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学的谱系比较及发展前瞻 社会生态学的谱系比较及发展前瞻 社会生态学的谱系比较及发展前瞻
摘 要:社会生态学研究存在两个主要谱系。对社会生态学两个主要谱系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二者在有机整体世界观、肯定理性对解决生态问题的作用、分析生态问题的社会视角三个方面的一致性,以及在理论分析方法的侧重点、理论定位、理论贡献与实践影响三个方面的区别。两个谱系的一致性与区别对展望社会生态学的发展趋势、正确定位和推动中国社会生态学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社会生态学;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f the two major pigrees of social ecology research. By compar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two pigrees have consistencies in the organic world outlook, recognition of the positive role of rationality in resolving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analysis of ecological problems from the social perspective. Besid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wo pigrees lie in the focus of theoretical analyzing, theoretical positioning,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practical influenc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pigrees is significant for the prospects of social ecology in proper positioning and promotion of the research.
Key words: social ecology; American social ecology pigree; Soviet UnionChina social ecology pigree
在当今全球生态危机依然严峻的形势下,社会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作为一门涉及领域广泛的新兴学科,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常常把它纳入不同的学科领域。[1]因此,国内外学界对社会生态学概念各有界定,这导致了人们对社会生态学认识的混乱不明,影响了社会生态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通过对国内外社会生态学理论的全面考察,笔者梳理出了社会生态学研究的两个谱系:兴起于苏联、发展于中国的社会生态学谱系和发端于美国、以布克钦为代表的社会生态学谱系。
梳理社会生态学理论的谱系,并对其理论内容和实践意义进行比较分析,不仅对正确定位我国社会生态学研究位置和阶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两个谱系的简介
(一)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
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R?帕克和E?伯登斯提出的“人类生态学”概念。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态学研究就其研究范围而言已经扩展到了城市环境下的人类群体,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社会生态学”,因为它还只是把人类当作一个物种研究,并没有考虑到社会系统的发展和功能作用的特殊规律,尤其是社会-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
然而到了60年代,苏联生态学研究已经真正开始考虑社会因素并逐渐发展为一种不能被纳入到普通生态学当中的、新的现代形式的社会生态学。由此开始,苏联社会生态学研究取得蓬勃发展并在80年代达到顶峰:马尔科夫出版了《社会生态学》。
马尔科夫在《社会生态学》中指出,在社会-自然系统中,人和社会因素起着积极的主导作用,自然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究竟如何,取决于人,取决于人所选择的自然资源利用战略。由于生态危机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协调多学科资料与方法,构建一门新的科学——社会生态学来建设和管理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在马尔科夫看来,社会生态学的目标是从对自然过程的简单描述过渡到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即通过对环境的管理促进生物圈转化为智慧圈。[2]对于社会生态学如何建立智慧圈的问题,马尔科夫提供了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构造地理学和自然保护生物学等工程技术科学规划和改造自然环境;二是研究和运用人类生态学和经济生态学等社会科学改变和完善社会自身的社会经济和行政组织结构。这突出地体现了社会生态学的这一谱系将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围绕社会生态问题而进行专门研究、由知识领域专业化到研究和解决问题专门化的特征。
中国社会生态学研究是苏联社会生态学研究的继续和发展。从8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就开始尝试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探讨社会生态问题,对社会生态系统概念及其演化机制作出阐述,也进一步确认了社会生态学发展的方向是着眼于社会生态问题而组织、发展起来的综合研究科学。[3]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社会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包含的研究层次被我国学者加以阐明:
一、作为工程技术层次的社会生态学工程;
二、作为技术科学层次的社会生态论;
三、作为基础科学层次的社会生态学;
四、作为哲学层次的社会生态学哲学。[4]至此,社会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特征以及构成的层次内容都得到了开创性的探讨和阐述。苏联和中国的社会生态学在研究理路上的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
(二)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
