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 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 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
浏览古今的政治哲学经典,我注意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而且可以善恶为经纬来加以区分。一种政治观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是追求终极的善。如在《政治学》的开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是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政治团体(城邦或国家),作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其所追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在《伦理学》的开篇中,他同样强调:“以最高的善为对象的科学就是政治学”。在中国,《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至今仍被许多中国人视作最高尚的、最终极的、象征着“至善”的政治境界。
另一种政治观视追求至善为祸害,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绝不应该是追求“至善”,而应该是避免大恶的艺术。波普尔认为:政治的目标应该是“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是要试图实现抽象的善。不要谋求通过政治手段来建立幸福。要把目标放在消除具体的苦难上。”另一位不太为中国人所知的、但却被誉为本世纪最有洞见的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认为:“政治是在现有行动路线中选择最小之恶的艺术,而不是人类社会追求至善的努力。政治是道德上和物质上可能之事物的艺术,这种艺术的实践将使人类能够持续受益,而不是对至善的努力追求。”同样,政治学也不是“建立至善社会的科学,而是在现有的社会传统中探索下一步怎么走的艺术。”
这种政治不需要为其社会成员指明幸福的方向,不诱使更不强制他们偏离其所热衷的活动或事业,不把掌权者的信念强加给他们。这种政治不是把公民当作易犯错的孩子,而是尊敬他们各自的努力及主张的多样性。政治的目的在于维持有利于个体之利益的种种社会安排。这种政治是通过程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来达成的。依据这些规则公民可以处理其私人的事务,解决相互间的冲突。政治在于提供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最低政治条件。
简言之,第一种政治观主张至善的政治,它在心态上强调积极的作为、伸张性的行动,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不妨称之为积极的政治观。第二种政治观主张防恶政治,在心态上较为收敛、消极、讲究实际,注重设防的艺术,不妨称之为消极的政治观。
在西方,积极的政治观滥觞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繁荣于法兰西启蒙运动、流行于受这种启蒙影响的东西方国家。消极的政治观发端于古希伯来的犹太教传统、昌盛于苏格兰启蒙时代、流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之中。既然各自的思潮系谱如此南辕北辙,两种政治观在善恶及其他问题上立场的差异当然也就远不止上文所及了。积极的政治观在心态上与摩尼教的政治哲学极为相似。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世界被截然分为善恶两个部分,同为宇宙力量的两个终极存在,就象黑暗和光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善恶搏斗的表现形式,人类的命运和目的就在于征服不可征服的恶。人们的政治生活旨在追求最高的共同善业,政府是一套理想和完美理性的化身,并引导社会迈向新的黄金时代或人间天堂。从温和到激进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都持这种政治观。其中,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中国的儒教传统、法兰西启蒙思想和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思想可以说是这种政治观的典型代表。
积极的政治观通常比较乐观,甚至有些盲目。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他们之所以有理由对通过政治活动来实现至善表示乐观,是因为人的理性可以作为人类最终的依托。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独特天赋正在于其理性。理性是人类的光荣与骄傲。“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命题所要说明的是,理性和情欲是对立的;前者象征着善,后者征兆着恶,但人们可以自觉地用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压制内心中“万恶的”情欲。苏格拉底以为,“唯有智者才是仁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强调理性是人类灵魂的最高部分。人类奋斗的目标和进步的含义就是使理性在人身上及其社会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
