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是什么，淘尽了政治污染、历史喧嚣的精神乌托邦？前现代叙事的幸存文本？还是一个尚未被市场理性收编的无意识区域（或者是被遗忘的角落）？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各种文本里看到的是很不一样甚至是决然相反的农村或农民：我们不难发现刘姥姥和陈奂生之间的共性，也很容易寻找到桃花源和湘西世界背后所共有的欲望投射。但是否存在某种共有的农村事实，它超越了各种农村构型的经验划分？我所说的"共有"不是在刘姥姥和秋菊之间描绘出一条编年史式的发展线索，也不是力图"发现"小鲍庄和湘西世界这两种决然相反的农村想象之间的共性，而是农村或农民作为一种"他者形象"在想象中被构照的事实--想象的农村。这一构造事实作为一种言说背景，一种他者，一方面既协助构想了特定文本的农村叙事，同时也为特定文本自身叙事统一性的建构提供了观念或想象意义上的可能。特别是各种涉及现代性问题的文本，它们确立自身的同一性的过程--作为一个确立"他者"的过程，农村是否总是成为这一"他者"的首选对象？或者说农村始终以一种被各种现代性话语所排除、拒绝和否认的历史内容的"收容所"形象出现在文本中？即使在革命叙事中，农村或农民获得了"正面"的表达，但这种"正面"也是一种被发现的"正面"，是农民或农村经过引导、发动或改造而获得的"正面"。农村或农民是作为宾语出现在革命语录中，它们的"他者"本质并没有改变，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叙事和其它现代性话语其实共享着同样的农村想象。同样，沈从文式的农村是否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正面"发现"或利用？拒绝"物化"的精神力比多正是从农村作为现代叙事的"他者形象"中获得其想象的投射处。
从上述对农村叙事的粗略的经验分类中，我们是否可以发现一个"共有"的农村事实："想象的农村"在现代叙事里是一个无言的存在，被动的他者。它以"他者的形象"构成了一种现代言说的背景，为现代叙事同一性的确立提供了一种想象的可能，同时"想象的农村"也是一段与现代性无关的"黑暗存在"，或者只能凭借各种非农村力量的介入，才能在现代史上认出自身存在的一种存在？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想象的农村"是一种权力事实，作为给定的"农村知识"，它决定了什么样的农村值得我们关注，或者说关注农村的什么会被认为有价值。此外，"想象的农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表现在文本的直接叙述中，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文本的沉默当中，作为一种言说背景存在于文本没有说出来的地方，构成了一些似乎与农村毫无关系的文本之叙事建构的可能性；塑造了人们的农村体验，甚至包括农民对于自身的想象。这些体验和想象通过文学叙事、新闻报导、农村研究、官方统计数字和各种散文习作等不同类型的文本不断地得到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一种"共有"的事实，作为现代叙事的"他者"--农村是以一种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事实进入了各种现代叙事。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革命叙事的农村再现里，农村是革命的基础、动力，而在另一种叙事里，农村立刻转化为欺诈、独裁、贫困和无知的发源地，土匪和缺乏现代民主意识的群氓的聚集区。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当代消费文本里，农村为什么转化为贫穷、落后、缺乏时尚、没有法制，难于被市场理性收编的市场无意识。由于"想象的农村"的存在，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打工仔"，在东京或在纽约的上海人、北京人成为鲁滨逊式的创业者，而在北京、上海的农民却是居心叵测的保姆、潜在的罪犯，正如赛义德指出的那样：人们所创造的是人们所能认识的事实，人们是通过"想象的农村"体验农村、发现农村。
我不想否认上述"再现"没有其"客观对应性"，但是，主客观的关系从来就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精神生活有着自身的辩证法。作为表象、神话或认识素--意识形态是一种给定的事实居于所谓的主客观关系当中，因此，"想象的农村"研究不提供一种关于现实农村的认识，它是观念农村的研究，一种意识形态研究，它所能提供的是一份关于农村体验的备忘录。此外，"想象的农村"研究的共时性，并不等于不关心起源问题，农村作为一个被言说的他者，不是一个只发生在现代史的历史事实。但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史开始之后的农村形象，因此，我这里所说的"起源"是一个断代史问题，是为了描述现代叙事中的农村而作出的策略性考虑。"起源"使我们看到了作为"收容所"的农村，发现了一种关于农村的意识形态。虽然在各种现代文本里，"农村"有着不同的构型，但"收容所"形象确实激发了各种现代文本对于农村的"兴趣"，同时，这一形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素材进入了各种现代叙事（包括革命叙事和拒绝"物化"的精神乌托邦建构），作为一种想象的存在参与建构了关于农村的不同"再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说革命叙事和其他现代性叙事其实共有着同样的农村想象）。同时，上面提到的"起源"问题，不是"发现""想象的农村"与现代史的因果关系，而是农村被现代主流叙事建构为"他者"的开端，是一个在语言中发生的事实，历史在这里没有认识论意义，只是一个"空间"或"场所"，某种语言事实在其中发生（不过必须指出；我不否认历史与各种农村建构的关系，但出于方法论的考虑，这里我不考虑历史因果律，只想指出某种观念的事实）。
