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字彝初，后更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抗战时期还曾用过邹华孙等化名。马老一生经历了晚清、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人生阅历十分丰富。他有很多的头衔，诸如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爱国民主人士、书法家等。综观马老一生，他最核心的活动主要在治学、从教、参政三个方面。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学术、教育、社会活动等方面，均有十分传奇的经历，值得后辈学习。
学术方面，马老没有高学历、洋学历，却做成了大学问。熟悉马老生平的人都了解，他虽然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三考出身’，正路功名”，但在其出生前三年已经去世；尤其是在他十岁时父亲又不幸病逝，孤儿寡母，幼年时期家境十分贫寒。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在新式学堂里也只是读到养正书塾（后改为杭州府中学堂）的“特班生”（类似于中等师范），原本计划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后来由于偶然因素，被迫中断学业，从此走上社会，留学计划也随之破产。可以说马老并无很高的学历，更没有出洋留学的经历。
教育背景的缺憾并不妨碍马老做成大学问。马老治学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早年对史学、经学均颇感兴趣，尤其在史学方面写了不少很有分量的文章，影响甚大。后来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文字学，历时数十年最终完成了鸿篇巨制的代表作《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同时，他在诸子哲学方面也留下不少研究成果。
马老在学术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和他过人的禀赋有关，与其师陈黻宸先生的指导有关，但更离不开他自己对学术事业的钟爱，以及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马老年轻时治学十分刻苦，常常终日手不释卷。当时的条件远不如现在，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得靠手抄，他留下的不少手稿，至今仍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翻看马老那些用蝇头小楷写的稿本，便可近距离地感受到他在学术上所付出的心血。
教育方面，马老从一名普通教师做起，连续三个历史时期均出掌过全国教育行政。从清末开始，马老陆续在浙江、广东的一些学校任教。民国初年，到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任职，都是担任普通教师。马老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把教书当成一份寻常的职业、一个普通的饭碗，而是把教书当作一项伟大的事业，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
马老在教学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同时也是知识的创造者。尤其可贵的是，他为人正直，待人热诚，善于团结师生，并赢得他们发自内心的敬重。不管在哪儿任教，他在师生中均有很高的威望。马老在北京政府时期两次出任教育次长，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再次担任教育次长，后来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这一切固然与时局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他近半个世纪里在教育界累积的崇高威望。
社会活动方面，马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几个关键转折点都站到时代前列，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变化十分剧烈。由于变化的节奏太快，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先进人物，转瞬便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发展。
马老秉承古代士人的优良传统，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在反对清政府、反对北洋军阀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斗争中，马老都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没有落伍，更没有开倒车。
辛亥革命时期，马老是国粹派的重要成员，积极参与反清宣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参加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南社”；在浙江光复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国民革命时期，他在北京国民党组织中担任要职，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后来又南下参与策动夏超搞浙江独立，反对孙传芳，以实际行动响应北伐。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重要贡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便与马老直接相关。
民国时期学人从政的现象十分普遍，以马老的资历和人脉，不管在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完全可以独善其身，显赫一时。然而，他并没有那么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马老隐居上海，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他毅然决然地与在伪政权里担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等重要职务的盟兄汤尔和以及汪伪二号人物学生陈公博断绝关系，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可以说，马老一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严守底线，毫不含糊，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就马老一生而言，学术上的成就使他获得从教的资格，而在教育界的经历又成为他参加社会活动的起点。在他身上，三者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