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目标不能太长远。我现在想的就是下一部戏演一个不同的角色，下一次旅游要带我妈去哪儿，或者给我爸买个什么样的车，这样就足够了。
我出生在新疆伊宁，那里被称作“塞外江南”，离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都很近，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很像。
我在伊犁市区长大，家里有三四亩地，一个大院子，简直就是一个果园。我们还养了五六头马鹿，常喝鹿血酒，所以我从小就不怕冷。那时候大家离得特别近，一个院子挨着一个院子，我们那儿把街叫巷子。一家做饭，整个巷子都能闻见。新疆天黑得晚，夏天到晚上10点还亮着，我们就在外面疯玩，玩累了就住在朋友家，大人也不会担心小孩丢了，人和人之间特别亲近。
伊犁那边做的是边贸生意，有很多口里人(我们把嘉峪关以东的地方都叫“口里”)。我家的空院子就租给了外来的生意人了。当时住着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人，加上我妈妈是汉族，爸爸是锡伯族，所以我从小就在好几种语言环境里长大。口里人讨生活特别不容易，我们经常串门，一起吃饭。
这些都是我记忆中的家乡，我眼里的新疆。受我以前演的角色的影响，大家都评价我为“温婉女神派”，但我是在新疆那样一个奔放而整合的环境里长大，性格其实一点都不文静。
1996年，我在新疆艺术学院中舞蹈表演专业，记得第一次来北京是1999年国庆，我在花车上表演，阳光照在高楼的屋顶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玻璃房子，就觉得：哇，北京好美，连房子都是玻璃做的，还会发光。可能是从那时候起，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关于北京的种子。
2000年我考到了新疆艺术学院舞蹈教育专业，毕业后借调到了中国歌舞团。2003年，因为“非典”，大家纷纷逃出北京，我却为了跳舞而闯进北京。刚来的时候，团里没什么演出，兜里也没钱，我就去餐厅跳新疆舞，跳三四支舞就能挣200块钱。还有好几个维吾尔族姐妹陪伴，我学得很开心，挺好。第二年，我考到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继续学习。
毕业那会儿，说不焦虑都是假的，我在幸福大街边上租了个顶楼的房子，特别便宜，但不凉快。第一天晚上在那儿收拾行李，有火车轰隆隆过，整个空空的房子都像在摇晃，就感到心里特别落寞。新的篇章就要开始了，可能温饱还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我不是那种会闷在一个地方苦思冥想的人，要想打消对未来的焦虑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做些什么，比如说跑组。其实大家都会跑组、递资料，只不过我更有紧迫性。大学四年我跑了将近100个剧组，我对机会特别看重。哪怕我跑去的这个剧组肯定不会用我，我也会去，为了让对方对我有印象，也许以后就会帮到我。我好像从小就有这样的念头，想要抓住每次的机会。
新疆人其实心都挺大的。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就想，实在不行就去餐厅跳新疆舞也行，怎么也能赚几百块钱，只要开心就好。后来考上中戏，学了表演，眼界开阔了，自然不用回去跳舞了但我的心态还是一样乐观。事实证明，我大学四年跑的那些剧组都是值得的――那些导演都会记得我，后来也主动给我打电话，让我一直有戏拍。
这么多年，很多人都觉得我吃了不少苦，但那些苦在我看来还很甜。比如当年还在中国歌舞团的时候，我跟着团里下部队慰问演出，到了晚上，一群姑娘夜卧草原，披星而眠，看着满天星星，环境是挺恶劣的，不过滋味很美。还有一次在拍戏的时候，我一不小心炸伤了右眼，都出血了，但简单地冲洗、消毒、止血后，我就继续拍戏了。现在想想还挺后怕的，但当时真没觉得是多大的事情，吃不饱肚子才是真的苦呢。
一路我都是自己摸爬滚打过来，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怎么得到，然后就去争取，从小爸妈就教我四个字：不走捷径。还有一句话就是“腰杆儿硬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咱们新疆人就是这样，走到哪儿都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和能力，特别敢想敢干，什么都不怕。
我一直认为目标不能太长远。我现在想的就是下一部戏演一个不同的角色，下一次旅游要带我妈去哪儿，或者给我爸买个什么样的车，这样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