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舜臣和朝鲜党争
国人读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笔者将其称为“姓名印象”。如张飞正史中明明是一个擅画美人、立马书铭的才子，只是因为名字起的颇为跋扈，于是在演义中便成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莽夫，即便偶有良策，也不过是“粗中有细”。指挥水师与日本侵略者周旋于朝鲜半岛沿海的李舜臣本是武科及第出身的职业军官，但因为和宋、明时代的大儒同名，因此在后世形象中多是一副温文儒雅的儒将形象。
“科田制”和“两班贵族”这样的顶层制度设计，无疑是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但朝鲜地狭民稠，在蛋糕无法持续做大的情况下，为了争夺“分蛋糕”的话语权，一系列“士祸”和“党争”也就在所难免了。而日本发动侵朝战争之际，正值朝鲜“东、西党人”之争未平，“南、北党人”之争又起的节骨眼上。和多数东亚地区的朋党之争一样，朝鲜的东、西、南、北四人党也是拿儒学经典和最高统治者的血统说事。当然，他们争来争去也不是为了辨明程朱理学的核心是“性”还是“气”，又或者李成桂有没有汉族或者蒙古的血统，终极目标还是要以大义的名分将对方赶出朝堂。公元1591年，朝鲜东西两党为了国王李V的“继承者们”又闹将起来。虽然这场“建储之争”以东人党的全面获胜而告终，但对“政治失足”的西人党究竟该赶尽杀绝还是“费厄泼赖”，东人党内部又产生了分歧，进而分裂成了以李山海为首的北人党和以柳成龙为首的南人党。而就在这连番朋党之争“中场休息”之时，一年前出使日本的“黄金组合”回来了。
“黄金组合”指的是“西人党”的黄允吉和“东人党”的金诚一。既然党派不同，那么给出的日本国情通报自然也不可能是一样。黄允吉说日本“兵强马壮，武士当国”，金诚一就说不过是“色厉内荏，不足为患”；黄允吉说丰臣秀吉“深目星眸，闪闪射人”，金诚一就说那其实叫“目光如鼠”。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黄允吉的说法显然更符合当时日本的国情。但此时的朝堂之上都是他的政敌，又怎么会有人替他帮腔。于是，在“弹丸岛国不足为虑”的“东人党”大合唱中，朝鲜国王李V也觉得没必要庸人自扰。
金诚一在朝堂之上虽然有意摆了同团出使的黄允吉一道，但私下却第一时间将日本备战的消息通知自己的同乡、身居“右议政”高位的柳成龙。柳成龙深知事态严重，于是第一时间选派得力的亲信武将前往朝鲜半岛南部备战。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出任光州牧使的权栗和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的李舜臣。
权栗根红苗正，老爸是前领议政权辙。不过，权栗本人虽然早年参加武科考试，但并非投身军旅，此时无尺寸之功，只是一州军政长官。除了家族的荫蔽之外，他自然少不得同乡柳成龙的推荐。与权栗相比，李舜臣的出身可谓“贫寒”。朝鲜史书上说他是德水李氏始祖李敦守的第12代孙，这过于遥远的记载是否属实姑且不论。即便李舜臣真是那个高丽王国时代神虎卫中郎将的后代，在朝鲜王国统治时期也没什么好自豪的。而在李舜臣的直系亲属之中，只有曾祖父李琚做过兵曹参议，到了李舜臣的祖父辈更是家道中落。不过，李舜臣的老爸李贞虽然是个布衣平民，给几个儿子起名字倒是霸气外露：李舜臣的哥哥叫羲臣、尧臣，弟弟叫禹臣，如果再生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要叫启臣。
