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治理能力既是基于学习力的内在能力，又表现为行动力的外显能力和作为治理价值实现、治理制度实施的现实能力。在现代化治理实践中体现为以下六个方面的基本能力。
一、机会与风险感知能力
现代治理面临的环境是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其中既面临机会也存在风险。首先，感知能力就是机会感知能力，就是发现、创造机会的能力。现代化治理必须密切关注环境，随时对环境中存在的机遇和风险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治理者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策略选择和行为选择。其次，感知能力又是风险感知能力，面对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现代社会，治理者应当将散乱的信息和直观的感受转化为理性、系统、深入的分析判断，以最大的可能预知风险并采取措施防范风险；在危机发生后应力求反应迅速、处理及时、措施得力，在风险初露端倪时就予以应对，防止风险放大；在事后，要进行适当的损害控制和事后恢复、重建，积累经验，汲取教训。当前，提升风险感知能力就是善于学会以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中勇于突破创新，发现并创造机遇，规避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
二、资源集聚与整合能力
资源集聚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集聚资源体现为国家汲取能力，这种汲取能力是资源配置的前提与基础，主要表现为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即通过税收等集聚资源。资源整合能力是指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合理调度各种资源，使资源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首先，采取准入控制手段，对资源消耗设置进入门槛，对资源消耗量大、使用效率低的项目，不允许进入；对资源消耗量小、使用效率高的项目给予鼓励。其次，在资源配置中注重促进能力与资源的结合，通过资源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及使用权的流转，使资源掌握在能创造出更高效益的人手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再次，运用资源运营新模式（如BOT、PPP等模式）提高效益。BOT是指政府通过契约的方式授予社会组织、私人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在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应无偿移交给政府。PPP是指政府与社会组织、私人组织之间通过一种伙伴式合作关系，以政府资金吸引社会资金、民间资金，投入建设、运营或管理基础设施并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三、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
首先，要提升社会动员能力。在一个价值多元、诉求多元的社会，治理者要善于适应现代社会动员手段的要求，把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新方式与传统社会动员手段结合起来，通过联动的宣传、发动、组织行为，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进行利益诉求整合与价值观念整合，促进全社会成员基于“最大公约数”形成共同的观念、情感，作为主导价值、意识形态获得广泛的社会响应、参与和支持，并调动社会组织的号召潜力和挖掘资源的功能，引领其实现特定的社会治理目标、任务。其次，要提升组织能力。要以合适、明晰和隐性的规则或组织惯例构造、变革组织，注重刚性与柔性的优势互济，注重制度刚性，以组织制度的刚性约束组织的任意扩张，约束组织成员的纵情任性；建立弹性组织，以组织制度的弹性保证组织成员拥有发挥创造力所必须的自由度，保证组织构造与环境变动相适应。同时，正确处理权力集中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防止因权力过度集中造成对组织其它层面应有权利的挤压，保证组织的创新动力；防止过度强调自由造成的组织行为无序及“相互对立、拒绝合作”的非理性选择，避免社会资源在无序和低效的资源配置运作中出现浪费、损耗现象。社会治理主体在处理上述关系的过程中必须提升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与社会组织化程度，通过有效、灵活的社会组织把各种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出来。
四、权力运行法治化能力
在治理过程中，要增强依法办事能力，推进各个环节治理权力运行的法治化。首先，要强化授权环节的合法性。在现代化治理中，治理权力来自人民授权，治理能力的提升在于授权的民意能够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共同意志，而且这种民意必须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同时，授权必须符合以宪法为指引的法治程序，以避免因各种原因导致的诸如“唯票取人”现象的出现。其次，要实现用权环节的规范化。“秩序是普遍性机构有效实施普遍性法则的产物。”在现代化治理中，治理者必须有能力将治理过程纳入规范之中，以法律制度规范行政决策与执行。当前，我国应特别注重以公开的制度消除潜规则的影响，以明晰的制度约束自由裁量权的“任性”，以普遍的制度解决“同案不同审”的问题。要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创新来提升现代化治理的法治化程度，提高社会组织的整合程度和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性，以实现社会对现代化治理的良好预期。再次，增强控权环节的自控性。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治理参与者要形成高度的自控能力，不断修剪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的欲望与他人的欲望相容，与自然提供的可能发展空间相一致；同时，这种自控性还表现为每个主体能够保证治理行为过程具有必要的透明度，让外部监督成为他律促进自律的有效力量。