指出"想象的农村"，并不等于需要提出一种关于农村的正确叙事，并不等于有一种本质化的、有着自身连续性的农村期待着我们去"正确"地发现。"农村"最初是一个区域概念或一个国民经济概念，但由于"想象的农村"的存在，它在当代汉语里，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文化色彩的概念，我想指出的就是这一文化事实。这种文化研究试图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当代汉语里"农民"是一个贬义词汇，一种羞于启齿的"身份"。这里，我还必须重申，经济事实与文化事实并不存在一种简单地对应关系，文化有着自身的因果律。同样在经济上一无所有，"破落贵族"是一个富有诗意、容易激发异性阅读渴望的意象，而贫困却使一名入城谋生的农民成为一个城市精神文明的破坏者，他们褴褛的衣衫、不知肖邦为何物的字汇拉远了中产阶级与加利福尼亚、巴黎、维也纳的想象性距离。同样是被男人抛弃，池莉式的中产阶级妇女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自尊，而出身农村的保姆则保持着一贯的猥劣。我不打算否认一些人实际的或者说"客观"的农村体验，也无意建立所谓关于农村的正面叙述，我拒绝陷入无休止的认识论论争，只想指出一种已经嵌入人们的农村体验的意识形态事实--"想象的农村"，我们是带着这付有色眼镜观察着农村、叙述着农村。文学叙事、学院化的农村研究和一系列新闻叙述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想象的农村"的再生产机制。即使在关心农村的"主流叙述"的里，"想象的农村"依然潜伏于其中，构成了叙述修辞的意识形态依据，"送法下乡"、"送文化下乡"、"送科技下乡"，在这些充满关怀的叙述里，农村是一个现代理性的"他者"，他们与文化、科技、法制这些现代理性元素无源，而且是一个被动的"他者"，是一个需要被"赠送"或"启蒙"的对象。这样的修辞分析使我们看到，"想象的农村"是如何被反复地确证（在这里，我们暂时脱离观念学范畴，农村的落后是因为农村先天缺乏现代理性？那么制度呢？现实的权力关系呢？）。
制度和现实权力关系是实践概念，与我们这里的观念学研究无关，引入这两个概念是为了反驳关于"想象的农村"的经济决定论，它们属于外部研究范畴，辅助说明"想象的农村"作为一种文化事实的独立存在。此外，在市场理性全面主导着人们生活的当代现实里，在观念学研究中引入历史范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想象的农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本事实，它通过构建一种视角，进入了当代制度和现实权力关系，左右着政策的制定和农村研究的方向。当代的农村关注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关怀农村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所焦虑的是如何把农村编入市场程序。这一收编企图是出于一种管理目的：如何有效地控制作为市场无意识的农村的潜在破坏力，防止农村成为新一轮叛乱的策源地。指出这一关键问题，一方面进一步确证了"想象的农村"及其强大的再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它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他者"，而且是一个现实权力的"他者"，是一个需要管束、教化和防范的制度外力量（如果人们指责这一结论将导致农村的本质化，但必须指出的是：使农村本质化的不是"想象的农村"研究，而正是"想象的农村"及其一整套再生产机制）。对于现实权力关系的关注，为"想象的农村"研究提供了一个历时性领域，这不是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简单结合问题，共时性是本文的唯一方法论。无论是上文提到的假设性"起源"，还是这里提到的管理学事实，我们力图通过共时性分析，指出一种关于农村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一种关于农村的认识范式--想象的农村。而"想象的农村"介入现实权力关系--这一历时性问题，只是"想象的农村"研究的一个衍生的问题或者说后续领域，不构成一种方法论。我无意进行单纯的制度或权力关系研究，还因为这一研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它无法帮助我们认识：为什么我们关注的是这样的农村，而不是那样的农村（我不否认各种农村"兴趣"的历史原因，但除了历史以外，观念问题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此外，由于对于观念的忽视，历史研究通常会在无意中遭到"想象的农村"的"诱奸"，无形中加入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机制。