和中国古代“穷文富武、饱吹饿唱”的说法不同，在朝鲜王国“两班贵族”的把持之下，文科、武科都是有产阶层的特权（勋田、科田、军田的所有者），平头百姓只能参与杂科考试（易、医、阴阳学、法律学等）。李舜臣虽然有资格参与武科考试，但32岁才在屡试之下中举，也算是大器晚成。而与权栗这样的权贵不喜为官的洒脱相比，李舜臣的前半生几乎都是在“为祖国边疆献青春”。公元1579年，李舜臣被调往今天因地下核试验而闻名的咸镜道，以抵抗女真部族的袭扰。这一待就是十年，期间他还因兵败鹿屯岛而失罪革职，以白衣从军。被很多人视为《鸣梁》前传的韩国电影《天军》，反映的正是李舜臣这段“走背字”的历史。
柳成龙无疑是李舜臣生命的中贵人，但对于两人的关系，朝鲜史料却讳莫若深，只说是两人是少年时的老相识。成长于安东的柳成龙如何认识家住汉城的李舜臣，实在令人难以信服。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为柳成龙的慧眼所发掘之前，李舜臣已经被金海都护府使李庆禄推荐给了“东人党”的另一大佬――李山海。可以说早在柳成龙“不拘一格”用人才之前，李舜臣已经算是“东人党”的外围了。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朝鲜王国南部三大水师指挥官系数换人，除了主持全罗左道的李舜臣之外，负责全罗右道的是王族旁支的李亿祺，接掌负责庆尚右道的是原咸镜道富宁都护府使元均。而这两位和李舜臣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曾在东北边境与女真族交战，属于有实战经验的“军政复合型人才”。由此可见，朝鲜王国对抵御日本侵略的相关战备工作的启动，最迟不远于公元1591年。所谓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如同无预警入侵”的说法并不成立。而之所以造成壬辰战争初期朝鲜军队一溃千里的局面，则完全是由朝鲜国内的政治体制和战略误判造成的。
丰臣秀吉的战争观和海权意识
作为织田信长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丰臣秀吉并非不重视水军的建设。早在受织田信长之命攻略盘踞本州西部的毛利氏领地之时，丰臣秀吉便施展自己所擅长的招降纳叛手段，延揽濑户内海芸予诸岛的村上水军。此时，本就是股权不清的村上水军内部也暗流汹涌。首先背离毛利氏投降丰臣秀吉的，正是电影《鸣梁》中人称“（要成为）海贼王”的来岛通总和他的倒霉哥哥――得居通幸。
公元1585年，丰臣秀吉以与其结盟的毛利氏为前锋，大举侵入四国岛，得居通幸和来岛通总两兄弟亦负弩前驱。面对丰臣氏压倒性的优势，被称为“土佐之蝙蝠”的长宗我部元亲很快便宣布投降。得居通幸和来岛通总因此分别获得了三千石和一万三千石的封地，算是跻身入了战国大名的行列。可不要小看这一万三千石，要知道在电影《鸣梁》中登场的其他几位日军将领中，藤堂高虎此时也不过两万石的封地，加藤嘉明此时仅三千石，要到一年之后才加封淡路城一万五千石，胁坂安治山城、摄津两领相加亦不过一万三千石的封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来岛通总两兄弟可谓起点不低。
第二次九州征讨的成功，令丰臣秀吉开始迷信于泰山压卵式的大兵团作战。两年之后，他故技重施，再度动员丰臣系本部人马及盟友大名所部25万大军，海陆并进，杀向盘踞关东相模、伊豆等地已近百年的战国北条氏。来岛兄弟再度从军出征，但此时他们的风头不仅被曾经的织田系水军头领九鬼嘉隆盖住，甚至连加藤嘉明、胁坂安治这些“半路出家”的水军将领也有所不如。毕竟加藤、胁坂两人自平定四国岛之后也受封于濑户内海沿海，造船募勇均有先天的便利。
