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的7月14日，国王在日记上写完“今日无事”之后不久，就接到了大臣的报告，人民已经攻占了巴士底狱，此时他不禁脱口而出，难道发生了一场暴乱吗？而大臣也立刻告诉他，不，陛下，那是一场革命。国王完全没有意识到革命将会发生，旧制度要被推翻。
由此，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革命的探讨，看到了统治阶级治理能力失调的背后，存在着的是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和取向的误判，甚至根本就没有判断。同样，这也表明，当革命已成为一种社会想象和建构的力量时，如何治理对想象的激发，让社会平和地实现转型将是对统治阶级严峻的考验。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能简单地归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等实体性的力量，而是社会知识系统所导致的“革命想象”的产物。
法国历史学家在谈到法国革命的原因时，不仅看到了隐含在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更看到一种价值的、知识和道德上的冲突。历史学家孚雷写道：中央集权正在使一个社会的精神民主化，而这个社会还死死抓住它被掏空了内容的贵族形式。正是这一矛盾把社会引向革命，事实上，这一矛盾本质上并不是社会性的，而是知识和道德范畴的;它反映的是埋藏在全社会纵深处的一场价值冲突，尤其是在民主的个人主义和贵族的种姓精神之间的冲突。
面对这一新的境况，如何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将至关重要。托克维尔在对革命研究后也明确地告诉世人：长期以来，贵族和资产阶级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表现出这种独特的缺乏经验并不使人惊异;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正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管理、总督，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枝末节;但是，一旦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
在1789年革命前，整个社会人民的精神动向是什么呢，由于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持久努力，“自由”“平等”等新的思想已广为传播，由此，这些思想家成为社会的中心。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于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领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的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
也正是由于法国民众谈论和沉溺于这些抽象的原则，同时也激发起他们对未来的渴望，一种无限的想象，以及没有任何边界限制的未来理想。而进行革命，实现翻天覆地的革新也就成为实现这一想象的最好方式，并且成为当时人们的“公共舆论”。
1757年至1758年，默皮诺（Mopinot）的书中非常明确提出“人们远非害怕革命，而是渴望革命，只是有人高声喊叫，有人发自心底地期待。”在这一话语的刺激下，整个社会也就从谈论政治转向了实际的革命。
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放手让各阶层以及人民参与到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中，才能培养他们适度中庸，不走极端，形成治世经验。由此也才可以理解，托克维尔所说的要用治世的科学取代理性的建构，避免出现“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这一极端的情况。
也正是如此，今天的历史学家才反复指出，专制主义国家摧毁了自己，因为它摧毁了社会应有的活力和放手让人民自己实践的机会，“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由此可以看出，一个自由的体制，一个公共空间对于培养起治国的技艺是多么重要，对于克服人民的崇尚极端，热爱暴力的狂热心态和情绪，防止革命的发生又是多么的重要。
托克维尔不断对统治阶级提出警示，要改变统治思想。他一再表达：并非法律机制引发重大事件，而是统治思想本身;看在上帝份上，改变统治思想吧，因为，让我再重复一次，正是固守着陈旧的思想把你们引向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