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心理学家弗罗姆说，“人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上。成熟的人将两种良知综合，从而达到灵魂健康和成熟的基础。” 没有仁慈的教育就像佛罗姆说的缺少“母亲的良知”的爱，将是一种缺乏关怀、机械、冷漠和无效的教育。
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做了学校校长，每有新教师到校，他总会给新老师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老师，我是集中营的生还者，我亲眼看到人类不应当见到的情景：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由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幼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妇女和婴儿被受过高中或大学教育的人们枪杀。看到这一切，我怀疑：教育究竟为了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们帮助学生成为有人性的人。你们的努力绝不应当被用于制造学识渊博的怪物、多才多艺的变态狂、受过高等教育的屠夫。只有在使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力才有其价值。”
“仁慈”，字面意思为仁爱、慈善。儒家伦理中“仁”以“爱人”为中心，被描述为泽被天下的全面的德性（Perfect virtue）。仁慈要求我们尽力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把对方当作平等的主体来尊重，表达和实现对对方的关怀和爱心，更“用心”付出。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移情”能力，是给予性更强的德性原则。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每个人用仁慈、恳切和同情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因为在这些东西身上体现着生命的伟大和美。没有起码的人性，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道德；没有细腻的感情、缺乏同情心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崇高的理想。而缺乏同情心就会对人漠不关心，并从漠不关心发展到自私自利，从自私自利发展到残酷无情。”然而，师道尊严的传统往往使我们认为“严是爱，宽是害”。比如，在教师心目中，“笑”常和“嘻”相联系，所以，即使是当我们真正希望表达对学生的热爱、欣赏时，我们也往往是板起面孔的。年轻的教师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老教师就“传经送宝”：“对学生不能嬉皮笑脸，否则他们不怕你。”他们认为，教师若面带笑容，学生就不守纪律了，课堂都不能掌控了……就这样，教师代代相传，便越来越失去了微笑。其实如果问一下学生我们就会知道，学生常希望老师“多笑一点”“更真诚地笑”。
有调查显示，友善的、理解的、温暖的和敏感的教师才是我们心目中理想化的仁慈的教师形象。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一句名言：“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一旦教师缺失了这些仁慈，就会用刻薄的语言挖苦、讥讽学生，用粗暴的态度责骂、批判学生，用险恶的用心虐待、伤害学生。
仁慈包含着同情、宽恕和人性，是比公正等要求更多的道德法则，也是更高的道德境界，集中体现在对“人性”的理解和关心。仁慈原则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仁慈是伦理的或者人的生命及其质量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不过仁慈不同于“怜悯”，怜悯处于痛苦之上，而仁慈比怜悯处在更高的道德层次。刘墉曾提到这么一件事：
纽约的冬天常有大风雪，扑面的雪花不但令人难以睁开眼睛，甚至呼吸都会吸入冰冷的雪花。有时前一天晚上还是一片晴朗，第二天拉开窗帘，却已经积雪盈尺，连门都推不开了。遇到这样的情况，公司、 商店常会停止上班，学校也通过广播，宣布停课。但令人不解的是，唯有公立小学，仍然开放。只见黄色的校车，艰难地在路边接孩子，老师则一大早就口中喷着热气，铲去车子前后的积雪，小心翼翼地开车去学校。
据统计，十年来纽约的公立小学只因为超级暴风雪停过七次课。这是多么令人惊讶的事。犯得着在大人都无须上班的时候让孩子去学校吗？小学的老师也太倒霉了吧？于是，每逢大雪而小学不停课时，都有家长打电话去骂。妙的是，每个打电话的人，反应全一样――先是怒气冲冲地责问，然后满口道歉，最后笑容满面地挂上电话。原因是，学校告诉家长：
在纽约有许多百万富翁，但也有不少贫困的家庭。后者白天开不起暖气，供不起午餐，孩子的营养全靠学校里免费的中饭，甚至可以多拿些回家当晚餐。学校停课一天，穷孩子就受一天冻，挨一天饿，所以老师们宁愿自己苦一点儿，也不能停课。
或许有家长会说：何不让富裕的孩子在家里，让贫穷的孩子去学校享受暖气和营养午餐呢？学校的答复是：我们不愿让那些穷苦的孩子感到他们是在接受救济，因为施舍的最高原则是保持受施者的尊严。
