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联合月氏共击匈奴，派遣张骞出使月氏。张骞行程数万里，途中历尽艰辛，两度被匈奴抓获，扣留十余年，但他以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克服重重困难，虽然没有实现联合月氏共击匈奴的目的，却开辟出一条中西交流的道路，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辟
甘英虽止步于波斯湾，但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和经济交流的通道却已经打开。这条路，东起洛阳、长安，经河西走廊，至安西分为两路：北路经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西抵大宛；南路经天山南路，至蒲昌海（今罗布泊）又分经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以南两道至喀什会合，逾葱岭至大宛，在今浩罕附近与北路相会，再西行至今撒马尔罕、马里，再西行至波斯古都埃克巴塔纳，至安息都城泰西封（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最后达到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安塔基亚）。
甘英作为东汉帝国的正式使节没能跨海到达罗马，留下了历史的遗憾。但是民间商队却没有中止，他们终于把中国的商品带到了罗马。中国商品中最受欢迎的是丝绸，这也是沿途各国君主和贵族最喜欢的商品，拥有丝绸成为各国贵族富豪高贵地位的象征。罗马著名学者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记载了罗马城丝绸销售火爆的盛况，甚至有学者夸张地说中国丝绸耗尽了罗马城的财富。这条通道被西方誉为“丝绸之路”。
汉武帝除了探寻从西北通往西方的道路，还派人探寻从西南陆路和南方海路通往西方的路径。到东汉时，一条东起中国南海，过马六甲海峡，经安达曼海、孟加拉湾、阿拉伯海，而至红海的海上商路逐渐开通。这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从此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宝石、阿拉伯的香料源源不断运往罗马帝国，罗马的玻璃器皿、贵金属等亦大量运往东方各国。《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与安息、天竺（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
丝绸之路与财政
这些道路的开辟，都需要国家财力的支撑。相对后期的维护费用，当初张骞等人出使携带的大量金帛实在微不足道。为了保障新的交通线，邮亭、驿馆和烽燧的建设不断向西延伸。为了建构持续的供给线，西汉政府开始有计划进行移民和屯田。居延的额济纳湖曾经是重要的屯田点，后来在这里发现了大量汉代简牍，使我们能初步了解丝绸之路背后的财政运作机制。正是有了国家财力的大量投入，才使各国商人能够安全往来交易，使沿途经济、文化日益发达。《后汉书》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但毫无疑问，这也对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西汉政府每年仅固定支出就要7480万钱，约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1%。有不少官员从财政的角度进行反对，财政陷入了“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的两难境地。当时汉武帝的主要财经助手桑弘羊提出“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的观点，认为用剩余的丝绸等物换取西方诸国的珍宝财富对国家是有利的。桑弘羊说两丈的丝绸就能换取很多贵重的物品，何乐而不为。他们为了得到我们的丝绸，把骡、驴、骆驼成群结队地从塞外赶到关内，各种良马都成为了我们的牲畜，鼠皮、貂皮等各种贵重的皮料，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毯子装满了国库。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们的宝物，不仅国家富裕，而且人民也富足了，就像《诗经》里所说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对外贸易的繁荣也很快体现在国家税收上。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显示外贸对税收的贡献。但是汉中期以后商业税的比重一直持续增长，其中应该有相当部分来自外贸。由于工商业的全面兴盛，汉代税收实现了95%用货币缴纳。唐宋时期，伴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也日益繁盛起来，给国家带来了巨额收入。宋神宗就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岁获厚利。”到南宋时，市舶司的收入占到国家总收入的20%。
直到清末，中国对外贸易仍然处于优势。在英国对中国展开鸦片贸易之前，中国每年仅销售给英国的茶叶、丝织品等就超过600万英镑，而英国对华出口额还不到70万英镑。
丝绸之路与国家兴衰
丝绸之路很快繁荣了沿途城市。敦煌、阳关、玉门等西部边疆都邑很快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城市，吸引着各地商客。广州、泉州、明州、扬州这些沿海口岸也是外商云集，不仅发展成大都市，而且还出现了大量大型手工工场。这些地区的人民也很快富裕起来，成为小商小贩，甚至大手工作坊主，推动了各地的产业转型。
不仅国内沿线地区全面兴盛发展，而且周边各国都得到发展的机遇，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发生了深刻改变。唐时，西部各国纷纷修建支线联通“丝绸之路”，称作“参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海道上，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河陵（今印尼爪哇岛）等海上城市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忙往来而兴盛起来。日本、朝鲜等东边国家，也很快联通上丝绸之路。日本奈良正仓院现在还保存着大量通过丝绸之路运来的西域珍宝。
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之路，也是技术和文化传播之路。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对欧洲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而阿拉伯的医学、印度的天文术、西域的葡萄酒酿造技术等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明清时期，随着政府专制的日益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控越来越严厉，甚至出现了完全禁止的情况，发出“片板不许下海”、“出界以违旨立杀”的诏书。乾隆皇帝有诗云：“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不仅对外贸易要限制，连国内的迁徙也设置里甲、关津、禁山种种措施严格管控。明永乐十三年，政府停止海路漕运，改为大运河漕运，为维持大运河的畅通，财政每年要花费白银100万两以上。
在闭关锁国下，财政也有了很大萎缩，来自工商业的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还不到20%，而这个比重在北宋熙宁年间曾达到72%。完全依赖于农业的国家财政，每年4000万两白银的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增长的空间，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一遇到天灾人祸，马上就会出现财政危机。
而闭关锁国更大的危害，是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当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扬帆出海寻找新世界时，中国的郑和舰队已经从海上消逝80多年了。当西方国家开始以超出中国想象的速度飞速发展，开启海洋时代时，中国却陷入自我封闭之中，开始走向衰落，丝绸之路成了遥远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