了，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节选）》《鸿门宴》《苏武传》《张衡传》等。首先明白修史的作用是彰善惩恶，资治通鉴，史家是有史观的，自古皆然。所谓董狐笔太史简，用意就在表明史书应当发挥鉴诫作用。创作《汉纪》的东汉史学家苟悦提出过修史的“五志三科”，其中“五志”，就是“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和“表贤能”，突出史书写作中道义和伦理成分的含量，从而强调史书彰善惩恶的作用。其次是明白史家的史识，如司马迁的《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文史通义・史德》）“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指著史的文笔。在章学诚看来，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三者之中以“义”为主，而“事”与“文”则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总之，先要求得正义方可用现代眼光和宽广眼界去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