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孙春平在他的中篇小说《东北军独立一师》中讲了一个具有传奇性的好故事。一直以来，讲故事是孙春平的强项，他善于编织建构波澜迭起引人入胜的好故事，而写实性则是他所一贯秉持的创作原则。一部作品若想呈现给读者一个好故事，除了故事本身要具有吸引力之外，怎么讲述这个故事应该说更为重要。孙春平最可贵的一点便是作为一个老作家，他一直在试图寻找自己写作上的突破，而在这篇《东北军独立一师》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孙春平在讲述故事方式上所做的努力。
寻找真相的家族探秘
《东北军独立一师》在形式上是一篇探秘小说。作者第一章首先为故事设置了悬念，开场出现的第一人是八十多岁看起来忽而清醒忽而糊涂的爷爷。作者让爷爷怀着一个巨大的历史秘密，而这秘密仿佛盛在一个年久破旧的容器里，时而会有一些滴漏发生。那些穿越厚厚的时间和记忆壁垒被“我”所留意的点滴便成了解开历史谜团的线头，小说于是就循着这条草蛇灰线一点点前行，逐渐接近那个秘密。
“剥圆葱”是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抵达历史“真相”的重要手段。
当“我”在“爷爷”的自语中发现家族秘密的端倪，便一路探究下去。先是探爷爷的口风，试图从爷爷这里知道一些真相，但八十岁的爷爷对这个秘密守口如瓶，并不能提供给他想要了解的东西，于是，“我”利用记者的身份开始了广泛的调查。
小说的第二章是“我”循着从爷爷那里得到的零星信息，在家族秘密这头圆葱上剥掉的第一层。这第一层便接近了爷爷所说的那个丢人的丑闻。“我”在北口市图书馆找到的当年的北口时报，报上的一则新闻仿佛让“我”看到了所谓的“真相”。
在那则主标题为“弑兄杀嫂 恶贯满盈”，副标题为“恶徒佟国俊今日伏法”的新闻里，家族秘密里的主要人物全部出场，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弑兄杀嫂”的“恶徒”佟国俊，被孪生弟弟“谋害”的佟国良，“被小叔子骗奸后屈从”最后冲击法场被毙的嫂子刘张氏（即佟张氏），佟国俊的“姘妇”陈巧兰。”面对这个被“揭开”的谜底，黄、刘、佟这姓氏上的迷底，汉族与满族这民族上的谜底，太爷爷、太奶奶、叔太爷、陈巧兰两男两女尘封在历史中的那个血腥故事的谜底，读者和“我”一起迷茫：真的如此吗？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呢？
在小说的第三章作者让这个探究家族秘密的“我”又剥掉了这头圆葱的第二层。
“我”在北口市档案馆查阅了1946年佟国俊案的卷宗。在查阅佟国俊、佟张氏的审讯记录、判决书和省厅批复中，“我”仿佛清楚了整个家族悲剧的来龙去脉，但却也发现了这个来龙去脉中存在着诸多细小的破绽，于是在小说的第四章作者让“我”又剥掉了圆葱的第三层，那便是“我”来到了佟姓祖籍辽阳的一个小村庄，在这里，“我”走访了九十多岁的关爷爷，在关爷爷口中还原了佟家两兄弟和他们父母妹妹的部分真实历史，关爷爷的讲述颠覆了佟国俊之前的恶徒形象，勾勒了一个抗日英雄的大致轮廓。
而小说的第五到第十四章作为叙述主干，则是“我”对历史的血肉回填，佟国俊和他的战友及亲人们在“我”的想像中用生命完成了“一人一师”的英雄传奇。当然佟国俊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这个悲剧是人为的，警察局长龚寂的存在使小说实现了对历史荒诞属性的揭示：白纸黑字的历史上有多少颠倒黑白的存在，言之凿凿之下，英雄成了背负骂名的恶徒，罪行累累的恶徒反倒成了光环萦绕的英雄。
这十章属于小说主体部分，也是剥掉作者设置的层层真真假假的障碍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故事核心，即小说中那个家族秘密的最终真相，是读者被“我”牵引走过一个又一个迷障之后终于抵达的那个目的地。
然而，这个水落石出的真相是以想像的方式完成的。
小说告诉我们，历史是无法真正复原的，我们只能借助于想像这一文学性的手段回到那个血肉丰盈的现场。而小说的第十五章作为结尾部分，由爷爷之口补足了家族秘密空白的那部分，使那段埋在时间灰烬中的历史更加完整起来，而那篇在《东北抗日英烈传》中人为加进去的《杀敌勇士 国之俊杰》，则虽假尤真，“做”出来的“假”书，比那些报纸上和档案馆里所谓的历史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于是，下面小说中的这段话，便不无反讽的意味了。
