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虎踞龙盘，但历史上的战乱也让南京的经济文化遭到毁灭性的重创。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克天京（南京）。面对几为一片废墟的南京城，曾国藩进入南京后到是做了几件很是有助于恢复南京文化的事情：恢复秦淮河旧迹、重建夫子庙、修复贡院、恢复江南乡试、修葺书院、增添藏书、成立刻书局等，终使得残破的南京城逐渐恢复过来，也延缓了清政府的灭亡。难怪史家称曾国藩为“中兴名臣”。曾国藩在攻陷南京之后的所作所为，反映了他对文化影响的认知与见识。 修复秦淮灯船
曾国藩也承认1864年攻克南京一役是一场浩劫。他说：“自五季（指唐末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到处是断壁残垣，瓦砾遍地。翰林出身的理学家曾国藩进入南京后对此不能无动于衷，面对百废待兴的南京城，如何才能安定人心，恢复旧时南京的繁荣景象？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曾国藩下令恢复秦淮河灯船。他贴出告示晓谕全城，已决定恢复秦淮旧迹，各行各业在秦淮河两岸兴建酒肆茶馆各类商铺，所有工商业均可以三年不纳税。这三年不纳税的优惠条件，一下子就将江浙一带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拉动起来。曾国藩将恢复秦淮旧迹的工程交予手下最得力的幕僚赵烈文，由他全权负责办理。曾国藩交代，一定要在8月中秋之前将从聚宝门（中华门）到通济门一段约十华里的秦淮河先行修复，尤其是围绕夫子庙一带的秦淮河，这是早岁秦淮画舫的主要活动区域。对恢复秦淮旧迹，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游览秦淮河，如同读一部六朝至前明的旧史，几度兴废，几多悲喜，亦足令读书君子观古鉴今，励志奋发，居安思危。”这是大眼光。
赵烈文不负曾国藩之望，更是不惜工本，不到一个月，即将这段秦淮河的主要景点修缮完毕，其中从桃叶渡到夫子庙前的泮宫一段更是被修整一新。中秋那天，总督衙门下令军民齐乐，曾国藩带头上画舫游览秦淮。只见沿河两岸，白墙黛瓦，勾栏雕窗，到了夜晚，秦淮河两岸所有店家灯笼高悬，尤其是淮清桥桃叶渡一带灯火辉煌，人头攒动，热闹异常。河中集中了上百条画舫，所有画舫，无一不是船头船尾高挂各种形状的彩灯：兔形灯、鱼形灯、鹿形灯、龟形灯，大的画舫更是不惜高成本制作了龙形灯，从船头延至船尾，把桃叶渡一带的秦淮河映照得如同白昼。秦淮花灯本是南京最具地域特色的民间传统，经过十几年的战乱后，在曾国藩的策划下，于1864年的中秋终于得到了全面恢复，再次呈现出歌舞升平景象。对秦淮画舫，晚清时期，夫子庙楹柱上有一副联语很能说明秦淮画舫的一些功能：“都是圣人，且领略六朝烟水;暂留过客，莫辜负九曲风光。”据史料记载，1864年曾国藩在南京举办的这次中秋画舫灯会，赛过太平天国进入南京以前的任何一次中秋节。几年下来，秦淮河上又是“神弦仙管玻璃杯，火龙蜿蜒波崔嵬。云连天阙天门回，鹤舞银城雪窖开”，让人流连忘返了。恢复秦淮画舫看似仅仅是让金陵百姓、达官贵人、士绅商民有一个游乐的去处，而实际效果是这一举措让逃亡外地的绅士、读书人、商人从中看到了南京的安定，稳定了人心，于是这批人开始渐渐返回南京，不久还出现了外地商户移居南京的现象。南京居民由太平天国后期的三万余人，十余年下来很快就恢复到几十万人，南京又逐渐有了生机，遭到战乱严重破坏的经济文化开始复苏。曾国藩恢复秦淮画舫，可谓深居用心。 恢复乡试
还值得一说的是湘军在未打下南京之前，已先期收复了安庆。作为读书进科举入仕的曾国藩来说，他深深了解到江南读书人对功名的渴望与无奈。太平天国时期，江南乡试被迫中断，十余年间仅在咸丰九年（1859）在杭州借闱开科一次，且录取名额不足，士子们很是失望。湘军攻入安庆，当地士绅就积极活动，酝酿上、下江（指安徽、江苏）分闱，热切盼望能先在安庆恢复乡试。对此，曾国藩与安徽士绅们共同作了一些努力，而且选定了地址。结果，由于场地狭小，实在无法解决多年未取功名的众多士子的考试场地，不得不停止此事。有清一代，江南乡试就有天下之盛的称誉，很受重视。主要原因：一是南京（当时称江宁）自入清以来就是江苏、安徽两省士子乡试之地。在康熙六年（1667）以前，江苏、安徽两省未曾分省，称江南省。到康熙六年分为江苏、安徽两省。虽然分省，但安徽士子的乡试仍在南京举行，仍称江南乡试，因未曾分闱，所以贡院仍在南京。当年陈独秀就是在南京参加的乡试。