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名誉社长，海内外著名
报人、作家、诗人曾敏之先生简历
曾敏之，1917年10月出生，原籍广东梅县，落籍于广西罗城。历任大公报桂馆、渝馆、港馆记者，探访主任、特派员等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为大后方著名记者。1946年6月在重庆两次采访周恩来，撰写长篇报告文学《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发表后全国各地报刊多转载，影响极大。1961年初调任暨南大学副教授。1978年奉派香港《文汇报》担任代总编辑、评委会总主笔，在香港前后工作共30年。
2015年1月3日，曾敏之辞世，享年98岁。
那是6年前，曾敏之先生应邀参加在南宁举行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当时他已92岁高龄。我们几位老乡请他喝油茶，老人身体还挺好的，思维依然敏捷，很健谈。我说陪他回罗城看看。他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未等会议结束，他便返回广州。之后，我几次要去广州看望他，都因抽不开身，没有去成。谁知那次见面竟然是最后一面。
今年元旦过后，我从微博上得知敏之先生去世的消息，当时一下子就懵了。此前的一个个月，我和《海外星云》杂志社的朋友聚会，他们还约我一块去广州看望他老人家，顺便为《海外星云》创刊30周年做个专访，怎么突然就走了。我默默地坐在书房里，一幕幕往事呈现在眼前，眼眶湿润了。
敏之先生是广西罗城黄金镇人，我们是老乡，他是我的长辈。我读初中时，就从老师那里听到了敏之先生的故事，读过他的作品。当时为家乡出了这样的文化名人，感到很骄傲，从心底里敬佩，希望有一天他回罗城能见到他一面。但二十多年过去了都没有这个机会。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工作。有一次随自治区主席覃应机出访，经香港停留。敏之先生当时任香港《文汇报》代总编，知道我们到香港，特意到宾馆看望应机主席，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慕名已久的老乡。
那天上午，应机主席叫我在饭店大堂等候敏之先生，因为看过他的照片，还算面熟。10时，一位西装革履、中等个子、头发花白、文气十足的老者从一辆黑色小轿车出来，我一看便认定这就是敏之先生。“曾老，我是覃主席秘书，来迎接您！”我忙上前扶着他说。“啊！你是潘琦！我的小老乡！”敏之先生笑着说。他与应机主席见面后，两位老朋友、老熟人便谈起广西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问题。当时广西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干部群众思想不够解放，改革开放意识不强，经济发展步履艰难。敏之先生凭着自己掌握国内外的大量信息，对广西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应机主席频频点头，有的意见后来自治区党委都采纳了。敏之先生才思敏捷，思想深邃，善于言谈，很有学者的风度、风范和风格。在他身上彰显出一种无可言状的魅力，这魅力有一种使人开颜、悦心和迷人的神秘力量，让人愿意同他交往、交谈。听了两位长者的交谈，我受益匪浅。
到80年代中期，自治区党委为提高领导干部的开放意识和市场经济知识，分期分批在香港举办厅级领导干部培训班，我是第三期培训班学员。敏之先生每期都来给大家讲课。那天，他上完课，我上前去和他握手说：“曾老，来香港前，很多罗城老乡都托我向你问好！”“谢谢大家！有时间我一定回罗城看看！”敏之先生还热情约我吃餐便饭，我说不用了，培训班伙食挺好的。他笑着说，你第一次来香港，乡里乡亲的别见外啊，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吧！
晚上6时半，当我和友人到达约定的饭店，敏之先生夫妇已在那里等候。我们就在大堂一个小方桌上坐下，曾太太很快点好了菜，点的都是家常菜，但很有味道，酒是敏之先生珍藏十几年的正宗茅台。那天晚上敏之先生非常高兴，我们竟很快把一瓶酒喝得精光。席间我们谈得很多，天南地北，因酒精的作用讲了一些什么，我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培训班期间，我和敏之先生还见了几次面。从打那以后，我们常有书信来往。
敏之先生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他怀念着家乡的山山水水。那年我在南宁地委工作，特地邀请他回广西看看走走，他很乐意地答应了。记得是1993年4月，我陪他乘车到北海考察。一路上我们说到一些旧事，谈到抗日战争期间他当《大公报》战地记者的故事。当时他写编发了大量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性的报道，其中不乏轰动一时的重大消息和独家新闻。他以文学的笔法采写的一批特写、专访和长篇报道，有的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成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范本。
