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和管桦的《辛俊地》[2]都是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作品，二者在对历史图景的建构及历史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塑造等方面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显示出两位作家不同的写作姿态和文学立场。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 《铁道游击队》 《辛俊地》 比较研究
十七年文学的外在时代特征是政治文化高度发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成为其特有符号和标志。面对高扬的政治理想和红色激情的社会氛围，十七年文学不可独善其身。作为对时代精神的积极呼应，绝大多数作家主动接受时代召唤，调动自身个体经验和写作资源，表现出强烈的叙事愿望和叙事冲动。其所建构的文本世界中关于革命、阶级等种种政治功利化色彩不可剥脱，成为当时文艺界的创作主流。当然，也有极个别作家在面对红色时代时并不是一味地“随声附和”，多少保留着自身独立的文学写作，在文学创作中流露出与时代不合拍的“异端”思想，成为文艺界创作的支流并因此而受到批判。
本文以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同样讲述抗日故事的《铁道游击队》和《辛俊地》为例，比较研究二者在对革命历史叙事中呈现出的文本风景及其背后的深层意义。
一、英雄塑造：群体与个体
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发表于1954年，是一部关于抗日英雄的传奇故事。单从小说书名来看，其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是以群体团队的形式呈现的，和《敌后武工队》的命名一样，塑造的是集体英雄群像。
它以山东鲁南地区一支游击队的战斗经历为故事原型，经过艺术加工和想象，塑造了一系列如刘洪、李正、王强、彭亮、鲁汉、芳林嫂等传奇英雄形象，他们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充满生命活力的形象，给革命带来无限希望和光明。他们融洽相处，同仇敌忾，肝胆相照，形成温暖的革命集体。他们的抗日传奇故事惊天地泣鬼神，搞敌人机枪、拆敌人炮楼，夜袭临城，决战微山湖等情节曲折惊险，引人入胜，紧紧抓住读者的心弦。在他们身上既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激情，也充满了令人无限想象的神性色彩，特别是他们进山受训之后，身上原本的草莽色彩几乎消失殆尽。
在谈起对这类英雄形象的建构塑造时，知侠曾经谈起他们的原型问题。铁道游击队队长刘洪形象原型是现实中大队长洪振海和刘金山两人，由于微山湖之战失利，导致洪振海牺牲。“老洪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是绝顶勇敢的。可是从军事观点看，这次战斗是违反游击战术原则的。”“而老洪是小说里的主要英雄人物，在即将最后胜利的时刻，竟在一次不该进行的错误战斗中倒下，有损这一人物形象。”“我把两个人物的性格糅合在一起，使他成为一个经过加工制造的完整的英雄形象。”[3]经过艺术加工的刘洪在文本中非但没有牺牲，反而像《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一样鲜活地存在于文本中，更幸运的是他还收获了芳林嫂的革命爱情。政委李正形象则是现实生活中杜季伟和其他三个政委的“集合体”。据作者讲述，杜由于爱上被游击队员打死的附敌妹妹，和刘金山、王志胜发生决裂，被迫调动工作离开游击队。而小说中的李正形象经过典型化处理，成为在政治道德方面完美无瑕的英雄。小说中林忠、鲁汉等几位英雄形象的原型则是现实中一名叫徐广田的甲级战斗英雄，因他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解放战争期间复杂的个人历史而被排斥在文本之外，最终无法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