在"想象的农村"研究中，提出历史视域是为了更明确地揭示这一研究的伦理指向。必须毫不迟疑地指出"想象的农村"研究的方法、目的的伦理取向，我不抱有"新批评"式的天真，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那样：从来不存在超越于历史之上的所谓"纯粹"阅读方法。"东方学"研究只有在殖民或后殖民语境里，才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意义。在城乡差别空前扩大的今天，在伦理意义上关注农村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在各种农村叙事当中，无论是关怀还是贬斥，农村始终是一个观念和现实的双重"他者"，是一个期待改造、收编、启蒙、防范或约束的对象。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农村想象关注农村，农村就不仅仅是一个区域事实而且还是一个文化事实，如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某个农民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存在，那么人们现在普遍关注的"霸权"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间问题，它还将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问题。即使不存在城乡之间的"殖民"史，在"想象的农村"这一观念背景下，现实的制度和权力关系正在实践着这一层关系（包括政策的制定、官员的选择或企业的市场战略）。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嫁接"了赛义德的方法，力图把其中的殖民伦理转换为一种中国语境下的城乡伦理。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找到了一种纯粹属于中国或农村的阅读方法"阅读"农村，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在利用这些方法"阅读"或表达当代中国或当代中国农村的经验，"失语"问题只存在于对这些经验的漠视。此外，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不在于我们必须坚持或构建纯粹属于自身的连续性，这是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对话更重要的内容在于相互借鉴对方的视角观照自身的经验，"是在非连续性中建构连续性"（张旭东）。如果一种方法能够让我们看到曾经被我们忽视的某些经验，那么无论这种方法来源于非洲还是欧洲，我都将毫不犹疑的采用。
另外，观念学研究还必须提到主观性问题。赛义德对于福柯方法的补充，在于"东方学"研究中重提了作家主观能动性。在"东方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个别作家的文本取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现实的殖民史存在，赛义德看到的是文化工作和统治事实之间的联合，使东方文本的叙述人是在特定的利益关系中叙述着东方，在这个意义上，突出个别作家的作用有其特定的历史动因。但是，"想象的农村"的建构过程应属于一种无意识的过程，它是现代叙事植入中国语境后的排斥性伴生物，是特定认识范式的结果。值得指出的是，现代叙事并不是有意识造就农村的"收容所"形象，而是在无意识中把被拒绝的内容汇集在农村（这一汇集行为是否具有前现代的观念原因，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个别作家或文本在无意间对这一形象进行生产或在生产，构成了一种关于农村的"共有"想象。这样的描述似乎在描绘某种生产史，但我拒绝"生产史"概念，更愿意把它当作现代叙事前提下的再生产和或传播过程。否认个别作家的主观性，不等于否认个别文本或文类的特殊作用。"想象农村"是一个现代性产物，现代思想文本是这一研究首先关注的对象，此外，考虑到现代文学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特殊作用，以及文学作为直接诉诸人们生存体验的文化门类，现代文学文本在生产和再生产这一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是一支关键力量。在涉及到作为文化的"他者"如何转换为现实的"他者"这一历时领域，则主要关注学院化的农村研究、新闻报道、犯罪档案、市场传奇和官方农村政策等领域，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领域同样是共时性分析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