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杭城，千年胜迹添新貌
1976年11月，父亲任省计经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完成了省级经济厅局的“揭批查”任务，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1977年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兼计委主任。1978年4月随中国经济代表团团长林乎加同志第一次到日本考察，回国后在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介绍了日本的情况，并提出只要善于从浙江实际出发，埋头苦干，浙江在几十年内可以赶超日本。根据浙江自然资源紧缺的省情，提出要加强与能源大省的协作。第一次以补偿贸易方式，从日本引进先进的海洋捕捞船队。1978年夏，父亲到桐庐县横山公社劳动，支持农民包产到户，支持公社企业由厂长承包，超额完成任务的按合同发奖金。
1979年到1983年，组织上又调他去杭州市委任第二书记、杭州市委第一书记等职。他在市委班子会议上明确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杭州。
1980年下半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亲自起草文件向党中央书记处提议：“把抢救和建设杭州作为全国调整项目之一”，明确杭州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保护和丰富千年胜迹，建设富美都会。即：不仅要考虑市区、西湖风景区，而且还要考虑市属7个县。既要形成城乡结合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商品经济发达的经济网络，还要使杭州1.7万平方公里成为旅游区。让秀丽山川、怒潮飞瀑、名胜古迹、工艺美术、悠久文化、现代技术交相辉映，古装更添新貌，明珠竞放异彩。在此思想指导下，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专家们的论证后制订了杭州市总体规划。规划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提议的向钱塘江南岸发展的方案还是被否决了。
1979年10月，他在全市公社书记会议上提出：农村经济结构必须调整，要从单一农业调整为一个主体两个翅膀的飞鸟型经济。主体是粮食，两个翅膀是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千方百计让农民尽快富起来。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多创新绩”，反对保守思想，“冲破影响农民富起来的关卡”，“取消发展农村经济的一切禁令”，“各方面都要为农村发展开绿灯”。
这次会议后，父亲积极组织城市各部门与县社挂钩，支援农村，改革农村供销社一统流通领域的不合理体制，实行多渠道及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后自主流通的新体制。还支持和推广桐庐县联产承包到户，以及国有农场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等经验。
父亲还通过常委会议决定：在市财政9成上交的情况下，财政体制从统收统支，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市属区从历来无财权成为半级财政;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明确个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成立市个体协会，其代表人物可选为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职工“实行市场效益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发放超定额的综合奖、节约奖、革新奖、全勤奖等”，使职工工资虽不能调整而年收入增加36%。1980年4月，他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总结推广城乡结合的5种成功做法，要求坚决突破6个限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1981年夏，父亲向来杭州考察的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了搞活企业的3种典型，并提出：国家计划一统天下，包不了所有企业，要让企业有自主权，在参加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同时，争取到了国家和地方集资，根治和建设杭州城区的中东河计划。
父亲十分重视规划局制订的以西湖为中心的风景区保护建设规划，并严格执行。同时，支持开发千岛湖、瑶琳仙境等农村景区。引进富春江水澄清西湖试验也获得成功。
在杭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开展了“五讲四美四整顿活动”，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教育，兴办市属师范学院，加强市委党校。支持民主党派办夜大学，成立市“九三学社”，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时还恢复了西泠印社等著名文化社团，聘请著名的沙孟海老先生担任社长。积极推行卫生城市活动。他亲自上街检查卫生，看见有市民随地吐痰，就用随身携带的纸把它擦干净。
转岗人大，依法履职开新篇
1983年到1993年这10年间，父亲调任省人大主持工作直至离休。
父亲从亲身的“文革”经历和浙江法制建设薄弱的现状出发，与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起，认真履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责。他和同事们按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指导思想，针对全省人民关心的衣食住行、社会稳定、人身安全、义务教育、计划生育、文化生活、体育活动以及改革开放、村民民主权利等诸多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制订出地方性法规82件。