管桦的中篇小说《辛俊地》发表于1958年，是关于革命英雄的另类文本，呈现出另类的革命历史风景。它以英雄个体命名，投射出革命英雄本身的独一无二性。文本叙述的是发生在1940年春天冀东根据地的抗日故事，聚焦表现的是“一个人的抗日”及其悲剧下场。辛俊地作为年轻的游击队员，对日作战异常勇敢，但他自由散漫，具有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他擅自打死伪警备队长（实为八路军的“关系人”），并在游击队伏击战中，违反纪律过早开枪，破坏整个作战计划，致使战友们死伤严重，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他却仍然执迷不悟，拒绝政委教育和战友批评。在被逐出抗日队伍后，他开始了单枪匹马的个人抗日，但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散漫的习性依然如故。最后，在跟踪特务的路上辛俊地被尾随的地主徐怀冰开黑枪打死。
很显然，与同是讲述抗日故事充满传奇色彩的《铁道游击队》不同，这位英雄形象更多带有乡间朴实农民的特征，包括农民的正直善良，也包括农民的瑕疵缺陷。他的身上少了其他作品中英雄身上的政治道德色彩，多了平凡世俗和“原生态”性质，因而具有作为历史中的“人”的写实倾向和自然主义特征，其年轻短暂的人生经历也因而有了更复杂丰富的内涵。在这个英雄人物身上，典型性格就是被集体队伍所诟病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与刘洪、李正、王强等传奇英雄们光辉高大的革命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显得格外独异。他的这一思想理念是如此“顽固不化”，革命思想和政治觉悟在他身上始终停留在模糊暧昧状态。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和集体队伍产生矛盾和隔阂，排斥集体的批评教育和政治改造，至死都没有进行精神成长和思想升华的历程。这与《铁道游击队》典型化处理英雄形象的方式大相径庭，也与塑造完美无瑕的道德理想主义英雄的十七年文艺要求相冲突。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叙事中，政委和队长形象往往就是英雄们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家长”，引导着他们的精神成长和思想进步。政委和队长们往往高瞻远瞩，行为果敢，决策正确，对战斗起着重要作用，在战斗集体中也有威信。如《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对刘洪、小坡等人的思想政治改造。《辛俊地》的政委和队长形象的塑造显然少了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同样具有了和辛俊地一样的人的世俗性，少了“党性”和“神性”。游击队伍的政委李兴性格性情温和，缺少雷厉风行的果敢作风。当要开除辛俊地时，他袒护说：“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才懂多少事情？还不是党教育了我们。”白虹作为一队之长，性情急躁，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在辛俊地无意打死“内线”时他并未耐心地从政治高度对其进行教育开导，以担当革命导师和政治家长的责任，而是异常愤怒，意气用事地将辛俊地逐出抗日队伍，“我们队伍里不要你这种人，给我滚！滚！”。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辛俊地也赌气地说：“我走，我走，离开你们一样抗日！”当辛俊地受到敌人威逼利诱时，他表面答应敌人不抗日，再次找到政委和大队长时，他却被当作叛徒看待，白虹甚至要求将他送交军法处审判，显示出革命集体中相互不信任的芜杂一面。 辛俊地的战友们同样是作为有缺陷的乡间凡人形象而存在的。在他犯了严重错误时，他们严厉指责其“个人英雄主义”，讽刺他要是当了大总统，不是独尊就是独裁。这种无情的挖苦讽刺，哪里让人感受得到革命同志之间的革命友谊呢？小说无意间揭去革命队伍中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了革命集体内部的矛盾及不和谐的音符。同时，文本打破十七年文学中常见的“胜利大团圆”结局模式，以英雄人物的死亡作结，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氛围，在这个拒绝改造和精神成长的英雄身上包含了作为历史中平凡个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二、爱情言说：圆满与悲剧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表现的常见话题。在文学臣服于政治的年代，文本中的爱情言说显然是出于“受控”状态的。又由于“英雄+美人”比较符合传统大众读者的阅读口味，因此，无论是十七年的农村小说还是革命历史小说多少都涉及英雄们的爱情叙事。