二是参加乡试的江南士子取中的不仅是名额多，更重要的是江南举子往往名列前茅，会试中进士的比例远高于其他。要取得人心，很重要的一条是把知识分子稳住。所以，曾国藩一进入南京，首先去看的地方就是贡院，见到房屋号舍基本都在，只要加以修复就可使用，于是决定奏请在当年11月举行乡试。尽管当时整个南京几如废墟，而且房屋极少，甚至曾国藩的幕僚臣属连一处完整的办公用房都很难找到，但曾国藩仍决心要将江南贡院抢修出来。曾国藩一面亲命臬司黄润昌尽速征集工匠，抓紧时间抢修贡院，一面奏请中央政府选派考官莅临主持江南乡试。消息传出后，苏、皖两省读书人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是年乡试结束后，一大批江南士绅和平民子弟被录为举人，达到二百七十三名。随后，即可参加次年在北京的会试，因太平天国而中断的江南士子上升通道因此重新打开。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重回两江，此举深得苏、皖两省民心，尤其是赢得了广大读书人的拥护。中断了十二年的江南乡试在曾国藩的主持下终于得到恢复延续下来了，一时之间两江士人闻风鼓动，流亡旋归，带动“三产”，商贾云集，纷纷涌向南京这座被太平军占据了十余年的古城。这些中举的士子第二年要参加在京举行的会试，曾国藩考虑到不少士子多系贫寒出身，大乱刚定，仓促进京，囊中窘迫，多有不及整理行装者，由是每人发给三十金以为盘缠;他还自掏腰包赠与举人做路费的，如赠予当时的举子秦际唐十两金子，秦氏后来成为晚清著名学者，这成了他青年时期的一段佳话。南京的社会秩序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得到了恢复，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商业逐渐繁荣，应该说这与上述修复秦淮画舫、恢复乡试是密切关联的。 修复江宁府学、重建夫子庙
曾国藩在乡试结束后命弟子李鸿章修复江宁府学，此举主要是考虑到江南各府、州、县学经过十几年的战火早已荡然无存，要保障科举的延续，续上传统文化的道统，必得府、州县学对学子的培养，有地方可读书。于是，重修夫子庙。在曾国藩把棂星门、大成殿及两庑廊修成一段时间后，夫子庙大门前广场右侧的空地，由江宁乡贤朱芙峰等人集资整修了“聚星亭”。亭子虽不大，由于其名取得吉利，乡试期间，从苏皖两省大江南北各州县赶来南京贡院参加乡试的黉门秀才，在秋闱寒灯苦思八股的前夕，往往三三两两来“聚星亭”休憩，既调剂精神也讨个彩头。所谓“聚星”者，顾名思义，也就是取意取天上“文曲星”相聚于此，以示吉祥而已。到了后来，人们干脆将此亭又称之为“魁星亭”。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以及以后，南京城内的地方官员、名士乡绅，在春秋二季莅临夫子庙举行祭祀，“聚星亭”以及周边的茶馆也就成为这批人盘桓的场所。伴随贡院的修复、乡试的恢复，围绕贡院的酒店旅舍、旧书肆、古玩店很快就星罗棋布于四周，特别是来应试的士子们往往在乡试头年就来到南京，或租赁房屋或住旅舍，既有利于结识各州县学子更好地交流读书体会，也得以在六朝古都一游。文化事业与商业活动形成良性互动，使得以夫子庙为中心的老南京商业游览区域迅速恢复到战前状态。局面安定，百姓随之也就安居乐业了。此刻的南京已经商铺林立，茶楼酒肆鳞次栉比，青楼笙歌不绝于耳，秦淮流水潺潺，游船如织，两岸人头攒动，一派歌舞升平景象。对此，曾国藩可谓功不可没。 修葺书院
曾国藩修复的第二所书院是尊经书院。尊经书院位于城内尊经阁东、西两侧，1865年，曾国藩与其学生江苏巡抚李鸿章开始在冶城山下修建江宁府学的基础上维修尊经阁，成立尊经书院，委派候补道桂嵩庆、知府廖纶、参将叶圻负责修建，于1869年7月完工。为鼓励自学成才，允许非学中之士前来听课、参加月考，成绩优秀者还颁发奖学金，南京著名的地方史志学家陈作霖即肄业于此。尊经书院修复后，曾国藩要求书院必须多聘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耆儒前来定期讲课。
1865年，曾国藩又在今清凉山下的龙蟠里修复惜阴书院（其对面则是魏源故居）。该书院为两江总督陶澍于道光十八年（1848）创建，门额上有魏源亲笔所题的“小卷阿”三字，曾国藩的亲家贺长龄曾捐款惜阴书院，在旧址上进行修复与扩建，规模颇大，成为晚清时期南京的重要教育基地，当时学者多与之有联系。1907年，端方出任两江总督，在其旧址上兴建起的江南图书馆，以编修缪荃孙（江阴人，今江阴有以其名命名的图书馆以示纪念）为图书馆总办。该馆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规模为一时之冠，其基础实乃曾国藩所奠基。对在南京所修复的书院，曾国藩所聘山长皆一时之选，学问都很了得，如钟山书院山长李联L、尊经书院山长周缦云、惜阴书院山长薛雨时。