五、治理工具现代化能力
治理现代化中的治理工具现代化呈现下列趋势：首先，适应治理环境市场化、社会化趋势，广泛采用契约性、自愿式治理工具。市场化、社会化发展使治理权力呈现横向分权特征，第三部门中的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原先由国家承担的治理职责。与此同时，在新的治理结构中，与命令和服从关系相适应的强制手段的运用将愈来愈少，与社会化、市场化相对应，治理工具更多地体现出谈判特征、契约性质，政府的现代化治理也相应地注重了援引市场化治理工具：契约外包、经营特许权、补助、抵用券、市场供给、志愿服务、自我协助等。 其次，适应治理过程科学化、民主化趋势，广泛采用创新型、参与型治理工具。治理过程是政策从决策到执行不断优化、调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参与工具正在不断创新。公众参与可以分为低度参与和高度参与。低度公众参与形式主要有：关键公众接触、公众调查、回应公众投诉、执法听证。现代高度公众参与形式有：公民会议、自愿组织、决策听证、公民陪审。当前，治理工具的科学性从另一方面展现治理能力的提升，表现为审批、监管、调控工具的不断创新：在审批中，负面清单管理等工具被创制出来；在监管中，呈现治理工具的多样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在调控中，从“定向降准”到“定向降息”再到“定向调控”，“定向”政策工具的运用体现了调控精准的科学性要求。再次，适应信息化、网络化趋势，广泛采用交互性、大数据治理工具。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治理”成为可能，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公共管理方式，使得新型治理成为可能。数字化时代的治理呈现出交互性特征，治理中的各方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对方意图，通过网络交流进行沟通、达成协议；网络使运用“大数据”治理成为可能，通过大数据撷取、处理海量的资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提升发现力、洞察力、决策力、执行力，以更好地了解民情、把握发展趋势、及时准确决策、快捷精准执行，最终实现治理现代化。
六、产出效益最大化能力
治理现代化在于促进治理不断改进，而治理的重要标尺就是通过治理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推进治理改进需要治理主体具有促进治理产出效益最大化的能力。治理产出包括提供社会管控与社会服务，并通过这种管控与服务保证社会良好秩序、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从治理生产力的角度看，产出效益最大化能力就是提供质量优质、数量适需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效益最大化要求按照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effectiveness）、公平（equality）的“四E”指标测量。这种产出效益不仅体现为实实在在的生产成果，而且表现为生产过程中人们的满意度评价。因此，产出效益最大化能力不仅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基于忠诚度、回应性、责任心获得的满意度，而且表现为基于创造性、合规性、程序性取得的高效率。产出效益最大化能力在当今还需要以绩效考核来保证，即产出效益最大化能力又派生出考核力。目前，在产出效益最大化能力中，最重要的是与忠诚度和责任心相关联的回应力、基于合规性与程序性的创造力、包含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的考核力。回应力是指公共组织对来自基层、公众的合理诉求给予及时、合理、满意的答复；而对不合理的诉求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予以答复，并通过有效解释避免引发社会矛盾。创造力是指适应治理生态的变化，促进技术性创新及体制性创新，并把技术性创新与体制性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转变职能、正确行使权力、提高行政效能的能力。考核力是构建追求卓越的履责过程管理机制和注重绩效的履责结果评价体系，对治理绩效进行考核并与责任联系起来促进产出效益最大化的能力。履责过程管理机制让公众以行政公开为基础，对治理的过程进行过程考评：侧重从政府行为目的的合理性、行为方式选择的可解释性和行为的规范性上进行考察；履责结果评价体系注重对政府行为结果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公平性的考察，由此让治理者提供更优质、更适需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并通过与责任机制的联系达到推进治理产出效益最大化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