当然这种爱情叙事和传统文学中讲究社会身份、财富、地位等多方面的“门当户对”的爱情叙事不同，它们大多是染上政治色彩的，属于革命化、政治化的爱情，讲究的是革命、阶级和政治身份的“门当户对”。爱情双方往往是文本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包括志同道合的革命男性和革命女性，他们经历革命和爱情的双重磨难，最终收获革命和爱情的果实，实现革命和爱情的“大团圆”。“世俗幸福的获得者终归还是革命者。此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对世俗幸福的态度，是既有排斥，又做了‘定向控制’和‘定向分配’。”“革命文本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宣告了革命者对优质情爱资源的最终占有，并赋予这些优质爱情以神圣的革命意义。”[3]
《铁道游击队》中的爱情言说是非常稀缺的，唯一的爱情线索是刘洪和芳林嫂之间并不那么明显的爱情故事。在刘洪受伤被芳林嫂照顾的日子，这个豪情万丈的传奇英雄流露出其作为“人”的柔情一面，文本细腻描写了此时的刘洪对芳林嫂的深情思念，暂时脱去了其神性光环，也隐约透露出革命对爱情的抑制。芳林嫂被捕，游击队员们想方设法营救，最后，他们的爱情终于历经磨难修成正果。其他游击队员们包括政委李正的情感生活则处于“空白”“不在场”状态。令人深思的是政委李正的现实和生活原型杜季伟正是因与附敌妹妹发生情感纠葛而和革命队伍发生了矛盾分裂，这种文本外在历史的复杂含混性在革命文学表现中自然是被过滤和筛选掉的。
《辛俊地》的爱情言说意外地没有遵循当时文艺创作的“潜规则”。英雄辛俊地的爱情故事无关革命、阶级、政治等宏大话语。小说的爱情叙事具有“三角关系”的模式。辛俊地和地主的女儿桂香发生爱情，同时不拘小节和伪军妻子张二嫂打情骂俏，这种较为复杂的爱情叙事在十七年多少让人诧异其“越轨”，也难怪被批判为“毒草”。
与刘洪与芳林嫂的爱情故事相比，辛俊地和桂香的爱情故事包含了更复杂的内涵。作为地主的女儿，作家从女性深刻的生命体验角度细腻传达出动荡年代里具有特殊身份的大龄“剩女”痛苦、苦闷、空虚、恐惧等复杂隐秘心理。岁月无情，红颜易逝，这个将近三十岁的老姑娘对爱情的渴望可想而知。而父母对婚姻的挑剔和“门当户对”的讲究使她的青春逐渐成为明日黄花。为了抓住青春的尾巴，体验爱情的甜蜜，她瞒着父母大胆爱上曾是她家年轻长工的辛俊地。尽管她知道这会遭到父母的反对而不会有美满结局，还是义无反顾地倾心于他，既痛苦又甜蜜。让她心碎欲裂的是：在爱情与亲情的两难选择面前，她为救父母却不料成为父亲的帮凶，将辛俊地推入死亡的深渊，他们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和残破收场。小说结尾，这个地主的女儿只有抱着辛俊地冰冷的身体绝望痛哭，凄厉而无助。这既是英雄辛俊地的悲剧，也是动荡年代有着特殊身份的女性的悲剧。
小说中另一女性人物张二嫂对英俊、年轻的辛俊地有着复杂隐秘的爱情心理。因对不务正业的伪军丈夫极度失望，她转而将情感寄托在辛俊地身上。她的理想就是：“她想要找到一个伴侣，一个热爱她的人。他们共同的劳动、生活，正经的过一番日子。她后半辈子也有个依靠。她选择了辛俊地。”敌人进村时，她敢于把辛俊地藏起来情愿自己挨打。辛俊地死后，张二嫂的理想破灭，“每逢想起这英俊勇敢的小伙子，不知暗暗地流了多少眼泪”。作家在塑造这个女性形象时同样摒弃了阶级、政治视角，而从乡村民间立场看待一个乡村少妇对无责任感丈夫心灰意冷后的情感渴望。这种复杂的感情关系与《铁道游击队》中的爱情言说相比，不再那么单
一、明朗、纯净，而是显得斑驳芜杂，更具凡俗性质和乡间原始色彩，也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空白和思考。
三、叙事结构：紧张跌宕与舒缓平和
《铁道游击队》属于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革命英雄传奇”类别，具有传统传奇文学的特征即奇特与夸饰，“施之澡绘，扩其波澜”。传统的传奇文学兴起于盛唐，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至明清时代，这类小说发展到高峰，呈现蔚为大观的景象，《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和《三侠五义》等是其代表。