声势浩大的北条氏讨伐战，最终以北条氏主城小田原在海陆包围下宣布开城投降而告终。至此，丰臣秀吉不仅完成形式上对日本列岛的统一，更令其形成了自己一整套对战争的看法。在丰臣秀吉看来，日本列岛经历百年战国的历练，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争动员体制。通过被称为“太阁检地”的日本全国经济大普查和土地所有制调整，丰臣秀吉基本掌握了日本全国年生产力的经济数据。随后再依照每个大名、家臣所领有的石高数，去分配兵员和战争物资采购数量，数十万大军便可以迅速完成集结和调遣。正是缘于对自己所建立的这套原始“总体战”体系的自信，在丰臣秀吉眼中远征朝鲜将成功地复制九州、北条讨伐战的辉煌。
仅从字面上看，天下已定，要求各地水军停止“海贼”行动无可厚非。但事实上，日本各地的水军除了打家劫舍之外，更多的时候扮演着海上收费站和镖局的角色。正因为如此，日本水军的主力舰被称为“关船”，意即在海上的航行要道设置关卡，以收取“帆别钱”。而客户如果愿意以“警固料”的名义出钱，各水军也不介意用小型快船（小早）提供武装护送的物流服务。从长远来看，帆别钱、警固料对日本国内贸易的发展都是有害的。但丰臣秀吉以行政手段将其一刀切，却不免操之过急。《海贼停止令》一出，各地的大小水军集团顿时星散，其中当然不乏有好事者，加入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等人的水军远征朝鲜，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就此从良，过上了打渔经商的和平生活。从这一点来说，被编入四国诸大名组成的第五番队（兵团）渡海犯朝的来岛通总所部，可以说是除九鬼嘉隆之外唯一一支成建制参与远征朝鲜的战国水军余脉。
鸣梁战役之前的朝日海战
最早与对手交锋于海上的朝鲜水军将领并非李舜臣，而是庆尚右道水军节度使（朝鲜方面简称为右水使）元均。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海军主力，元均虽然接战不利，被迫放弃战略要冲巨济岛，但毕竟敢于亮剑，比起一炮未放便“敌前转进”的左水使朴泓已经算不错的了。当然，朴泓也并非全无贡献，他至少在跑路之前凿沉了自己麾下所有的战舰。当时朝鲜水师所使用的主力舰――板屋船，无论是吨位还是火力均强于日本方面大量使用的关船，即便面对十万石大名才能建造的安宅船也并非不能一战。
必须指出的是，初次出兵朝鲜之时的藤堂高虎领下不过两万石，因此全力动员也不过出兵2000人，根本不好意思在前线冲锋陷阵，只能以水军的身份在后方打打秋风。而正当他率部上岸抢劫之时，李舜臣的大军突然杀到，停泊于岸边的30艘日军战舰根本来不及还手就被朝军以舰炮、火箭击毁了24艘。李舜臣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打了这样一场奇袭战固然是大捷，但事后朝鲜方面宣传毙伤日军4000人左右却显然有些不厚道。
成功奇袭玉浦之后，李舜臣打算将舰队临时停泊在巨济岛的永登浦过夜，但侦察船又传来了有小股日军正从附近经过的消息。李舜臣随即率队前往截杀，一口气击沉了对方6艘战舰中的4艘（一说5艘）。连胜两阵的李舜臣显然有些亢奋，第二天根据此前侦察所获的情报，率军突袭了巨济岛对面的固城赤珍浦，故技重施击沉了13艘处于停泊状态下的日军船只。不过，此时汉城陷落的消息传来，一扫李舜臣、元均所部原本高昂的士气。于是，在“诸将放声痛哭”的情况下，两道水师联合舰队宣布解散，各回本镇。
应该说李舜臣所在的丽水港此时远离日军的进攻轴线，相对安全。而元均所统率的庆尚右道水军不仅船少兵寡，防区内的大多数良港、锚地均已落入敌手，在一线与敌周旋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正是得益于元均所部始终活跃于前线，才能令李舜臣在丽水安心休整一个月，并根据战场需要建造了第一艘龟船。
