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将农民出身的工人称为新工人，将原有的工人群体称为老工人。由于习惯思维的影响，农民工是否属于工人，在国内曾经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上肯定农民工属于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也已经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他们是否属于工人之所以会引起争议，与其来自乡土有很大关系，这绝不仅仅表现在他们的户口身份上，而且也联系着生存环境、文化濡染等复杂因素。
在农民工题材作品蓬勃发展的同时，评论界也存在一些异议。比如，质疑大量小说是将苦难作为一种感染人的力量，主人公在城市中的进退两难成了一种模式，作品以道德的义愤与廉价的同情取代文学的审美诉求等等。这些观点看到了这一创作潮流存在的缺憾，但也极易遮蔽许多作品的丰富意义。事实上，当下大量文学作品在书写这种现象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的思考，而这些新工人身上萦系的农民性问题也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一、复杂的性格因素
这些来自农村的打工者身上仍然带有农民气质，他们淳朴、善良、勤俭、隐忍；这些性格置放到城市的特定环境中，在不同的眼光看来，也可以成为消极的愚蠢、胆小、吝啬、软弱。而性格表现并非恒定不变，在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强烈的刺激下，它们可以向另一极端发展。他们的性格并非是简单的二元组合，而是有着自己特征的矛盾复合体。
初进城市，他们像对待土地一样，诚实地对待建筑等强体力劳动，却被认为是傻干；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辛勤劳动被欺骗时，其反抗在世故的人看来也是没有心计的，因而不具威慑力。他们的利益缺乏有力保障，在劳动关系中常常受到损害；他们又是心软的，工头的几句好话就让他们信以为真，又开始了无限期的等待。等待工钱，把他们从劳动者变成了乞丐。他们圪蹴在空荡荡的楼壳子里，煮着简单的饭食。整天瞪大眼睛搜寻工头的身影。他们严阵以待的样子，仿佛是一些蓄机挑衅的闹事者。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城市人的歧视和冷漠，工头的压榨和欺骗，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失落与愤慨，急需一条途径来宣泄。于是，工地上回荡着充满激情的歌唱，城市角落的小饭馆里多了他们虚掷一金的豪爽。
二、尴尬的身份认同
对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象城市工人一样成为城市的主人是他们的梦想。但无论如何努力，当下农民工却往往不被城市接纳，仍被看作外来者而备受歧视。作家尤凤伟对于这一状况感触颇深，我的父亲在解放前离开村子到大连当了店员（也是外出打工）。但那时候的情况与现在迥然不同，我父亲从放下铺盖卷那一刻起就成为一个城里人，无论实际上还是感觉上都和城里人没有区别。而现在乡下人哪怕在城里干上十年八年，仍然还是个农民工，城市人不肯接受他们。当下农民工形象的身份问题，正反映了现实中这一群体的尴尬处境。
面对还在乡村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有着身居城市的骄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他们从事的是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得到的却是无从保障的微薄收入；他们干的是城市人不愿干的活，成了城市中最卑微的一群，我想我就是一粒无根无基随风飘来的砂子，这粒砂子落在北京城里，是多么微不足道呵。主人翁的自豪感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
三、对土地的矛盾情感
对于土地的依赖和热情是农民特有的，而这一群体因处境的特殊，对土地产生了若即若离的矛盾情感。土地的贫瘠，生存的艰难，是促使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重要原因。当他们离开土地时，很多人满怀欣喜和憧憬，而冷酷现实迅速摧毁了他们的梦想，他们掉转头回味起泥土的清香，怀念着家乡的宁静生活。可当他们回到家乡，看到真实的乡土人情时，失望与不适又使他们对这片曾经熟悉的土地产生了疏离感。无论是在追逐梦想的城市，还是在生他养他的故乡，他们都难以获得真正的归属感，当下农民工正面临这样的困境。
土地和庄稼对农民工来说是可以慰藉心灵的港湾，返乡有时成为他们的渴望。一度脱离土地的他们，一投入田野立即感到亲切，疲惫和创伤都在大自然中得以清洗。孙惠芬的《民工》中，回家奔丧的父子陶醉在庄稼的气息里，几乎忘记了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不幸。但主人公对家乡的思念往往是在遭遇坎坷时产生的，美好的家乡成为人物身处城市逆境时的精神支柱，因而对家乡常常有所美化。在觅食的时候，他时时想着的是自己的巢，在外受了欺负，人家给他最差的食吃，他也都能忍。他在想象中把童年的日子越想越好，把黄包包村的巢也越想越美。当他们真的回到家乡面对贫瘠的土地时，诗意消散了，他们看到了家乡的破败，而与城市的对比更放大了这种差距。面对柏油路的平坦和泥土路的坑洼造成的落差，他们觉得不会走路了；习惯了城市喧嚣的耳朵一时无法适应乡村的寂静，比起城市那些高楼，从小看惯了的大山也成了废物。他们不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审视乡人，遐想中对家乡的思念和留恋被面对疮痍时的理智和悲哀所取代。
四、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
对于工人来说，工业文明应是他们浸润其中而又感受最深的，而对于这些刚刚从乡土中走来的农民工来说，农业文明对他们的深厚影响难以很快消退，他们成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交锋中最直接的体验者。当下大量农民工题材作品都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和观感，表现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尖锐冲突。
城市冰冷坚硬的建筑物中自有一套秩序，它们谨严、迅捷、理性，与乡土生活中自由、散漫、感性的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李锐的《颜色》中，在建筑工地打工的主人公不明白在烈日下干活为什么还要全副武装，觉得城里真是和乡下不一样，男人和女人是颠倒的，白天和黑夜也是颠倒的。他们在比较着两种文明的差异，同时也在努力适应着新的文明，逐渐可以见怪不怪，但他们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农业文明仍会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来。
五、结 语
中国工人自产生起就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民性问题在工人形象的塑造中也一直存在着。李运抟在《关于当代工业小说创作历史的整体反思》中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真正意义的血统工人确实并不很多。反之，有相当多的工人实际是刚刚脱下农服穿上工装的农民，是名副其实的农民式工人。这些人数众多的工人，基本是带着农民的思想、习气和小生产者的视野走进工厂生活的。自新中国成立至当下，来自农村的工人仍是规模庞大的群体。
纵观当代文学对工人的书写，可以看到各个时期的作品对农民性有不同的表现和价值选择。从起初对自私、落后思想的警惕，到 1980 年代对踏实肯干、无私奉献精神的倡导，再到新世纪对暴力、愚昧的防范和对纯朴、善良的抚慰，不同年代的文本对农民性的认识和表现呈现出复杂的变化。这既与这一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和地位相联系，也与各个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人的品格的呼唤，以及对人的现代化的要求相关联。需要指出的是，综合当下大量表现农民工的作品来看，农民性不再可以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景象，这本身也意味着作家们对这一群体更加客观而理性的认识，反映了时代精神的一种导向。
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在当今社会还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他们的生存不仅关系着个体的命运，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围绕他们产生的问题不仅是政治问题，同时也触动了诸多文化、伦理问题。关于当下的农民工题材创作，不应因许多作品描写了人物的失败，就判定没有书写奋斗和抗争；不应因一些作品写了人物简单草率的行为，就抹煞其对性格冲突及转化过程的描写；不应因它们关注了具体的代表性问题，就否定其存在的宏大意义。当下对农民工的书写的确还有不足，但也有许多作品从不同角度写出了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复杂性。在社会各界都为农民工的利益呼告的时候，理应有更多反映这一群体现实生存状况和真实情感的作品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