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淇的公子宋以朗撰写的《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一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实际上写了六位民国名士的传奇故事，除了书名上的三位外，还写了宋淇与傅雷、钱钟书和吴兴华的交往。本书的叙事主要以宋淇的四位至友与他的书信往还为第一手资料而写成，同时作者又查证了书信中所没有提供的各种背景资料。尤其令笔者佩服的是，作者获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统计学博士，工作包括电脑程式设计和媒体调查等，与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说隔着万重大山，然而作者对人文学科中的各种中西典故居然能娓娓道来，为书中的六位名士刻画出一幅幅扼要而惟妙惟肖的画像，令人扼腕倾倒。民国一代士人身逢乱世，命运多舛，战乱、疾病和人祸往往过早地摧残了其璀璨的才华，永远令后人惋惜。看了这几位民国名士的种种传奇叙事之后，仿佛是昏黄弥蒙的时光之河中的倒影，对那轮旧时月色又增添了一份感念之情。 一、傅雷
从前看《傅雷家书》，知道傅雷与钱钟书是好友，但却不知道傅雷与钱钟书是在宋淇的上海家里认识的。从宋以朗的书中才得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江苏路284弄安定坊一条街上的十五栋洋房都是宋家所有，其中5号住着宋淇一家;3号租给了傅雷;1号住着萧乃震与成家和夫妇一家，其女儿萧方方后来在香港出演电影《女人四十》的主角，获柏林电影节影后;7号则住了一个生意人。1949年5月，宋淇带着刚生下两周的宋以朗和两岁的女儿举家逃到香港，5号楼房的一楼便留给了傅雷居住，直到1966年傅雷夫妇自杀。因此，现在5号成了“傅雷故居”。宋淇比傅雷小十一岁，比钱钟书小九岁，而他当时却是风度翩翩的沙龙主持人，差不多每个周末都有沙龙活动，傅、钱便是在宋家的沙龙上认识的，《围城》中苏文纨的家，仿佛有一点那种沙龙的味道。
杨绛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说：“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在《我们仨》书中，她也回忆到：“李拔可、邓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笛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包括夏志清都是在宋淇家的沙龙上首次认识钱钟书的。
从1979年开始，在中断了差不多三十年后，宋淇又恢复了与大陆友人的通信。1985年，宋淇给钱钟书写信说：“亡友吴兴华在华北时自修旧诗，昔年曾抄录其戏作旧诗四首，根本未经人指点，亦从未向人提过，今录上以博一粲。”其中有一首七律如下：
哀乐相寻剧可怜，故都乔木又风烟。
铜仙去国三千岁，锦瑟留人五十弦。
北里笙歌犹昨日，西台披发忆当年。
蓬莱弱水今清浅，输与麻姑一怆然。
没想到钱钟书读信后，竟误以为这些诗作是宋淇所写，在回信中用挖苦讪笑当今海外旧诗名家的妙语，来恭维宋淇的诗才：“与兄交近四十年，不知兄作旧诗如此工妙，自愧有眼无珠，不识才人多能，亦克善藏若虚，真人不露相，故使弟不盲于心而盲于目耳。今日作旧诗者，亦有美才，而多不在行，往往‘吃力’，‘举止生涩’;余君英时、周君策纵之作，非无佳句，每苦无举重若轻，‘面不红，气不喘’之写意自在。尊作对仗声律无不圆妥，而温籍风流，与古为新，盖作手而皆行家矣。欣喜赞叹，望多为之。”
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
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钱钟书说余诗缺乏一种“举重若轻的写意自在”，那恐怕钱是在拿余先生与中国诗歌全盛时期的王右丞和苏东坡等专业诗人相评比了！
钱钟书的博学与机智风趣是全世界有名的。洋人艾朗诺（Ronald C.Egan）在《谈〈管锥编〉》一文中说道：“1979年钱钟书先生来哈佛访问……在开会的时候，他的发言那么精彩、幽默，而且好几种语言轮番上阵，用了许多谐音、双关的语言游戏，把大家都看呆了，没有人想到当时的中国还有这样的人物。”可惜当时钱的即兴发言没有录像，而宋以朗给钱先生描摹的画像，便是用钱与宋淇的书信旁证了钱的机趣博识。
1981年1月3日，钱给宋淇的信中抱怨接待国外访问团浪费时日，说：“此等事皆游谈费日，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 those who can't teach， go on lecturing tours attend learned conferences. Philip Larkin 诗 ‘Naturally the Foundation will Bear Your Expenses’嘲讽此等学者，想鱼目、牛皮辈未必读，读亦如未读。What's the bloody use of writing satires？！”