有书院没书肯定不行，这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所以书院往往也是藏书之地，主要是为了保障学子们有书可借可读。曾国藩对此也是极为重视的，不惜以重金四处求书，惜阴书院很快就藏有图书一百一十六种，合计四百六十四部数千卷，专供士子们借读。在惜阴书院藏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公共图书馆。《大清会典》记载说，这些书院建成则选“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得有所观成兴发”，可谓中肯之语。
书院的经费来源，曾国藩先是从厘局提出经费作为书院的开支，后来依据清中央政府清理书院财产的命令，乘势划拨田亩作为书院公田，从而保障了书院有固定收入维持运转。这也是他在此问题上的过人之处，考虑至周。 建设金陵书局
曾国藩在南京的文化建设工作还有一项是不能不提的，这就是建设金陵官书局。书局原设在安庆，曾国藩进入南京后，下令将设在安庆的官书局迁至南京，更名为金陵书局，招徕剞劂之工，延聘汪士铎、莫友之、刘毓松、张文虎、刘寿曾、李善兰、唐仁寿、戴望、刘恭冕、成蓉镜、冯煦等分任校勘。这些著名学者都是各个方面的权威专家，以致南京当时被称为人文极盛之地。曾国藩重视文化事业，甚至感化了曾国荃，他慷慨地给金陵书局捐了二万两白银，使得刻书局经费无虞。
在随后的几年中，金陵书局刊刻了不少善本书，最先刻版印制的是《船山遗书》。刻版印制前，曾国藩还关心《船山遗书》校雠整理工作。此后，刻印的善本书有：《四书》、诸经、《史记》、《汉书》、《三国志》、《文选》、《古诗选》、《谷梁》、《毛诗》、《后汉书》等，其所刻之书的品质皆属上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还亲自参与校勘，如《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误百七十事。曾国藩还亲自委托李善兰重校已毁板的《几何原本》的后九卷，又命儿子曾纪泽代作《几何原本・序》，并亲自做了审定。在整个刻印过程中，曾国藩不仅细看原稿，对刊刻工作也一直亲抓不懈，不断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如在他给管理金陵书局事务的周学俊的信中说，刻书字体须兼“方、粗、清、圆”，并规定所刻之书每卷末须刻一戳记以鉴责任。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还值得大书的是，他很早就接受了容闳的建议，会同李鸿章尽力推动留学事业，五次上奏，顺应潮流，开启了中国的留学先锋。他最后一次上奏留学生出洋章程，离他去世仅仅只有十五天。从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的远见卓识。与同时代人相比，有几人可与其并肩？
曾国藩在南京的文化建设，可说他是在践行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成就了儒家主张的“立德、立言、立功”。他在南京为恢复经济文化的发展所采取的诸如恢复秦淮河旧迹、重建夫子庙、修复贡院、恢复江南乡试、修葺书院、建设刻书局、推动留学生出洋等各项文化教育措施理应得到充分的肯定。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评论曾国藩，其中一句：“戎马仓皇，不废文事”，虽指其文章，笔者以为亦可看作是对曾国藩文化事功的肯定。青年毛泽东评曾国藩说：“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其意亦可当如此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曾国藩的道德文章、中兴清王朝、发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都有充分肯定，对其文化事功的评介似稍嫌薄弱，本文故仅就曾国藩在南京的文化事功略作上述以求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