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修先生同我的几位长辈应当是熟悉的，但我们却一直无缘相识。同他见面，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惊喜。大概是1986年吧，严秀（曾彦修）和牧惠（林文山）二位先生正受托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一套《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丛书的第一辑、第二辑已经出版，每辑十种，每种一人，入选作者都是活跃于当代的杂文名家，如巴金、老烈、陶白、邵燕祥、邓拓、冯英子、秦似、蓝翎等。我从1981年调到北京，编辑之余，也写些杂感之类的文字，用了个笔名叫“东耳”，不过把“陈”字拆开罢了（后来因为另有一位“东耳”，还有一位“耳东”，都写杂文，为避免相混，就不再用了）。一天，忽然接到彦修先生一封信，说他与牧惠正在着手编《选粹》的第三辑，因为看到我的几篇杂文，希望我能再多选一些寄给他看看。我那时所写有限，搜罗起来也不过五六万字，便一起寄了去，心中并无奢望。不料时隔未久，他又写信约我一谈。那时，他住在前三门大街靠近正义路的一栋楼里，离我工作的地方不远，我便如约骑车去了。
彦修先生家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就像他的衣着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一样。一件已经嫌紧的中山装，我总疑心还是“文革”前的旧衣。后来一次天热时去，一件圆领汗衫已经有好几个破洞，但他依然穿着。一把蒲扇，还是我大学时代在上海用过的那种。若在街上见到，绝想不到他是著名的学者、杂文家、出版家。这样的装束，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虽是第一次见面，却像相识久已。
谈到我的那些文章，他的话很简洁，没有客套，开门见山。记得是那么几层意思：一是告诉我，他和牧惠都读了;二是他们两人都觉得可以收入《选粹》第三辑;三是要我最后校核一下，是否有增删，但告诉我后面的二十九则“杂说”一篇也不要删，只是限于体例，丁聪先生的图无法收入，是个遗憾。然后就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交稿。说完后，虽没有端茶送客，却也没有更多的闲话。
那时，出版社编辑丛书大致都要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当主编，再找一位年轻些的当副主编。主编是借重其声望，副主编则是实际操盘者。像彦修先生这样不担虚名，勤于实事，从遴选作者到审读稿件，到同作者谈话，再到最后定稿，事必躬亲的主编，可谓稀有。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这正是他的行事风格。
因为他做事认真，所以最不能忍受他人的马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刊物如雨后春笋，但编辑多为新手。新手自有新手的好处，譬如勤快、敏锐、胆大，但也有毛病，那就是马虎、自负，但又学养不足，不当改的乱改，甚至改出笑话。这一点让彦修先生很是恼火。
那时我所在的《t望》周刊，有一个副刊《珍珠滩》。《珍珠滩》有一个杂文栏叫“枥下谈”，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是专为一些年事已高的名家所设。“枥下”谐音“历下”，也含“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意思，以名家汇聚为号召。创办之初，请几位老前辈座谈，其中就有李锐、李普、彦修、黎澍四位。
第一次收到彦修先生来稿，欣喜之余，也令我吃了一惊，因为他在稿纸上方作了如下申明：“对稿件如有一字之改动，请与作者联系”。这样的申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于是“谨从命”，我把编辑过程中的每一处改动都写信告诉彦修先生，无非是几处衍字或笔误。经过几次这样的告知，彦修先生大概觉得我这个编辑还靠谱儿，所以下一次寄稿时解除了这条“禁令”，并告诉我是因为被有些编辑改怕了，不得已出此策以应之。这件事让我很是感慨：一个能对自己的文章如此认真的人，必定对别人的文字也同样尊重;反之，一个随意删改他人文字的人，对自己的文字也必定不会认真。这对于编辑，当是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
对文字的态度，也是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彦修先生是那种方正坚守，绝不苟且的人，因此他也不齿于无原则、无特操的风派。《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个栏目叫“望海楼随笔”，我的一篇《怀师》刊发在那里，其中讲到刘大杰先生在“文革”中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事，觉得强制学者修改著作，从施之者言，是极大的愚蠢;从受之者言，是极大的悲哀。大杰先生是受害者，又何必苛求于他呢。此文彦修先生读后给我一信，后来又读到他更为详尽的批评文章，认为“学者、文人、思想家、理论家，还有政治家，不管古今，都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条界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随便跨过来跨过去的”。彦修先生责以大义，我是赞同的，“文革”中那些栽赃陷害、见风使舵、曲意迎合的事令人不齿，但对刘先生当时的处境，我觉得彦修先生毕竟有些隔膜，何况就是在复旦，刘先生也未能见谅于许多前辈。因此我未作任何辩解或争论。不料两年以后，又收到彦修先生一信，说是读到一些文章，知道了刘先生当时的处境，文人处此际会，实也大难，还是要多谅解些才好。因此他将前次对我文章“不妥当的评论收回作罢，并致歉意”。接到这封信后，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的感受：“多年来，我见得多的是强词夺理、一贯正确的所谓‘权威’，是不负责任、夸夸其谈的所谓‘才子’，能对自己、对他人的文字都取这样认真、严肃、负责任态度的，真是凤毛麟角。这样的为人处事，称得起前辈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