十七年革命作家们多数从小接触这类小说并受这种传奇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知侠曾谈到在创作《铁道游击队》时曾认真剖析研究《水浒传》的结构特点。从其叙事结构看，它的故事情节环环相扣，险象环生，英勇的游击队员们神出鬼没，屡建奇功。打票车、袭洋行、扒铁轨、炸桥梁、打冈村等一系列传奇行动显示出他们的机智骁勇和英勇无畏。在打票车小故事中，足智多谋的游击队员们精心策划，巧妙布置，让鲁汉、林忠等队友打扮成商人模样，上了车后与押车日军小队长故意打得火热，又是喝酒吃肉。同时，彭亮和刘洪乘机占据车头，控制火车，强行通过王沟车站，把火车开到事先设置埋伏的三孔桥跟前，埋伏在车厢里的游击队员们出其不意，一举歼灭了守车日军，缴获大量物资和枪支，整场战斗干净利索，有惊无险。这类紧张曲折、跌宕多姿的叙事结构让读者和小说里的英雄人物共同经历了“战争历险”，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审美期待。
当然，在游击队员们节节胜利时，偶尔也有“受挫”“受阻”的时刻，如游击队员们在和狡猾敌人周旋的过程中，曾被追得无处藏身，被迫栖身在寒冷冬夜的田野雪地里。但这种传奇行动的“倒退”现象只是暂时的，是最终胜利洪流中的小插曲，使得文本故事有了离奇多变、跌宕多次的效果。 和《铁道游击队》的叙事结构不同，《辛俊地》的叙事结构舒缓平和，文本营构的画面更多是乡村间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正如乡间缓缓的溪流，其写法带有自然主义倾向。它也有战斗场面的刻画，但不像《铁道游击队》那类作品那样紧张曲折、跌宕多姿。抗日故事只是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部分，而非全部。整部作品将乡村诗意盎然的自然景观、乡间复杂多变的三角情感关系、乡村伦理关系与抗日故事复杂交织在一起，组成一幅战争年代的乡村奇异画面。正如管桦所言：“我的职业是把我在生活中认识过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带到读者面前，介绍给读者……讲述他们平凡而又带点传奇色彩的生活和战斗，讲述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悲苦和欢乐，他们的幸运和不幸。”[4]
在《辛俊地》建构的文本世界，旖旎多姿的田园风光在动荡的战争年代显得同样诗意盎然、生机勃发。它们在作家平静舒缓的叙述中充满牧歌情调，具有强烈的审美性质。这里有“可爱的蓝天”“平静的水面”光滑如油的“水中玉兰花的叶子”和“贴着水面低飞的黑绒般的细腰水蜻蜓”，有戏水的鸭子，远方的树林，金黄的麦田，歌唱的黄莺，高声呼唤的布谷鸟，种种乡间田园的风物意象显出自然的蓬勃自在和万物应时而动的生命节律。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主流话语规训的一种偏离。
与宁静平和的乡间田园牧歌情调相映照的是世俗乡村世界的人情味和朴素性，体现出较少的乡村伦理叙事。辛俊地称张二嫂当伪军的丈夫为“二哥”，并和她开玩笑说：“怎么，要我把二哥找回来吗？”“打个埋伏，给你活捉回来！”他还称呼地主徐怀冰为“大叔”，麦收时，主动帮徐怀冰家拔麦子。而徐怀冰这个地主形象胆小怕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在动荡年代的夹缝中求生存。他破口大骂日本人为“狗日的”“敌人”，最后，出于惧怕日本人报复自己全家的本能心理，他开枪打死了辛俊地。这是一个在乱世缝隙中自私懦弱只为自己讨生存的“小人物”形象，也是一个复杂的地主形象。
四、结语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同样是讲述特定时代的历史却有不同的叙事选择，体现出不同作家的写作姿态和文学立场。《铁道游击队》是一种向主流意识形态和革命政治话语靠拢臣服的姿态，呈现出政治道德性质的理想主义倾向，因而被大力弘扬广泛传播。《辛俊地》则是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革命话语抗拒疏离的姿态，更具自然主义色彩，也包含了更丰富复杂的内涵和阐释空间，它展示了作为知识分子身份的创作主体的人性思考、主体意识和精神立场，虽遭遇被批判的命运，但它具有了类似后来“新历史小说”的“萌芽”。
注释：
[1]知侠：《铁道游击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管桦：《辛俊地・管桦中短篇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3]余宗岱：《被规训的激情》，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2-73页。
[4]管桦：《管桦中短篇小说集・后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5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