“在‘做’那本书前，我也曾找过北口市地方志办公室，拿出我写好的文稿，并以我拍照下来的日伪时期报纸佐证，希望能将那篇文章印发在每年都要出版的地方志史籍中。那些编辑同仁客气而坚决地回绝，说编辑地方志不同写小说，必须要有货真价实的史料基础。你还是去试试写小说吧，小说可以演绎，也可以虚构，足以施展你无限广阔的想象才华……”
所谓货真价实的史料与小说，哪个更真实一些呢？而人类的历史中，又埋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呢？
由丑到美的历史还原
如果说《东北军独立一师》在叙事上使用了探秘小说的路数，那么在探秘的过程中还实现了对人物由黑到白、由丑到美的清洗还原。刚一出场时的佟国俊是一个弑兄霸嫂玩弄姘妇的恶徒，这个恶徒形象不只存在于发黄的《北口日报》上，也不只存在于档案局确凿的审讯记录里，还存在于“爷爷”耻辱的记忆中。 也许，如果没有“我”的这次锲而不舍的探寻，佟国俊这个民族英雄将永远以恶徒的身份被绑缚于耻辱柱上，冤屈地瞪大双眼看着历史的尘埃一层层埋掉自己。
作者欲扬先抑，想要塑造一个高大的英雄，首先写一个历史的误会，把英雄写成“证据确凿”的恶徒，然后让英雄佟国俊在“我”的逐步探秘过程中，再一点点还原。
小说开篇就说“爷爷”年过八十了，虽然身子骨还算硬朗，“神智却是有时明白有时糊涂了，有老年痴呆的预兆。”而判断“爷爷”有老年痴呆征兆的根据就是他“呆呆地坐在落地窗前，两眼望着远方的高天白云，或者楼下的草坪树木。大夏天的，他会喃喃自语，快过年了吧，今年雪下得可真勤，这是第几场了？数九时他又会嘟哝，可惜了今年的这茬高粱啦，这机关枪扫的，哒哒哒，像镰刀割了似的，眼看着就倒下一片，刚刚抽穗灌浆呀……更多的时候，爷爷两眼空茫，不知在看着什么，有时眼角还溢出两行泪水，自语中却满是哀伤与愧疚。‘对不起啦，只怪儿子侄子不懂事，想磕个头烧点纸都找不到坟头呀……’”
“爷爷”这哪是老年痴呆，分明是个满腹心事的老人因摆脱不掉那沉重的记忆，而常常沉浸在往事之中。作者仿佛拿着糖块逗孩子的大人，让故事隐隐约约地浮现，却又躲躲闪闪，不让你一下子明了。他让“我”从貌似犯糊涂的爷爷的口中套出人物迷迷离离的关系，事情若隐若现的面貌，也埋下了另有真相的伏笔，因为爷爷对这个故事曾经自语“说出来丢人，可寻思来寻思去，总是划魂，捉摸不明白啊。”
接着1946年的《北口时报》上的那则新闻仿佛确定了佟国俊的恶徒身份，但那张佟国俊被枪杀后的现场照片又分明流露出他的冤情。北口市档案馆保存的审讯记录细节充分，“从记录上看，佟国俊和佟张氏都是供认不讳，交待的案情也基本符合……”至此，仿佛一切都已真相大白，佟国俊就是弑兄杀嫂的恶徒，六十年前发生的就是一桩家族史上的丑闻。
然而，这份审讯记录的过于“顺畅与流利”，却又“让人生疑”。
于是作者又让“我”来到佟国俊的老家，在他故乡的村庄寻找相关的真相，而关爷爷的一番外围讲述，让我们看到的佟国俊已经颠覆了之前的恶徒形象，英雄气质渐渐明晰。之后，作者用十章的篇幅，以全知视角讲述了佟国俊“东北军独立一师”的英雄传奇，彻底还原了佟国俊作为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
这十章关于抗日英雄佟国俊，以及他的哥哥、嫂子和爱人可歌可泣的故事，本来可以单独作为一篇小说而存在，但作者却把最美丽的风景藏在道路崎岖的大山之中，让你一路跌跌撞撞寻来，经过一次次的山重水复，才看到最后的柳暗花明。
把最最美好的东西层层包裹起来，外表甚至附着脏臭之物，但等你将那层层外壳打开，真相仿佛淤泥之中绽放的莲蕊，它的美丽和圣洁会更加动人。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能更新我们对生活和经验的感觉，亦即能使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的东西变得陌生。他在《关于散文的理论》这本书中写道：“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
孙春平在《东北军独立一师》中践行了这种陌生化理论，成功地增加了形式的难度，感觉的难度，延留了人们的审美脚步。这种用遮隔物造成掩映曲折含蓄不尽的意境，否定了读者的预期心理，创造出了令人意外的审美趣味。