仁慈并不是怜悯或者可怜，就像上面学校答复的那样，“施舍的最高原则是保持受施者的尊严”，这是“尊重儿童尊严的原则”的具体体现。我们首先应将儿童视为平等的人格主体予以尊重，而不是像社会上说的“救济”贫困学生那样，“救济”首先要接受道德尊严的考验，这和中国人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概念是一致的。面对一个陷入困境的人，怜悯似的施舍并不是真正的帮助，甚至会使他的自尊蒙上灰尘。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位学生，特别是那些失去信心、自觉没有希望的学生。尊重，会使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从而点燃心中熊熊的希望之火，就像马卡连柯身边的少年谢苗一样。
那一天，校长找到他，让他为自己去办一件事――去几十里外取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谢苗呆住了，认为校长是在捉弄他。他问校长：如果我取了钱后不回来了怎么办？校长的回答真诚而平静：少说这种没用的话，既然委托你，你就去。当谢苗取回钱后请校长数一遍时，校长说：你数过就行了。说着，随便地将钱放进了抽屉。面对马卡连柯的信任，谢苗万分感动地说：要是你知道，要是你知道就好了――当我带着钱在路上时，一路上我都在想，如果有人来袭击我，哪怕有10个人，或者更多，我都会像狗一样扑上去，用牙咬他们，撕他们，除非他们把我杀死！
作为一所少年劳教学校的校长，马卡连柯曾“大张旗鼓”当着那些“不良少年”的面焚毁了他们的档案，也常不动声色地轻轻抹去孩子们身后那七歪八扭的脚印。列尼・托尔斯泰认为：“如果教师只有对事业的爱，那么他是一个好教师，如果教师对学生具有父母一样的爱，那么，他要比一个读过许多书但不热爱教育事业又不热爱儿童的教师好。教师把对事业的爱和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他就是一个完美的教师。”教师的仁慈更是超越了一般的自然情感，是一种宽容、理解和扶助，是一种对人性和生命的无私的关怀和理智的热爱，一种无私纯净的合乎理智的情感，只因为“教师站在人类的摇篮边”。那么，“站在人类的摇篮边”的教师如何践行仁慈的原则，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学生眼中的仁慈的教师呢？ 首先，教师需要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仁慈不同于怜悯，双方在人格上是对等的。但是，人格上的对等主要表现为对学生尊严的尊重，师生双方的道德境界并非处于同一水平。虽然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韩愈语），但对教师而言，只有在道德修养上处于更高的水平，“闻道先于弟子、高于弟子”，才能真正践行仁慈的原则。
其次，教师要拥有教育信心，尤其是在当今各种考评风行的学校教育体制内。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同时也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教好自己的学生。如果丧失信心，教师就容易变得急躁、苛求、失去理智。
再次，教师要学会宽恕。古人早就理解到“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如果只宽恕即使不用仁慈也能宽恕的事情，那要仁慈有什么用？”（斯蓬维尔）仁慈具有的超时空性，一个能够真正做到对人仁慈的教师，必然具有细腻的情感，具有关爱的胸怀，具有起码的人性，才能在道德上达到了某种境界，在实际工作中才会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而乐此不疲。
需要认识到的是，真正的仁慈或真正的关爱学生应该是“严慈相济”。”实际上仁慈的必要和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正面影响和培育教育对象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对教育对象有问题的思想或行为的矫正上，因为后者更需要关怀而不是放弃，更不是抛弃。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得好：“不能把教师对儿童的爱仅仅理解为用慈祥的、关注的态度对待他们。这种态度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对学生的爱，首先应当表现在教师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精力、才能和知识，以便在对自己学生的教学和教育上，在他们的精神成长上，取得最好的成果。因此，教师对儿童的爱应当同合理的要求相结合。”
最后，教师要掌握沟通的技巧，方能“传情达意”。“巧言令色，鲜矣仁”，教师对学生的仁慈和热爱发自内心，但“爱要怎么说出口”，“还能够怎么说”，避免“怎么说都是错”，却需要教师要掌握高超和纯熟的沟通与表达技巧，让学生领悟到学生“严”格要求，做出“爱”的解读的要求。
日本教育家铃木镇一认为：教孩子学说话、学走路的方法是人世间最好的教育方法，而仁慈便是其中的本质所在。教师的仁慈并不是抽象的爱心或宽容，而是具体且“无痕”的耐心、冷静与教诲，所有的教育手段的出发点都是对学生的热爱，教师工作与教师伦理的目标含包括对学生效能感的形成和毕生发展的有效帮助上。通过教师的仁慈，学生能够体验伦理生活的全面和技巧，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对人的信任与关怀品质，对人的友善、慷慨和宽恕等等。对学生而言，教师的仁慈意义无比重大，教师的仁慈或者说“师爱”会以积极的情感温暖学生，尤其是在当前家庭概念面临挑战的时候，仁慈有可能是对问题学生最后的呼唤，而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仁慈可以促使他们积极向上，鼓励他们的道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