积极的政治观视其激进与否而产生性质悬殊的政治后果。但各种积极的政治观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摒弃幽暗意识(张灏语),认为恶不是来自人,而是来自恶的社会。人不论性善性恶,都可通过改造(必要时是强制的)成为完人,所以它不承认有不可更改的本性。而面对恶,人的理性不仅是清白的见证者,而且是有效的征服工具。
积极的政治观还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抱有绝对的信心,沉醉于世界向善论(meliorism),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通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可以使世界趋于至善。至善的实现则要求把恶消灭得一干二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恶来自人,消灭恶就要消灭人。所以,这种政治观在转化政治实践的过程中,要求精选一些人作为“恶”的化身从肉体上消灭。依此推行下来,最终的情形可能是,至善的实现依赖于人类的灭亡,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全善的。这当然也是理性主义的一种体现。这种政治观在行动上都表现得非常激进,认为只有消灭所有人间罪恶才能实现太平盛世,其标记是理性支配世界。
积极的政治观都许诺要实行圣贤统治,把普通人的幸福拴在大救星的身上。极有见地的政治理论家伏格林(Eric Voegolin)曾用灵知主义(GnosticiSm,又称诺斯替主义)来形容这种政治观所抱持的思想方法。他认为:积极的政治观一方面积极废弃传统的宗教,一方面试图把现代世俗社会再神圣化,这种冠以“科学的”定语的新宗教正是“灵知主义”,正如赖欣巴赫所指出的,它“视理性为知识的独立来源,以悟性代替感官知觉,相信理性本身就具有可以发现世界普遍规律的固有力量”。这些智者自视已得到启蒙,掌握灵知,于是便走出象牙塔去教育群众,提升他们,率领他们去构建人间天堂。这些人打倒了旧的上帝,又试图使自己成为新的救世主(中国人熟悉的说法叫做“欲与天公〔上帝〕试比高”),用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可他们又不如上帝那么全能、全善,尽管他们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尽管他们发誓要建立人间天堂。然而过分相信理性带来的灵知,又难免走到神秘主义的反理性一面。
与积极的政治观相反,消极的政治观则相信恶的至尊,并忧心忡忡地为幽暗意识所笼罩。中国道家、希伯莱传统、奥古斯丁、阿奎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及苏格兰启蒙学派、美国的联邦党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持这种政治观。它认为,不论是现在、过去、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存在能够杜绝一切恶的政治经济制度。哪里有人,哪里就会有恶,人间没有净土,更没有清白无邪的制度。诚如阿奎那所言:“如果没有任何易败坏的东西,那就违反了宇宙的完善性。”消极的政治观并不许诺要消灭罪恶,而只是主张发扬自由,主张良莠并生,这正是民主政治的首要美德。
消极的政治观的特色在于其浓厚的“幽暗意识”。在苏格兰启蒙思想中,这种意识表示对上帝之地位的尊崇及对人作为罪恶之来源的警觉。事实上,否定上帝就必然要提升人类,就必然要取代上帝,使人成为全知全能全善。这一正一反两种政治观正是两种启蒙学派的根本分野。幽暗意识构成了民主传统的关键一环。人性既然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就难免要被用来作恶。因此,为避免权力的腐化而造成的极权专制,就有必要从制度上加以防范。英国政治哲学家柏林(I.Ber-lin)所区别的两种自由观,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好是对这两种政治观的回应。积极的政治观主张伸张的、向善的自由(freom to),消极的政治观信奉消极的、克制的、避恶的自由(freomfrom)。
消极的政治观按照人本然的方式对待人,积极的政治观按照其为人强行规定的应然目标对待人,美国政治哲学家诺瓦克(MichaelNovak)在《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中写道: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针对某些恶而设计。民主政治是针对专制(tyranny)这种最危险的恶而设计的,而落实在制度上就是以宪政为法治为中心的防范措施。在观念层次上,民主政治在理想上至为消极。正如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所指出,自由民主制度的眼光最低。在此之前,所有文明所提出的官方调子都比民主高,更不用说近两个世纪出现的各种激进主义的调门。民主也因此被人指责为没有崇高理想、没有极乐世界的蓝图。一切非民主的社会反倒拥有许许多多可望不可及的美好理想,而一切民主社会却什么都没有,只有民主。调门不高,但未必不好。由幽暗意识所产生的消极民主观是最为务实的,而不是梦幻式的。民主的好处不在于充当攀向人间天堂的通天梯,而在于成为抵住通向人间地狱(暴政)之门的顶门杠。而以积极的政治观为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