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在前，投入也在加大，一度被称为择校问题最严重的北京，能否彻底破除这一积弊？
四年前，北京市政府向教育部立下“军令状”，承诺到2015年明显缓解义务教育择校现象，并将义务教育均衡指标纳入到北京各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政绩考核。
如今已到兑现承诺的时候。
4月底，北京市迎来国家级验收组，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厅长、地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教育专家齐聚京城，考察和观摩它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4月29日，检查组分为四路，分赴朝阳、通州、东城、密云等8个区县，探访北京中小学，实地感受北京4年来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的改变。
承诺在前，投入也在加大，一度被称为择校问题最严重的北京，能否彻底破除这一积弊？ 就近入学堵暗道
舆论将2014年称为北京的“教育综合改革元年”。
“教育部文件强调的‘免费、免试、就近入学’这三条，对应到北京的择校乱象就是乱收择校费、过热的奥数选拔和跨区择校。”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杜绝择校就要打破以钱、分、权择校的利益链。据《财经》记者了解，过去北京一所名牌小学的择校费一年可以带来1000多万元的收入，重点中学甚至可以达到几千万元。而某教育强区的老教协，也是奥数培训最火热的机构，“教育部门与重点学校形成了利益同盟”。
北京市委常委、教工委书记苟仲文是这场改革的操盘手，“改革的突破口，就是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他曾说。
据接近决策层的人士透露，北京市委曾向市教委下了死命令，从2014年开始，任何人都不能突破禁止择校的红线，发现一例就撤掉职务，矛头直指权力阶层。同时市委也向参与共建的一些部委和企业表达了改革的决心。
北京市教委将去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政策的改革，称为“史上最严”招生年。这一年，市教委颁布了两条硬性规定，一是取消共建生，二是严禁跨区择校，从政策上收紧择校空间。在控制跨区择校方面，去年采用统一的中小学入学服务系统，对所有应届幼升小、小升初学生进行电子学籍管理，使各区学生入学状态处于实时掌握之中。对一些重点名校，市教委还绘制了择校热力图，以便直观把控各名校的入学情况。
按照北京市的做法，招生蛋糕多大、如何切分不再由校长说了算，而是实行计划管理，即各区县按学龄人口数量、小学毕业生数量和中小学校办学规模等制定小学、初中招生计划，并报市教委备案。
自此，条子生、共建生、推优生、特长生、坑班生、以及最后的电脑大派位六条升学明暗通道，在去年教改后折损一半，特长生招生比例也一再压缩。 对口直升加力度
校际差距过大、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是导致北京“择校热”的根本原因，北京市教委认为，改变现状的两个支点是――改革考试招生评价制度和重组优质教育资源。
在中小学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也取消了小学阶段的统考统测、降低中考0.2难度系数题等，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减负。
而在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组和整合方面，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是重要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出“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北京则将16个区县分为四类：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
其中，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东城、西城两区主要选择内部盘活优质教育资源，破除择校。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为城市功能拓展区，拓展外向经济服务、发展高端产业的诉求使他们对优质教育需求迫切。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五区是城市发展新区，承接中心城区疏散的人口和功能，其改扩建学校的项目最多。作为北京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门头沟、平谷、怀柔、密云、延庆五区县，正争取引进名校、提升本土教育质量。
实际上，各区县的“教育新地图”都把提供优质教育供给放在首位，几乎每个区县都拿出了学位增长的计划表：石景山3年内计划新增学位7600余个，门头沟新增1.5万余个，房山9580个，大兴4.3万余个，顺义1.8万余个，丰台区4年内新增学位近4万个，通州增4万余个。
改革一直滞后的海淀区，今年也把中学加入重新划分的学区，并开始建设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学校。
同时，北京市教委还将全市优质高中的直升名额分配比例，从去年的12%，提高到30%，并明确重点向薄弱初中校倾斜。“逐年提高直升比例，传达的政策信息很清楚，就是让那些普通中小学的学生不必通过择校，也有进名牌高中的机会。”市教委人士解释。 学区制锁区利弊
“去年教育部的两个免试就近入学的文件强调‘划片就近入学’，划片的‘片’，就是实施学区划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说。
中国的义务教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借鉴在欧美日等国已广泛推行的学区制。成都、济南、深圳等地最早推行，不过当时并非为了缓解择校热，而是为了解决片区内适龄儿童有学上的问题。随着“普九”的完成，学区制开始作为遏止择校的利器使用。
