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整体从发展趋势看，必然要向市民转变，然而农民工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其转变方向也不是唯一的，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工的心理形态是复杂的。除了要从制度层面考虑加速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外，本文认为还要关注农民工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
关键词：农民工 市民化 心理类型 社会文化
我国农民工这一独特的社会群体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农民向城市市民转变，这是城市化战略的应有之义。有学者把这一转变分为两个阶段：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和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因此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其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跨越了农民到城市的历程。考察农民工，我们会发现，农民工既不是原先意义上的农民，也不是城市市民，他们成了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人们谓之"城乡边缘人"。然而，农民工的这种边缘性，应该是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产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将加大。
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心理形态及困境
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和适应过程，是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心理形态和行为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农民工作为整体必然要在城市生存下去，并向市民转变。但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面临矛盾的心理状态。
1、分析的视角--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对城市的心理态度
笔者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状况及他们对城市的心理态度，依据他们有没有可能留在城市和想不想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市民两项因素，来分析农民工对市民化的心理。这里所涉及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主要考虑的是经济水平，包括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和社会制度、政策等赋予的待遇等；对城市的心理态度主要是指对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现代文明的认同度。这两项内容不能完全反映农民工在该问题上的思想，但应当承认，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另外，这里所言的经济水平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并且在当前情况下，农民工的经济水平是由农民工个人的收入决定的，因为由社会制度和政府的政策所带来的额外待遇非常少见。
2、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心理形态
根据以上角度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心理状态进行分析，会发现有几种复杂的情况，简称为四种类型：能而欲、能而不欲、欲而不能、不能不欲。"能而欲"型一般是指经济条件比较好、有一定文化水平、有一定创业能力的人群，他们基本具备留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条件，并且在心理上认同城市，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希望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能而不欲"型从能力上说对留在城市生活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在心理上，他们一般不认同城市的生活，往往认为城市是自己挣钱的地方，到一定的阶段要回归农村并在农村创业。应该说，这部分人是有明确目标的。
"欲而不能" 型比较向往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在心理上也已经有了认同感，不希望自己回到贫苦的农村，但是他们在经济层面上并没有能力让自己在城市很好地生存。"不能不欲"型同样没有能力让自己生活得如市民一般，因此他们也不想留在城市，认为城市不属于自己，这种类型的群体可能形成两种情况，一是因为不能而不欲，二是主观上确实不欲，客观上确实不能。
从四种类型看，前两种类型尽管对城市的看法截然不同，但他们有很明确的态度，心理认定也比较肯定，留就留，走就走，目标很明确，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中会比较积极向上，心理状态是稳定的。但后两种类型就不一样了。"欲而不能"型由于有比较强烈的心理认同而事实上又不能做到，往往"眼高手低"，容易产生一种较严重的矛盾心态，表现得焦灼、不安，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从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能不欲"型因为有"不能所以不欲"和"不能也不欲"两种情况，比较复杂和矛盾。一部分人可能会有在城市打工挣钱，回家过平淡生活的念头，但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看到了现实差距而认同了自己的生活定位，认识到自己凭能力留在城市是不可能的，对城市、对生活会有一种无奈的情绪，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丧失自信心，对社会抱消极态度，同样会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以上分析的农民工的心理形态，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剖面分析，随着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的心理类型会发生变化。根据不同时段的经济情况等因素，各种心理形态的农民工都有可能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但从总体发展趋势看，后两种形态的积极转向是向前两种转变。在这种转型加剧的进程中，城市化的进程在加快。笔者以为，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的心理形态，特别是他们存在的心理困境反映了一种社会发展现实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人们应当考虑如何在发展的进程中加快农民工的心理形态转变，这就需要人们从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文化环境
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因素有很多，首先就来自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使农民工尽管身在城市，也不能够享受城市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不能参与城市公共资源的分享，无权参与城市的公共行政和社会服务体系，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和合法的组织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除了这一系列制度性的因素阻碍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脚步外，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还受到一些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笔者认为，虽然制度性的问题是根本性的，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农民工自身存在的矛盾心态也是关键的问题。
1、政府认识上的偏差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政府起着领航员的作用，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力推动者，政府的言行决策引导着农民工的行为和心理活动，也引导着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心理态度。然而政府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往往存在很多认识上的不足，从而导致决策上的偏差。