他还详细地讲述了当年采访周恩来的情况。敏之先生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迁回南京，怎么样和平建设这个国家，国共两党产生了矛盾。因此，共产党派周恩来前往重庆进行谈判。当时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共同建国纲领，敏之参与了采访。通过周恩来的秘书联络，周恩来很乐意地接受了他的采访。前后安排了两个晚上。
我对敏之先生的身世和经历有过一些片断的了解。他祖籍广东梅县，生于罗城，15岁出任小学校长，16岁赴广州半工半读，并开始文学创作。1940年即开始报人生涯。先后任《桂林文艺》杂志助理编辑，《柳州日报》副刊编辑并采访部主任，桂林《大公报》特派记者、文教记者，重庆《大公报》记者、采访部主任，广州《大公报》特派员，香港《大公报》华南版主编、评论员。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任《大公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社广州联合办事处主任，1961年初调任暨南大学副教授，写作及中国现代文学两教研室主任。1978年再赴香港，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文汇出版社总编、评委会主任，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1985年，他回广西发起创办了《海外星云》杂志，当时在全国杂志界引起很大轰动。
数十年的报人生涯和文学艺术创作，锻炼了他敏锐的新闻触角及深刻的时事观察力，凭着他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与文采斐然的笔触，写了许许多多在国内极有影响力的特写、专访、长篇报道和文学著作及理论专著，先后出版了三十多部著作。敏之先生的作品，都会给人一种言近旨远、语浅情深、韵外之致的感觉。他不愧为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笔耕不辍的学者、导师、文学大家，使我无时无刻不感到钦羡与敬佩，他是罗城人的骄傲，也是广西人的骄傲！
敏之先生为人谦逊宽宏，性格开朗，耿直热情，喜怒常形于色，他看不惯那种与无私无畏、勤奋敬业、常怀感恩之心格格不入的东西，特别看不惯那种在生活和工作中患得患失、不求上进的人。他常推心置腹地和我交谈，对于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毫不留情地批评，尤其对当下文风不正，更是深恶痛绝。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为政不在多言，而在躬行实践。如今八股风盛行，讲话、写文章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很多套话，空话，让人感觉到千文一面的‘正确废话’，这种风气不整掉，何谈文化的振兴。我们的老乡，恕我直言，你作为领导，要领头倡导好的文风！”这些话多少年来，一直在鞭策着我如何去从政行文。
敏之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极其深厚的情感。他发起创建了香港作家联合会，后来又筹备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亲自担任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会长。八十多岁高龄之时，依然在香港与广州两地主持作家联合会活动。时常邀请两岸三地的作家进行文化交流，为中华文化传播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常说，中国人一定要人心归顺，人心不归顺，就谈不到热爱祖国;人心归顺就靠文化，得人心者得天下，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我们要重视自己的文化，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敏之先生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奋斗了一生，难能可贵，彪炳千秋！
悠悠岁月，似流水逝去。敏之先生仙逝，是中国文学艺术界和新闻界一个重大的损失。作为一个热爱、尊敬、钦佩敏之先生的乡亲和生前好友，对于他的亲切关怀、关心、关爱，我一直看作是一位久负盛名的文学前辈、导师对我的谆谆教诲。对他几十年在文化、新闻领域创造的业绩和声誉，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我不愿让那流逝的时光冲淡我心头的记忆，愿我这篇短文，作为一个花环，敬献在曾敏之先生的灵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