在美国,社会生态学概念是由默雷?布克钦于1970年在其着作《生态学与革命思想》中首次提出来的。布克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及社会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元凶,人对自然的支配本质上源于人对人的支配。[5]因此要使人类真正走出当下的社会生态困境,就必须批判和消解社会等级制,寻求走向生态社会的道路。这正是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所关注的核心。
正如“社会生态学”概念中的“社会”向度揭示了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的批判性,此概念中的“生态学”向度则蕴含着社会生态学的建设性。布克钦在非人类自然(第二自然)中并没有看到广泛存在于社会(第一自然)中的等级制。人类所感知到的竞争或支配关系,在第一自然中实际上是一种微妙的互惠性事例。如食草动物由于食肉动物的捕食从而使其物种数量得以控制并淘汰了其物种中残弱成员。自然并非是战争和资本主义辩护士所描绘的适者生存的暴力斗争之所;相反,自然应被理解为合作的场所,和谐的人类社会的一个模型。
在这种自然观的观照下,布克钦在第一自然中发现了两个重要的生态学原则:差异性和参与。作为生态学原则,它们揭示了在生物生态共同体中生命形式及其环境差异性越大,生命的感觉中枢就越灵敏、生命本身也越具灵活性因而在其进化过程中所起的参与性作用就越积极。反过来,生命形式在生命世界中参与的范围越广,生命及其环境的差异性也会更大。布克钦认为,差异性和参与作为生态学原则还延伸到了社会生态共同体之中,构成了社会生态学的社会伦理原则,其与生态政治、生态技术的结合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构建生态社会提供了道路。
布克钦的社会生态学思想得到了其伴侣詹尼特?比尔和思想盟友约翰?克拉克、乔?科沃尔等人的发展和推进,他们的社会生态学理论构成了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
二、两个谱系的比较分析
(一)两个谱系的一致性
1.有机整体世界观
社会生态学的两个主要谱系都坚持有机整体世界观,批判和反对工业文明以来就占据主导地位的人与自然分裂的二元论意识形态。
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的世界观是基于现代生态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有机整体世界观。这一谱系认为,物质循环是生命存在的前提,地球上生命的产生和延续都依赖于生物圈中的物质能量循环。因此所有的动植物都必须参与而不能脱离物质循环而存在。人类社会的存在同样与自然界发生着“新陈代谢”式的物质能量交换,如果社会系统的空间盲目扩大,技术非有机体无限膨胀,就会打破社会系统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封闭循环圈,产生生态问题。叶峻先生把这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的有机整体世界观概括为“天人观”。[6]天人观作为社会生态学的哲学,其研究对象就是一个由人与周围的环境和宇宙构成的不断发生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超级巨系统。
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接受现代生态学的观点,把社会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系统”,使得社会生态学的研究范围超越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后者的问题阈局限于“人类社会的环境”而不包含自然生态领域。
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的世界观是以现代生态学和辩证自然主义为基础的有机整体世界观。它认为第一自然本身是完整的,并处于有确定趋势的进化过程的存在。自然的进化不应当仅仅被视为单个生命个体或数个物种的适应性过程,而且还要被看作只有通过考察物种间的相互作用,把生态系统当作复杂的、发展的整体才能理解的过程。因此自然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现象世界,一个丰富多彩的发展着的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它事实上是一个进化着的总体,包括从无机物发展到有机物,从较为单
一、相对有限的单细胞生物世界发展到多细胞生物的世界;多细胞生物的神经系统也由简单到复杂,发展到现在的高智能——社会存在,具有了自由的选择能力。正如布克钦明确指出的:“人类永远深深扎根于生物进化发展中,我们可以将这种进化发展的环境称之为‘第一自然’。但是,他们也创造出了他们特有的社会环境,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第二自然’。人类的第二自然非但不是‘不自然的’,而且还明显是有机界即第一自然进化的创造物。”[7]
2.肯定理性的作用
从有机整体世界观出发,两个谱系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价值目标上是一致的,都认为人类应该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和谐关系。而且,两个谱系不谋而合地肯定了理性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目标过程中的积极意义。
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指出,现代的人类完全有能力毁灭所有生物生存的环境,也有足够的智慧为人类自身及其他生物创造适于生存和进化的条件。因此,现代人类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协调社会力量,在开发利用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保护自然,使自然有利于其自身也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布克钦等美国社会生态学家也公开肯定人类在智力、道德能力和灵巧等重要方面,在潜能上是自然进化产生的最高级的生命形式,并且认为干预自然也是人类进化过程的组成部分;未决的问题是人类干预在生态上是善的还是恶的,这取决于他们所创造的社会类型是什么。
詹尼特?比尔指出,人类不凡的特征之一即高层次的概括思维能力,赋予了人们理解自然过程并按照生态和理性方式组织社会的潜在能力。尽管把人类和非人类现象工具化的无处不在的“手段-目的”理性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仍然还存在着一种适于理解人类社会和自然进化过程的辩证理性。辩证理性应当而且能够指引人类社会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系,建立自由的生态社会。
3.分析生态问题的社会视角
两个谱系在肯定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整体世界观时,并没有否定人类在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连续体中的不凡特征和主导作用,因而,从社会的视角来分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从人类社会本身寻求化解生态危机的路径,而非局限于个人层面的消费行为模式、价值信仰体系等个体视角或工程技术的自然科学视角,就构成了社会生态学两个谱系最突出的共同点。