通过听取副省长和各厅局长们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积极开展监督，作出决议35个。例如：1987年作出的“关于加强法纪检查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议”，提出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教育，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和思想武器，必须认真组织学习、宣传、贯彻执行。”
父亲一生对母亲和子女感情很深。他和母亲从小青梅竹马，几乎同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9年大军南下，父母乘坐的卡车在途中遭遇空袭。父亲在疏散了车上所有人员和母亲后，才把我抱上跳下卡车。这时飞机已第二次俯冲下来，父亲赶紧把我压在他的身下以躲避飞机的扫射。等飞机过后才发现两颗硕大的机枪子弹就落在父亲腰部的左右两边。所以父亲既给了我生育之命，又给了我救赎之恩。
记得1970年春，我去乔司劳改农场看望他，只见他被太阳晒得全身皮肤黝黑，有些地方皮都晒脱了，右肩膀也被担子压出了厚厚的老茧。我见了悲喜交加，强忍泪水安慰父亲。他平静地对我说，劳动只是最轻的考验，你也要做好一辈子当农民的思想准备。后来他对我的这次探监充满感情地写道：
惯囤天晷窑，倏忽应声招。
初涉湖山暖，为怜发齿憔。
亲人相雨泣，雷雪恸天号。
空室窥星斗，乾坤万象遥。
1966年，“文革”开始后，相濡以沫几十载的父母被分别关押隔离审查，父亲在对母亲深深的忧心和怀念之中，于1968年在囚室中写道：
大楼囚室，望长空如漆，万方声没。频看百步连理树，唯有路灯明灭。竹马青梅，丹心铁血，可叹隔开离绝。万般愁苦，消磨多少红叶。十五越女明眸，金戈铁马，踔厉风华杰。午夜飞骑奇袭敌，日寇魂飞胆裂。赖党栽培，钟情理想，誓献青春热。忽遭缧绁，隔窗唯问明月。
后来母亲因遭到逼供和拷打而始终不屈，导致精神分裂。出院后也不愿和父亲住一个房间。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要照顾母亲，陪她说话，给她喂药，始终不离不弃，直至母亲谢世。在母亲谢世后他彻夜未眠，写了一副充满深情的概括母亲一生的对联：
上联是：曾入龙潭虎穴，旋攀媒体报坛;矢志献身理想，谁知浩劫失心残。
下联是：际遇尧天舜日，终于昭雪平反;无奈回春乏术，何堪血泪挽蕙兰。
当我担任省卫生厅和省残联的主要负责人之后，他对我说，一把手的喜好往往会被基层放大和利用，所以你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轻车简从，不进娱乐场所，不要沉湎于酒场之中，更不要摆什么领导的架子，认真做事，低调做人，平易近人，多交一些平民朋友。他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如同家人，有些普通工人来家中修理家电，他总是吩咐阿姨准备好茶水和香烟招待他们。对待犯过错误，甚至在“文革”中动手打过他的同志，事后仍然宽宏大量，原谅他们的过错并妥善地安置工作。
父亲一生和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在初中时夺得过舟山地区百米和跳高跳远的冠军。在新四军举办的首届全军运动大会上，他带病参加跳高比赛仍获得了亚军。在上饶集中营关押时，更是利用篮球比赛鼓舞了难友们的士气并成功越狱。他一生十分关注体育事业，经常用毛主席的名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来激励我。他对我说，长子是要代父的，你在各方面都要为弟妹们作出表率，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初中时他就送我进市少体校体操班锻炼。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常年坚持打篮球，40岁时还要跟我学体操倒立。
花甲之年，他在杭州市主持工作时，为了推动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带头绕里西湖跑了一圈。“文革”以后他担任了省计委主任，当时百废待兴，资金和物质非常紧张，但还是想方设法安排筹建了省少体校这个项目。到了古稀之年，他仍坚持参加省老年常乐篮球队，到全省甚至东南亚一带比赛，推动老年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时，还和一些知名度很高的老同志一起写提案，要求加快省黄龙体育中心的建设。80岁以后他虽然不能参加篮球比赛了，但仍每年参加群众性的健步走活动，并在家的后院安装了一个篮球架，每天投篮不止。1999年看到我国女足在奥运会上拿了亚军时，高兴地连夜作诗一首发表在《浙江日报》上。
父亲一生坎坷曲折，几经生死考验，但他对马列主义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1990年，他到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遗容后写了一首新体诗：《敬礼，列宁！》
历史的足迹已很遥远，
列宁的巨手，
翻卷起西伯利亚的茫茫风雪。
你在涅瓦河畔下令，
阿芙乐尔号轰响，
惊天动地的炮声，
工农兵的红旗迎着旭日哗哗作响，
在英特纳雄耐尔的战歌中冲锋陷阵，
汹涌澎湃的洪流涤荡了冬宫和沙俄的污泥浊尘！
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请接受一个中共党员的虔诚致敬！
天上的北斗星永不陨落，
你的名字永远是真理的明灯;
前程曲折，
但我听到了你铿锵的脚步没有停顿。
明天，地平线上必将升起万丈霞光，
那是更绚丽的共产主义美景。
安息吧！父亲，我们永远爱您！
（全文完）
（本文文字和图片均由陈安羽的长子陈晓非提供。主要参考资料有陈安羽本人辑写的自传、安羽诗词选和《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历年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