根据李舜臣《乱中日记》的记载来看，朝鲜水师很早便已有过使用龟船的历史，其更为古老的名字――“蒙冲”则似乎暗示了这种战船有着中国血统。结合中国古籍中关于艨艟（蒙冲）的记载便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此船（艨艟）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进，矢石不能败”，基本上与龟船的设计理念别无二致。那么，为什么这种战舰在中国战场被淘汰后，会在朝鲜以龟船之名复活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缘于自宋元以来，中国造船工业及火器运用日益发达，曾在冷兵器时代具有良好防护性的艨艟由于不利于架设多重帆橹机动性不强，且在大口径火器面前生存能力堪忧而逐渐淡出一线。而在朝鲜战场之上，由于日军缺乏火器且主战场集中于沿海港汊，便重新给予了龟船一展拳脚的机会。
中远距离以弓矢、火绳枪射击，近距离投掷被称为“焙烙”的火药罐杀伤对手甲班的有生力量，最后以水手跳帮，白刃肉搏结束战斗的模式堪称战国日本水军的“三板斧”。但这些战术在面对李舜臣的龟船时显然都很难奏效。龟船的上半部包覆六角形甲片，可以有效抵御日方的中远程投射武器攻击，而甲片上林立的铁锥也能令对手英勇的跳帮成为一场可怜的自杀。不过，和大众传统的理解相悖的是，事实上在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朝鲜水军所投入的龟船总数不过3～5艘。
在随后的几天里，李舜臣又连续于唐项浦和永登浦击败赶来支援的日本海军。来岛通总的哥哥得居通幸便在此两役中座舰被击沉，无奈于附近陆地登陆后自尽。不过在朝鲜的史料之中，这位仁兄也是死在电影《鸣梁》中箭术超群的顺天府使权俊弓下。更为悲剧的是，得居通幸死后他的领地还被丰臣秀吉没收，转授给了他的弟弟来岛通总。此时，李亿祺的加入令朝鲜水军三道联合军队已经拥有了近百艘战舰的实力。正是有了如此雄厚的兵力为后盾，李舜臣才敢与集结于巨济岛的日军主力正面决战。而讽刺的是，此战日方虽然投入了胁坂安治、九鬼嘉隆、加藤嘉明三大水军主力，但在战场之上却始终只有胁坂安治所部。这场被称为闲山岛海战的大捷，宛如一支功效强劲的鸡血，令李舜臣发动了自己统率海军以来最大的冒险行动――突袭釜山。
李舜臣的冤狱及复出
对于大明帝国在壬辰朝鲜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对于中日朝三国的民众而言，从1593年开始的明、日和谈都是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而恰恰就在和平谈判进入最关键阶段之时，朝鲜国王李V突然宣布将李舜臣下狱。事后朝鲜官方的说法是中了小西行长的反间之计，元均等军中将领诬陷李舜臣阴谋篡权，朝鲜国王李V激愤之下失去了理智，才会行此昏招。这个说法虽然流行，但却很难令人信服。首先，小西行长要散布李舜臣谋反的谣言不难，难的是这个谣言要有人肯相信才行。要知道，当时的李舜臣虽然已升任三道水军统治使之一，但比其位高权重的职权大有人在。其次，就算李舜臣要谋反，以其手中区区数千人的水军登陆之后也难成大事。显然，事情的真相其实并非那么简单。