亦实亦虚的元小说叙事
这篇小说里面作者布下真真假假各种迷阵，姓氏的迷阵，民族的迷阵，人物身份的迷阵，历史真相的迷阵。看似真的却是假的，看似假的却是真的，有时候真的和假的混杂一起难辨真假。
作者一反之前的创作习惯，不再老老实实地叙述故事，而是在故事怎么讲述上大费周折。
在小说文本之中大量嵌入其他文本是该小说的一大特点。新闻报道，审讯记录，人物“我”的文学和纪实作品。这些文本虚虚实实，把故事面貌弄得真假莫辨。
小说中还存在着明显的元叙述成分，小说的第五到第十四章是作者借人物“我”的文学性叙事来建构的。小说中作者在以这种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佟国俊的抗日英雄事迹时，还穿插进了“我”关于这种文学性叙述的说明：“如上描述，绝非我的主观臆想和揣测。我拜访过关爷爷后，又去了辽阳市图书馆，翻阅了日伪时期的当地老报纸。”
元叙述是关于叙述的叙述，而具有元叙述因素的小说则被称为元小说。在孙春平的这篇小说里，元叙述主要体现在“我”凭借一些史料对那段历史的重新构建，并且在构建中还描述解释自己是如何构建的。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作者干脆让“我”直接讲述如何写作那篇《杀敌勇士 国之俊杰》，如何“做”了那本《东北抗日英烈传》的“假”书。
因为作者在故事讲述方式上的努力，实际上这篇小说是由两个故事构成的，一个是发生在现在的寻找真相的故事和一个是发生在历史上的那个“真相”故事本身。而那个寻找真相的故事在小说中份量一点也不轻。
作者以故事套故事，以小说套小说，第一个层面的小说是这篇名为《东北军独立一师》的小说本身，第二个层面的小说是文本中人物所书写的小说，即小说中的小说，这小说中的小说主要体现在第五到第十四章这部分。
“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它有意暴露叙述者的身分，公然导入叙述者声音，揭示叙述行为及其过程，展现叙述内容的“故事性”、“文本性”。小说中，作者虽然没有在第一个层面的小说中现身解说，但在第二个层面的小说中不断跳出来进行说明性叙述，这样就使《东北军独立一师》的大文本有了元小说的特质。
孙春平是个一直坚持传统叙事方式的老作家，而传统小说的最大特点是为了获取“真实可信”的效果，有意隐瞒叙述者和叙述行为的存在，造成“故事自己在进行”的幻觉，它的逼真性往往使读者沉浸其中，忘掉自己是在阅读一本虚构性的文学作品。但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的叙述一点都不老实，他把一个抗日英雄的故事讲得一波三折，使讲故事的魅力甚至超过了故事本身。小说的作者在文本中悄然隐退，站在前台的是叙述者“我”，“我”也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是“我”在结构全篇并“虚构”故事，这也暗合了元小说的叙事特点。传统小说往往关心的是人物、事件，是作品所叙述的内容，而元小说则更关心作者本人是怎样写这部小说的，元小说中作者往往喜欢跳出来声明自己是在虚构作品，喜欢告诉读者自己是在用什么手法虚构作品，更喜欢交代自己创作小说的相关过程，小说本身也包括这种关于叙述的叙述。
该小说的容量是巨大的，首先小说中存在两种故事时间，其中寻找真相这个故事时间还常常介入过去“真相”的故事时间，去影响和改变过去那个故事时间;而小说在空间上则闪转腾挪，从“我”现在的家，到佟国俊被杀事件的发生地北口市，再到佟国俊的辽阳老家村庄，还有佟国俊和他的战友们战斗过的各个地方;小说的信息容量也相当大，有市井的，家庭的，民俗的，历史的，新闻的，战争的，屠杀的，暗杀的，谋杀的，有亲情的，友情的，爱情的……小说将故事的讲述打造成苏州园林：以曲线为主，讲究曲径通幽。完成这种曲径通幽的主要方法是不断为线性叙述设置岔路，在静观视野中增加层次和景深，极大地拓展了文本空间。
在这篇小说里，所谓的故事套故事，小说嵌小说，包括那些时间跨度，空间转移，人物角色转换和诸多真真假假的文本，都不过是作者为了使这个故事讲述得更好看，更有意味，而采取的形式攻略。
孙春平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东北军独立一师》确实为我们讲了一个好看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