2003年，北京东城区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 90%的骨干教师分布在10%的优质学校，所有的特级教师都集中在6%的优质学校和教研机构。面对如此悬殊的校际资源差距，东城区教委首先撤并学校、整合资源。“十五”期间，东城区共撤并37所学校，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校际差距。
然而，调整后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大，管理难度也越来越大;学校自筹资金能力有限，合并后教职工待遇有所下降;过快整合使优质人力资源被“稀释”。
在此后的学区化改革中，东城区又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学区内各级各类学校实施设备、课程、师资共享，组团发展，逐渐缩小校际间差距;第二步，学区内优质与普通校、同质学校间推行大年级组制、一长执两校、中小联盟探索中小衔接;第三步，成立学区工作委员会，探索学区化管理、优质品牌共享、建立评价机制和督学责任制等。
东城区教委在学区制中还实行“轮值主席校”和“轮值主席”制度。据某教育集团轮值主席透露，未来集团将保留所辖各学校的法人地位，集团高层负责整体规划，会吸纳政府和社会资源以及各校的副校长进入集团管理和执行层。
北京各区县推行学区制的模式和进度并不相同。西城区去年4月正式实施学区化管理，因为多年前已基本实现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各学区还只是较为松散的校际联盟，尚处在“虚学区制”发展初期。朝阳区和海淀区数量庞大的中学到今年才开始纳入学区制的范畴。
“这两个区城乡差别大，人口多且构成复杂，如在朝阳区，非户籍常住人口甚至超过本地户籍人口，所以这两个区的教改任务最重，教育均衡的目标能否实现，最终看这两个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成刚说。
曾晓东同时指出，学区制改革，可能存在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冲突。“从国际经验看，学区制的固化，可能带来教育的单一、低效、创造力低下。”在美国，公校改革也通过允许跨区招生的特许学校，以应对公办校学生学习成绩不佳的问题。 教师能流动起来吗？
“北京的教改要着力解决好两个差距。”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指出，以联盟校、分校、直升校等形式改头换面的薄弱校，是否真的缩小了和名校的差距？主要着眼于区县内的教育均衡，如何破解远郊区县和城区教育质量的差距？
2008年，东城区相对薄弱的东四七条小学与史家小学结成深度联盟校;两年后，两校融合加深变为“一长执两校”格局，东四七条小学的法人地位被取消，由史家小学派出师资管理。史家小学依托自身的优质课程和师资力量，与其他片区小学一起开发了课程资源中心，17门优质课程面向东（四）朝（阳门）建（国门）学区的11所学校开放。
当然，这也与东城区从去年开始不再单设专门招收非京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学校有关，所有公立学校都必须接收符合条件的非京籍生。与此同时，入学的门槛也升高了，今年东城区首次提出父母一方必须在本区缴纳一定年限的社保。
在九年一贯制的探索中，东城区的雍和宫小学原来一年级只有30多人，对口直升东直门中学的政策出台之后，去年生源一下增长了11倍。
破解远郊区县差距方面，4月28日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的通知称，今年中招不再重点扶植重点学校，并再次向远郊区县倾斜，特色实验班至少50%名额转向郊区学生，特长生增加郊区县比例，同时禁止东城、西城、海淀三个区跨区招生。
北京市教委称，本市中招将新增三类市级统筹招生方式。届时，将有10所高中（四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北师大实验中学、北师大附中、北师大二附中、101中学、北京八中、北京五中、汇文中学）面向东城、西城、海淀以外的所有普通初中投放招生指标，确保每所初中校可以得到一个名校招生名额。
4月8日，北京市委常委会又讨论通过《关于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意见》。闻风分析，此举意图明显，一是要让北京市各校之间老师的流动成为常态，与老师的职称、收入、待遇等挂钩;二是要建立“区管校用”的教师用人机制，各个区县统一管理师资，保证各级各类老师能均衡分配到各个学校，老师入校后再由各学校对老师的使用作出安排和评价。三是有计划地增加非京籍生源应届大学毕业生留京从教指标，优秀的师范类、非师范类大学毕业生解决户口北京市政府给予特殊政策。
4月14日，教育部公布了首批19个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的示范区，北京市东城区位列其中。所谓“县管校聘”，主要是为了促进教师交流轮岗，将教师关系归于县级教委，由学校聘任，使教师由“学校人”变为“系统人”，打破教师交流轮岗的管理体制障碍。
那么问题接踵而至，教师、校长是在学区之内，还是学区之间，还是在各区县流动？
吴霓建议，实现学区制效用的最大化，就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校长和教师等教育资源的配置，统一实施教学研究和管理、统一财务核算、统一考核评价。他建议，在此基础上，拓展到区域范围内，在城乡之间学校建立学区，协调城乡教育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杨东平和吴霓均指出，教育均衡最重要的是师资的均衡，囿于现行的财政和人事体制，未来北京义务教育段教改最大的阻力将来自于教师乃至校长的流动。
不过，在北京力度空前的教改形势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胡瑞文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路，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择校现象，可是国外绝大多数是允许甚至鼓励家长去选择私立学校，或是由法人机构、社团组织承办的“特许公立学校”，“不像我们这里，择的都是公办校”。
胡瑞文认为，缓解中国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择校热”现象，根本出路在于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尽可能多的社会和私人资源，扩大多样化的优质教育供给，同时利用价格杠杆调节供求，让择校家庭承担全部或大部分教育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