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提要：本文通过对 历史 事实的 分析 揭示了美国在“9·11”之后作为“新帝国”在一系列 问题 上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其帝国地位与其基本的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美国重新审视其 社会 的开放性，而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 ——构成威胁；总统权力扩大，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在理念上，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而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限制了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国际恐怖主义所宣称的宗教性，以及美国文化内部的宗教冲动，使美国处于十分尴尬的文化困境。本文指出，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即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 政治 的手段，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手段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但其深层原因则是韦伯所谓的“攫取型道德”、天赋使命感，以及普世主义的美国主义。
关键词：美国社会文化/“9·11”/文化悖论
“9·11”事件后，美国国内社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总统的权力得到空前的扩大。美国的移民政策更为强硬。反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改变了社会与道德情绪，爱国主义高涨。在美国公众中有普遍的不安全感。反恐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中的主要因素。在美国将反恐引向世界的同时，它也使自己陷于困境，从而面临一系列文化悖论。
一
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独霸的地位，其先发制人的战略，使它在世界政治中具有不可一世的优势，它的权威几乎是不可扼制的。而这与美国信奉的基本民主价值背道而驰。科罗拉多学院教授大卫·亨德里克森 (David C. Hendrickson)认为，“其实美国人民无须别人来提醒他们，任何行使不加限制的权力的情况表明一种初期政治病症的危险的信号。对权力的制衡正是我们建国元勋们留传给我们的思想遗产，这一思想是我们宪政的中心议题。”【注释】David C. Hendrickson, “Imperialism Versus Internationalism,” Gaiko Forum, Vol.2, No.3, Fall 2002, pp.35-42.【注尾】他说，“如果这种倾向失控的话，它将导致毁灭。”【注释】David C. Hendrickson, “Toward Universal Empire: The Dangerous Quest for Absolute Security,”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2002, p.2.【注尾】
二
在“9·11”事件后，美国重新审视其 社会 的特点之一开放性，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 ——构成挑战。这是美国所面临的文化悖论之一。
2002年4月，移民局宣布加强对留学签证的管理，规定持商务 旅游 B类签证进入美国的外国人，不得进入各种学校就读，也不能转为F-1类学生签证。规定同时缩短了持旅游和商务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的时间，持B类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的最长时间由一年缩短到6个月，持旅游签证的则缩短为30天，而且没有足够理由不得延长。同时，布什政府决定加强对外国学生申请在美国从事课题 研究 的审查，以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敏感领域的信息和技术。这些敏感领域包括激光、高性能金属、导航系统、核技术与导弹助推技术等。
这些措施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是相悖的，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原则相悖的。而开放性与自由资本主义正是美国社会的生命线。减缓了移民的速度，对移民实行种种严酷的限制从长期来说将对美国 经济 ﹑政治与文化产生影响。
三
“9·11”后，美国面临的另一个文化悖论就是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美国的反恐战争在国内被当作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政治上，由于美国处于战争之中，美国总统拥有极大的行政权力，可以较有利地面对政治反对派。布什总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大大超越了“水门事件”之后的所有总统，并可以与当年罗斯福总统的权力相媲美。美国学者认为布什恢复了 历史 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所谓的“帝国总统”的做法。
“9·11”事件之后，崇尚自由主义价值原则的美国国内社会面临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文化挑战。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行政部门与立法以及司法部门之间，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之间，产生了失衡现象。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反恐战争，战争要求政府的运作按非同寻常的方式进行。在这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遇到一系列与限制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有关的 问题 , 如政府可以无限制地拘留任何人, 将外国人遣返出境而不进行任何公开的听证会, 拒绝将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的人员送交法院审判，司法部人员可以窃听可疑分子与律师的谈话，以及降低搜索住家的标准.。
政府可以在美国窃看和拦截可疑分子的 电子 邮件，根据《美国爱国者法》可以跟踪、追索、拘留或遣返疑犯，同时，司法部有更大的权力不经起诉就可以拘留移民。对此法在美国争论颇多。