要搞清楚李舜臣“冤狱”的真实原委，首先要回顾一下壬辰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朝鲜王国中枢的党争态势。虽然经过战前的巧妙布局，身为“南人党”领袖的柳成龙拥有着最为稳固的政治基本盘，但战争初期各条战线的节节败退还是令他和北人党领袖李山海双双引咎辞职。不过，李山海外放之后仍然多次遭到南人党的弹劾，很快就丢失了所有的官职，变成一介白丁。而柳成龙虽然被下放到外职，但以招募义军的能力取得了一定的兵权。同时，他在海、陆两军之中还有李舜臣、权栗这样的潜力股，派往明廷求援的李德馨也是柳成龙的亲信。果然，大明帝国援军一到，主将李如松便点名要柳成龙前来助阵。一时间“南人党”声势大振，俨然成为了朝堂的主宰。但“月盈则亏”的道理，自古便是官场颠扑不破的铁律。就在朝鲜宫廷重回汉城、柳成龙官复原职的同时，南人党也成了朝野上下的众矢之的。为了能把南人党给打倒，北人党试图抓住南人党的根基予以沉重打击。在明军主力撤出朝鲜后，支撑南人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是屡立战功的李舜臣领导的朝鲜水军了。因此，在北人党看来要除掉柳成龙，首先就要先把李舜臣除掉。
所谓的“小西行长反间计”也并非是说李舜臣谋反。当时，小西行长有一个名为“要时罗”的部下早年便诈降卧底于朝鲜军中。小西行长通过其传递假情报给朝鲜军方，说日军主力某天将会由海路抵达朝鲜，朝鲜政府随即要求李舜臣出兵截杀。而李舜臣不知道是看破了这一诡计还是老成持重，总之未按令出兵，北人党趁势攻击他公然违抗军令导致丧失破敌良机。柳成龙考虑到大局初定，不想与北人党产生大规模冲突，因此弃车保帅，没有积极阻止北人党弹劾李舜臣。
1597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三道水军统制使李舜臣被革职治罪押送到了义禁府。朝鲜国王李V下令“国罪不容恕”，要求“鞫问至自白为止”。因此，李舜臣多次受到了严刑逼供。但好在南人党在朝堂之上仍占据主要席位，朝鲜水军诸将如李亿祺、忠清道水军节度崔湖等人也为其鸣不平。最终，朝鲜官方也觉得对李舜臣通敌、谋反的指控有些站不住脚，于是免其死罪，再度让他白衣从军。而柳成龙在关键时刻没有保护自己心腹的行为也令南人党上下寒心，为其最终失势埋下了隐患。
李舜臣下狱的这段时间，正值明日和平交涉正式决裂之时，丰臣秀吉随即向部下再度发出了出阵朝鲜的动员令。而此次的计划不再是好高骛远的一举征服朝鲜甚至要将战火烧过鸭绿江，丰臣秀吉认为“全罗道是否压制事关全局成败，此后再行攻略忠清道及其他地区”。因此，日军首要目标便是扫荡朝鲜水军，而此时朝鲜水军前线最高指挥官已经由元均担任。元均和李舜臣私交甚恶，李舜臣甚至在自己的《乱中日记》中写到：“在天地之间，像元均这样凶恶的人实在是非常少有的”。但常年与日军周旋的经验还是令元均认识到，朝鲜水军的长处在于机动游击，正面与日军交锋并非取胜之道。但是在上峰的严令之下，元均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率军出击。
随着日军全罗道平定的顺利推进，到农历九月中旬，全罗道残存的朝军控制地区仅剩全罗道南部一隅。朝军在漆川梁海战大败后，其水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再度启用李舜臣为三道水军统制使也无法挽回战力上明显的差距。为此，日军陆军继续向全罗道南部进军，水军则沿海一路西进，从水陆两路迫近鸣梁海峡一带，而电影《鸣梁》的故事大体便是从这里徐徐展开。
今天，李舜臣仍旧是支撑韩国人的精神力量。据说，在韩国大街上无论男女老少，随便找人问其最爱戴的历史人物是谁，可能三人中就会有一人会回答是李舜臣。可以说，象李舜臣这样强烈影响韩国人的历史人物少之又少。但透过历史的真相，我们不难发现他也有迷茫和冲动，也有党同伐异的政治算计，但这并不影响其在鸣梁之战中力挽狂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