首先是认为农民工会抢了城市职工的饭碗，不利于解决城市职工的再就业问题。这是因为，农民工进城就业往往与民营企业的发展相联系，农民工聚集的城市，一般都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城市，而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搞活城市经济的基础，这将从根本上拓展城市的就业空间。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为当地增加税收、从而为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付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也积累了兼并、重组和收购国有企业的能力。民营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和收购国有企业盘活国有存量资产，使处于下岗或"半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实现再就业。这一论断是被实践所反复证明的。即使换个角度看，农民工与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城镇劳动力就业也不矛盾。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城市苦、脏、累、险岗位和艰苦行业，如建筑业，是城里人不愿问津的行业；农民工就业集中的民营企业，其工资报酬、福利待遇明显低于城里人的预期，其高强度的劳动、严格的管理也是习惯了国有企业的人难以适应的。因此，农民工的就业和城市劳动者的就业有互补的作用。当然，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及人员素质的提高，农民工与城市普通劳动力的竞争将会加剧，对城市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也会增强。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其结果是社会整体效益的提高和就业的扩大。对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弱者，政府应通过就业扶持和社会保障加以保护，而不能用城乡分割和市场垄断的办法加以解决。
其次，认为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不利于城市社会秩序的管理。诚然，农民工由于素质相对较低，工作状态也相当不稳定，收入来源单一而且工资水平低下，又不能享受到社会的保障，因此，他们的居住状况也较差，一般租住在城市的边缘或城乡结合部，一般也不被纳入社区的管理。有人认为这些农民工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城市的发展并不太需要这些人，要通过一定的限制使这些农民工进入城市。显然，这种观念不符合现代文明理念。城市的发展需要农民工，而且中国本是一个乡土社会，城市亦是从"乡土"发展到"现代"，政府应当意识到，关键的是要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想办法提高农民工的素质，逐步使城市进入有序管理。
2、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
城市市民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进城的观念主要是歧视农民的观念。究其根源，一是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大一统思想。我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历朝历代的君主在实现大一统思想的过程中都把人口视为竞争的资源，而人口中主要的就是农民，因此，农民事实上成了统治者实现理想的工具，封建历史中统治者从来都是看不起农民的。这种轻民思想可谓由来已久。
二是中国古代所奉行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传承历史久远，其具有内倾精神，是主静的，并不积极激励人们去对外在世界寻求系统的了解。五四时期的伧父在《东方杂志》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指出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那里"土地沃衍，宜于农业，人各自给，安于里井，竞争较少"。在这种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下，中国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不断发展，中国国民的皇权主义心态也在不断强化，在中国专制制度下，皇帝被神化为是上承下意而治理天下的，任何人违反了皇帝的旨意都要受到惩罚。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家长制充当了专制国家的人治统治模式，表现为两端，一端是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一端是高度残酷的家族制，贯穿二者之间的是等级繁多、层次分明的官僚体系。正是这种等级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这种价值观念直接导致了至少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泯灭了社会的平等意识，二是造成了"身份"意识。这种价值观念不利于"自由"、"平等"、"人权"观念的树立，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公正与整体和谐。追根溯源，城市市民对农民的歧视可以追溯到中国这种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
农民由于生活的贫困和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遭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存在的歧视。农民工以农民身份进入城市，被一些城市市民称为是"二等公民"，甚至连一些农民工自己也有着强烈的自卑感。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既有上述的历史文化根源，也有现代和传统两种不同的文化碰撞，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两大群体间在社会方式和思维习惯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看法。
3、农民工社会群体的文化特性
城市的生活方式、待人接物方式、看待事物的观念、人际关系、风俗习惯,使农民工感到不适应;但同类中的乡土文化习俗,使他们感受到熟悉的家乡文化环境。这种文化同质性给他们的交往带来安全感和人格的平等感。由于经济、社会地位的劣势引起的"二等公民"的自卑心理和过度的心理敏感,使他们处处抱着谨慎的态度,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与城市人交往，而愿意与自己的同乡交往，因为具有相似性,如相同的工作环境、相同的经历、相同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在老乡、亲属、朋友等群体中,他们可以获得信息与共享社会资源,共渡闲暇时间。农民工文化适应力弱,这使他们囿于习惯性的同乡交往而不愿意主动地突破这一交往圈,客观上形成了自我隔离状况,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
另外，农民工自身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带有浓厚乡土文化气息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会发生巨大的文化反差和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上的冲突，需要自身的不断适应和调整，并要有一种社会公民的责任感去融入城市群体中，才能完成社会化的过程。但农民工往往有"过客"心态，对城市没有"家"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有"陌生人"的感觉:城市再美丽,建筑再雄伟,环境再干净,那也是城市人的城市,与自己没有关系。而且少数农民工素质较低。许多研究已经表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相对于滞留在农村的农民而言,群体的素质较高。但其中有部分人的文化水平、道德素质、法律意识相对落后。他们在城市中的越轨行为,给城市秩序与居民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并很容易被放大。
三、结论
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题中之义，是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消除社会 不稳定因素、融洽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这一进程中，需要变革社会制度，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等，但是，最根本的，是提高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改变农民工的贫困状态。与此同时，要关注农民工思想观念的变化，要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也要转变城市市民的观念，而首要的，是政府要起领头羊的作用，政府要构建一个和谐、宽容的社会环境，使农民工逐步适应城市的经济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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