五角大楼制定了“整体信息意识计划”(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旨在通过窃收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和商业性资料库中的有关健康﹑ 金融 和旅游信息而达到发现恐怖分子的目的。一组情报 分析 家可以从 网络 上收集情报，追索个人与个人或与团体的关系，并互相分享情报。他们可以与机场摄影机﹑信用卡交易机﹑机票预订网络和电话记录系统联网。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均认为这一做法只能针对外国人，不能针对美国人。他们认为这是对美国人隐私权的威胁。国会要求国防部在60到90天之内提供一份报告，在此期间不得继续研究，除非总统向国会表明这一中止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国会曾否定了《美国爱国者法》中关于政府有权不经过法官而签发传唤传票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到美国权力制衡机制的运作，国会对政府的一些有可能损害个人自由的做法进行控制。
自反恐战争进行以来，美国政府以“物证”名义已拘留了至少20多人。104名外国人被指控破坏了移民法而被监禁。阿卜杜拉·埃尔·默哈杰尔，原名胡塞·帕蒂拉，生于布鲁克林，是波多黎各后裔，在芝加哥长大，后皈依伊斯兰。他被指控阴谋制造并引爆带有辐射的炸弹，俗称“脏弹”。如果按美国正常法律程序审判，美国法律中有许多条文将可以保护他。首先，因为揭发他的是物证，而在美国法律中由物证指控而进行的逮捕不能是无限期的，现美国政府把他定为“敌对战斗人员”，则便可以无限期地拘留他。美国五角大楼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战场所拘捕的罪犯将是无限期的，即使军事法庭判他们无罪，美国也不会释放他们。在整个战争时期，他们将被拘留，这场战争本身就是无限期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拘留也将是无限期的。
另一案例是哈姆迪(Yasser Esam Hamdi)。他生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父母是沙特人。当他在阿富汗为塔利班战斗时，被北方联盟所俘，现关押在弗吉尼亚州，没有经过任何法庭指控程序，也不被允许见律师。诺福克联邦地区法庭的法官罗伯特·道默尔请控方提供审讯记录和其他文件以判断哈姆迪是否是敌方战斗人员。8月6日，美司法部宣布拒绝提供法官任何文件，并声明法院无权过问此事，并认为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拥有此权力。哈姆迪的案例牵涉到美国司法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司法与行政之间就公民自由权利所发生的分歧。
格莱维尔·比福德（Grenville Byford）在《外交》杂志中提出将反恐战争说成是善对恶的战争是否公平的问题。他说，所谓的明确的道德性（moral clarity）并不明确，是虚无缥缈的，最好尽快不用这样的措辞。有的学者认为，布什政府决心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是许多新保守主义运动创始人托洛茨基主义在理念上的遗产。新保守主义运动正统帅着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运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右的表现，以摧毁现存的体制和结构为目标。【注释】William Pfaff, “Al Qaeda vs. the White House,” IHT, December 28-29, 2002, p.6.【注尾】
四
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顾问杜勃雷（Regis Debray）撰写了一部书，名为《占上风的上帝》( The God That Prevailed)。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以秩序的名义而造成混乱，造成嫉恨，而不是造成感激，是所有帝国惯于做的事。但这样会驱使它们从一个军事胜利走向另一个军事胜利而最终走向衰亡。他说，美国应该像它的欧洲盟友一样善于区分政治和宗教。“美国用圣经的关于超验的命运的自我信念来弥补它的短视、它的权宜之计。清教的美国被神圣的道德所羁绊；它将自己视作善的命中注定的寄存之所，肩负着打击邪恶的责任。它只相信神意，追求一种从本质上说是宗教教义驱动的政治，和罗马教皇格利高里的政策一样的古老。”他又说，“老欧洲已经知道这个星球太复杂了，太多元了，不可能仅仅持一神教的两元逻辑：不是白就是黑，不是善就是恶，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在这里，美国面临一个悖论，即后现代的美国追求的却是前现代的价值。【注释】Regis Debray, “To Each Its Own Worldview,” IHT, February 24, 2003, p.8.【注尾】
与此有关的便是美国国内种族关系紧张的问题。“9·11”事件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们是把这一行动看成是其“圣战”(Jihad)的一部分。从本·拉登的言论来看，穆斯林原教主义者们把美国人与犹太人相提并论，对于他们来说，反美与反犹是一回事。这也就是说，国际恐怖分子在一开始就把这场斗争定格在宗教与种族的范围之内。这对美国 社会 心理是有影响的。在美国一部分人中，特别是草根阶层，有人怀有宗教与种族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种族关系中会发生阿拉伯族裔和其他种裔关系的紧张。在美国，种族关系本来就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种族宗教问题将作为一个潜在因素始终影响这场斗争。它将使这场斗争变得愈益复杂而扑朔迷离。
五
从6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社会与思想的演变进程来看，“9·11”事件和此后的反恐战争将起到一种划时代的作用，成为美国思想冲突的主要议题。布什上台，新保守主义抬头。新保守主义本来就对60年代以来的新左派和激进主义不满，对诸如女性主义﹑有利于少数种族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自由主义的堕胎权利和允许少数种族文化向主流文化挑战的多元文化主义不满。它认为，由于政府企图顺应太多的市民社会公民提出的要求，政府已经失去了它的权威性。政府几乎变得无法管理。因为在社会上有太多的来自各阶层的反映各种不同利益的期待。在市民社会内，各个团体都追求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不顾别的社会团体的利益。它认为，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政策的失败和无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美国社会为自己设立了太多的几乎无法实现的目标。因此，新保守主义利用反恐战争的需要而要求美国人民为了国家安全利益而忍受牺牲。在 经济 上它主张自由经济和减税，布什已经在这样做了。在政治上，它主张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总统拥有更大的行政权力，人民应该忍受反恐战争给个人自由﹑经济和生活水平带来的影响。而这一切招致自由派人士和民主党人的质疑和反对，亦成为市民社会辩论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