“智慧圈”概念充分体现了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在寻求生态危机解决之道的社会性视角。正如生物圈是生物与无机界系统即地球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无机环境的统一,智慧圈是自然与社会系统即社会与其周围无机界和有机界的统一。对生物圈完整性起决定作用的是地球生物界与非生物界的适应性关系,而智慧圈的完整性则是由人类有目的的活动所决定的。换言之,智慧圈是人类有意识活动的产物,人类理性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而且这一谱系的社会生态学家与作为观察者的自然科学家不同,他们在运用理性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超出自然现象的范围,深入到社会系统本身的职能作用领域。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马尔科夫提供了建立智慧圈的两种路径:规划、改造自然环境和改变、完善社会自身的社会经济和行政组织结构。在这两种路径中,后者具有根本性,因为只有社会本身的经济政治运行具有社会与生态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时,前者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正因为如此,马尔科夫把社会生态学称为智慧圈理论。
如果说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的社会视角主要体现在其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方面,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的社会视角则体现在对生态危机根源分析和生态社会构建两个方面。与深生态学把生态危机归结为宗教或哲学信仰系统,认为古代近东宗教,包括美索布达米亚和朱迪亚地区的宗教,基督教以及科学世界观滋养了力图“统治自然”的思想观念不同,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认为,统治自然的观念源于人对人的统治,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生态危机的原因从本质上讲是社会性的。等级制、阶级、国家和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出现,都是从意识形态和物质方面产生了现在生物圈破坏的社会力量。[8]
因此,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在强调生态感知必要性的同时,认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要求社会和政治行为的参与以面对并最终消除其客观社会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和国家。其政治维度,自由的城镇自治主义,是一种建立直接的、面对面的民主并将其邦联化为双重权力以对抗这些力量的谋划。这样这一谱系的社会生态学将其置于启蒙和革命传统中。这不同于在实践中是寂静主义的深生态学,因为它强调沉思而不是干预,以获得一种所谓的超越人类意识与“宇宙大一”之间界限的意识状态。
(二)两个谱系的区别
1.理论分析方法的侧重点与理论定位
尽管两个谱系都从社会视角审视生态问题,都坚持从社会整体层面寻求构建生态社会的路径,但二者在理论分析的具体方法上却各有侧重。
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立足于系统论方法,主张既要对自然进行改造和规划又要对社会经济、行政组织机构等社会现象进行改进和完善。前者需要诸如构造地理学、自然保护生物学、生态工程学等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运用;后者则要求建立和发展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生态经济学、人类生态学等。因而,社会生态学就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目标引导下,整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而为了实现这种整合,社会生态学的苏联-中国谱系就提出了超越各个具体科学层次的哲学观点、方法。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将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定位为一门包括了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部门哲学的完整的学科。
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虽然也重视系统地思考和对待生态问题,但其更强调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根本性。
基于其生态哲学思想,布克钦认为自然本身和有机社会具有差异性、整体性和互补性,只是当人类社会出现了等级制之后,自然与社会才被视为分裂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二元存在。因此,要创造一个生态和理性的社会,就可能而且有必要提供一种行动纲领性的计划方案——自由市镇主义。[9]它是自由主义的,因为它主张一种对物质生活方式的大众控制,如土地、交通等;它是市镇主义的,因为它主张一种对公众事务公民控制的新政治,主要通过面对面的市民大会;它也是邦联主义的,因为它力图促进以区域为基础的市镇及其经济的相互依存。
在布克钦看来,这种对现时代难题的政治解决方案,也是一种生态方案,因为生态社会只能出现在一个彻底摆脱了特权与支配的、完全参与性的社会当中。所以,我们认为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是生态哲学和生态政治哲学的一个理论流派。
2.理论贡献与实践影响
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的发展既体现又推动了现代科学的生态化进程和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发展的进程。它突破了就环境论环境的狭隘的技术视野,提供了从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到部门哲学的一套完整方案,极大地拓宽了社会生态问题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进路。尤其是社会生态学哲学理论,它既为社会生态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一谱系在理论层面批判二元论、机械论的同时,更为关注的是生态现实问题的实践解决。它所具有的社会视角以及围绕问题展开研究的特征,不仅有利于指导我们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而且有利于指导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和谐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已经在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政治哲学领域和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压迫性结构,注重挖掘生态危机产生的隐藏的社会历史根源,并试图为探讨如何化解生态危机、社会支配等问题提供彻底的、新的思路。它强烈批判了西方主流哲学尤其是生态哲学中抽象地、神秘化地理解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极力主张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不同人群在环境影响和环境责任上的区别,对批判西方中心化的生态哲学,澄清第三世界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美国许多的社会环境运动、政党活动都受到了在这种理论的影响和推动,如环境正义运动、社群自治主义计划等等。