信中的英文可以译为：“有能者做事，无能者为师，不能为师者，则四出演讲，参加学术会议。费利普・拉金的诗说，‘自然一切开销都会由基金会负担’。写讽刺剧又有什么鸟用？！”钱钟书的独特精辟之处在于，其刻薄之语都有经典的出处，原来此语出自英国幽默大师萧伯纳的《革命者箴言》（He who can does;he who cannot teaches），钱在此处则创造性地发挥了这句箴言。钱钟书在“说笑”一文中说：“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萧伯纳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莫逆于心”，并对钱翁“相视而笑”了！
1981年1月19日，钱给宋淇的信谈到David Hawkes和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翻译：“前日忽得Hawkes函，寄至The Story of the Stone第三册，稍事翻阅，文笔远在杨氏夫妇译本之上，吾兄品题不虚;而中国学人既无sense of style，又偏袒半洋人以排全洋鬼子，不肯说Hawkes之好。公道之难如此！弟复谢信中有云：‘All the other translators of the“Story”CI name no namesCfound it“stone”，and left it brick’.告博一笑。”
信中的英文宋以朗译为：“其他《石头记》译者――我没有指名道姓――总是以‘石头’始，以‘砖头’终。”妙就妙在，钱钟书的话用相反的意思套用了罗马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讲的名言：罗马在他接手时只用砖头砌成，但他留给后世的罗马则用大理石建成。（He had found it （Rome） built of brick and left it in marble，语出苏托尼斯（Suetonius）的《罗马十二皇帝传》。同时“石头”一词又正好代表《石头记》一书。先不说“半洋人”的说法有如鲁迅的“假洋鬼子”一语同样刻薄，奥古斯都如果地下见到钱钟书，也必定“会心而笑”！细心的读者则会看出，宋以朗用含蓄的春秋笔法，在众多的击赏中，对钱钟书也有所讥讽。如在本书一百八十一页，宋写道：“钱钟书有问题不懂得答，也会旁证博引，妙语连珠，好像他不懂的时候比他懂的时候还要博学……” 三、张爱玲
本书“张爱玲”一章的篇幅最长，在全书三百五十五页中占了一百五十六页，想来是因为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往来书信以及其手稿资料最为丰富，而且宋淇晚年曾说过想写一本《张爱玲传》，只是当时他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所以本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实现了宋淇的一个遗愿。但也许是张爱玲已经被人写得太多太滥，本书写张爱玲的大量文字却也显得有些薄弱，相对而言，新意并不是很多。以笔者之见，本章主要只有两点作者试图用权威的资料来更正前人的说法。一是关于张爱玲五十年代的两本英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指出前者是张爱玲根据自己国内的生活经验写成的颇有创意的作品，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受香港美国新闻处资助的“反共宣传作品”，同时也确认《赤地之恋》的确是受“美新处”定购的（Commissioned）作品，主题意念均由“美新处”所定。
另一点则是关于张爱玲晚年的生活细节。2013年初，夏志清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首先在台湾出版后，据说一些媒体以“生活拮据”、“生活狼狈不堪”、“像狗一样工作”来形容张爱玲的晚年。作者想根据他所拥有的第一手资料来推翻媒体对张爱玲晚年的这类描绘。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我发觉作者彻底失败了，本书不是推翻，而正好是强化了张爱玲晚年的悲凉处境！
作者援引了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在1995年11月写的《有缘得识张爱玲》一文中的细节文字（张死于同年9月8日），张去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窄窄的行军床，床前一个电视机，落地灯，厨房里一把折叠椅，一具折叠梯，再加一张折叠床，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具了。林写道：“对门朝北的床前，堆着一叠纸盒，就是写字台，张爱玲坐在这堆纸盒前面的地毯上，做她的书写工作。”林还说，此外房间里全是纸袋，没有看到一本书！宋以朗纠正说，张有一套《红楼梦》和一本赖雅送给她的书！我想说，一个靠写作为生的名作家，晚年弄到只有两本书随身带着漂泊，也够令人心酸的了。从这样的描述中，媒体报道“像狗一样工作”的作家，我想并不是很失真。宋以朗还披露，张爱玲去世时银行里有两万八千多美元存款，同时他在其母亲邝文美的遗物中又发现了一张字条，显示张爱玲存放在宋家的钱有三十二万美元。就算这张字条具有法律效力，凭着这点资产，张爱玲当时要安度晚年还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张爱玲在美国的工作年份，恐怕还没有达到可以领取“社会安全金”的资格。
可以说，自从1955年移民到美国后，张爱玲一直承受着漂泊不定的巨大生存压力，直至生命的终点，越到晚年越凄惨。那种“全世界没有人可以求助”的黑夜该是一种多么苍凉的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