三、社会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前瞻
(一)社会生态学两个谱系交融互渗
社会生态学研究长期因循两个谱系平行地进行,并没有展开充分了对话和交融。然而通过上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两个谱系的交融互渗是必要且可能的。社会生态学两个谱系的共同点使得二者交融互渗成为可能,其区别使得交融互渗成为必要。
两个谱系在有机整体世界观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目标上的一致性是二者交融互渗的基础。而它们在如何实现智慧圈(苏联-中国谱系)或生态社会(美国谱系)的方法论侧重点的差异性恰恰是互补的。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在具体方法上依据系统论务实地开展社会生态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它的显着特征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围绕当前的生态问题而充分协调和发挥各学科的作用,最终帮助人类社会走出生态困境。
相对苏联—中国谱系的建构性和当下现实性,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则更具批判性和乌托邦色彩。布克钦认为造成人统治自然这一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并不仅仅局限于阶级压迫、经济剥削等,而在于普遍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和等级制意识,因此要彻底恢复有机社会的人与自然和谐状态就需要对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的革命,通过面对面的自由市镇主义民主取代代表制民主,甚至否定和反对国家、政府的存在。
显然,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和建设性思考对于我们在既有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改善生态、完善社会具有直接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而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对于现实社会制度的激进批评和人类社会的展望则为我们变革现有社会制度和更长远的理想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激励源泉。因而,两个谱系的交融互渗将使得我们在解决当下问题时不会陷于对远期目标的无视、在展望前景时不沦于空想玄思。
(二)对中国社会生态学研究的启示
1.全面关注两个谱系
作为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的构成部分,中国社会生态学研究主要着力于探讨解决具体问题,而较少涉及布克钦等人主张的激进主义的社会生态学谱系。这是因为:一方面,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谱系相对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更关注现实改善和改良,短期的迅速有效性使其具有务实的品格;另一方面,布克钦等人的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主张和思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的政治优势的形势下,很难得到认同。
直至目前,我国学界对美国社会生态学谱系的研究仍然不够系统和深入。但是社会生态学两个谱系基于共同的社会视野和方法论上的互补性而导致的交融互渗前景,决定了我们应当全面关注两个谱系,促进二者的交流对话。2.深入探究两个向度
社会生态学内在地包含了两个向度:社会向度和生态学向度。所谓社会向度,是指社会生态学分析生态问题和寻求构建理性、生态社会的社会视角;所谓生态学向度,是指社会生态学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启示和指导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
社会生态学的社会向度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既对自然具有毁灭性能量也具有调整人与自然关系、重建天人和谐的潜能。在对生态问题根源的分析上,社会向度揭示了不同的个人、阶层、民族和国家对环境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在探讨生态社会的构建方面,社会向度主张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的融合。生态学向度则因其提供的原则、方法和价值观使得现代科学的目的不局限于人类社会的福利,而同时关注自然与生态,即实现现代科学的生态化。
解决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需要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发展;重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则同时需要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发展以及现代科学的生态化。因此,深入探究社会生态学的社会向度与生态学向度,是社会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3]丁鸿富.社会生态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2. [5]MURRAY BOOKCHIN. The modern crisis [M]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1987:71. [7]MU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 [C]//MICHAEL E ZIMMERMAN.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New Jersey: PrenticHall, Inc. 1993.
[8]MURRAY BOOKCHIN. Remaking society [M].Qubec: Black Rose Books,1989:57-69.
[9]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