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商业的空前繁荣促使原本均质同构的村庄发生了明显的分化。这种分化体现在哪些维度，其内在演化机制为何，对于乡村治理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一、经济分化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出经商机会的增多，村民的生计来源逐渐从农业中脱离出来。非农化与村民的职业分化使得农户的家庭收入在短时间内产生了较大的差别。笔者近年来在浙中地区的调查显示，处于村庄上层的富豪阶层多为私营企业主，同时他们还有投资房产物业的租金或股息收入。中上层以经商为主，一些开小作坊、雇佣少量工人的个体户及农业大户也属于这个层级。中间阶层的家庭兼业化程度很高，人数也最多，他们没有资本的积累，多以务工收入为主，同时有少量租金及父代的农业收入作为补充。处于下层的贫困家庭自身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很多人要依赖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和民政部门的低保救助才能维持生活。处于上层的富豪户比处于下层的贫困户的年平均收入超出30倍以上。
以农户占有的经济资源为标准对村庄进行层级区分并加以描述和比较，这只是村庄分层研究的起点，我们应进一步考察这种经济上的分化在生活世界中的体现。社会中的个体是通过身边他人的评价来确立自我的，对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村民而言，其存在感依托于与村邻参照和比较而形成的“面子”。在急剧分化的氛围里，人们的幸福感与挫败感都来自于一个“比”字，“比”是村民在生活世界中认识自我的方式，比的过程是“争面子”、“保面子”和“丢面子”，比的结果是“有面子”与“没面子”，而比的标的物则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消费方式。发达地区农民在消费方面展开的竞争与追逐早已超出吃、穿及日常用品等方面，因为这些小额消费并不能显性地体现出先富者与普通人的差别，真正能够拉开差距的是体现在住房、汽车及婚丧嫁娶等人情仪式上的大宗消费。
对于先富群体而言，更多的货币绝不止于购买更多的物质与服务，获得自身生活的舒适，在收入与其他村民拉开距离之后，先富者最想获得的是心理上的满足，这种满足感建立在与其他村民对比而获得的优越感上。对于在发展与分化过程中步调迟缓的农民来说，相对从前的自己生活是更加舒适了，但相对生活世界中的他人却落在了后面，这种落后所产生的羞愧感、焦虑感与挫败感则是难以忍受的。于是，村庄中上层村民对先富者大宗消费的模仿普遍存在。
1990年代中后期，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在住房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随着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的高度紧张，政府对宅基地与房屋实施了严格的规划与管控，因而村民的建房冲动受到极大抑制，其住房状况并不能有效展现收入差距，而到附近城市购置的房屋并不能在村庄中以实物方式呈现，也不好作为撑持面子的基础。步入新世纪，发达地区农村先富群体的“面子”比拼已经转向轿车及奢侈品等方面。然而，上述物品的消费具有私人性，它是富豪阶层的私事，或者说，只局限于先富群体内部，充其量成为普通村民的一种谈资，却并不对村内其他阶层造成实质性影响。但是，涉及到红白喜事等人情仪式的大宗消费却具有公共性，因为正是人情仪式上的礼物交换将熟人社会内部各个阶层的关系衔接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所有的村民都必须参与进来，无法逃离这张网络。
二、社会分层
农村红白喜事的重要特点是公开性，有着复杂亲属关联的各个家庭通过这种不定期举行的生命仪式而聚合，村民之间无论贫富，谁都不可能因为相对拮据而退出人情的循环。在红白喜事的聚会中，平日里被包裹和掩饰的收入状况的面纱必须被揭开作一次公开的展演，而热闹仪式中的诸多细节也会成为村民日后议论的话题。在发达地区农村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地的仪式性人情活动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礼金的金额极高，二是酒席铺张而奢华。当由消费档次决定的“品位”被村内的富人升级之后，其他人在操办仪式时就不能表现得明显比开头的人差。对于后面的富人来说，不这样办是吝啬、小气、刻薄，而对于后面的穷人来说，则是寒酸、示弱、没志气。不仅如此，办喜事、“赶人情”这种熟人社会的缔结方式还具有交互性与时间上的延展性：相互“走动”的双方前后互赠的礼金相仿，办喜事时的花费也要大致相当，如果一方大操大办，而另一方刻意降低标准，那么后者不仅会被认为有违于情理，甚至还有借机敛财之嫌。
在日渐奢华的酒席面前，中低阶层的村民一方面要顾全面子，另一方面又确实囊中羞涩，为了让其消费“品位”跟上形势，同时又不至于将家庭经济拖垮，他们不得不尽量减少办喜事的次数，而且在操办仪式时设法控制酒席的规模。控制规模的方式是缩小人情圈：首先压缩的是平时有些交往的普通朋友；其次是同一个村民小组的村友，除了住得近关系十分要好的邻居，其他人不予考虑；再次是将关系稍远的非亲属排除在外，不再发出邀请，直至最后仅仅剩下人情圈核心部分的直系亲属。这种主动限制请客规模的做法十分耐人寻味，在传统意义上，红白喜事等仪式场合是平日里许久不见的亲戚朋友之间保持关系与情谊的重要手段，但通过上述机制，有着间接储蓄与互惠功能的礼物交换在中下阶层中逐渐消解。为了让愈来愈铺张的各种人生仪式顺利举行，他们不得不主动缩减人情规模、淡出人情交往，在村庄社会交往的舞台上默认自己的位置。
而当所有村民都在这种人情的循环中依照自身的经济状况主动选择交往规模的时候，不同村民主观的身份认同就逐渐与客观的阶层位置相契合，人们主动认可了既定的社会层级，不同阶层的人“各安其分”，村庄的经济分化平静而微妙地转化为社会分层。总体来看，当村落社会中人情交往的“品位”被先富群体注入的财富不断升级，缔造社会纽结的礼物交换就越来越成为经济分化的社会确认方式，成为阶层排斥的手段。
在短短的不足一代人的时间内，人们无法通过知识、修养、教育、礼态等文化上的设置把阶层截然分开，只能诉诸消费。尽管财富的主要表征体现在房产、汽车上，但阶层的差别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富人的有闲、气度，无意识的神态、举止在身体上加以呈现。与此同时，均平化的社会结构中平等主体间的合作与交换关系变成了不同阶层成员间的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这使得村内不同层级村民的互动情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同一层级内的村民互相交往时心态容易摆正，觉得自在，少一些顾忌。动态地看，村庄经济分化的社会效应是层级间交往圈的疏离：上层与上层的村民结成圈子，中层与中层交往频繁，变得相对次要的亲属关系把不同层级的圈子拴结在一起。 三、政治排斥
发达地区农村的村庄社会分化与中西部地区农村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其内部产生的富豪阶层并不离开村庄，他们的工作场所虽然在村庄之外，但生活空间仍在村庄之内。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农户在经商成功后往往迁出村庄，享受城镇相对优质的公共服务，这使得村内的经济分化并不会呈现出极端化的样态。因此，富豪阶层留在村内，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积极参与村庄政治与村内土地开发，这成为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的一项鲜明特征，一些富豪甚至不惜投入巨资在村两委选举中赢得选票。在村民自治的语境下，村组干部的治权来自村民选举，但在现实场域中，选举并没有提供村组干部充足与持久的行使治权的合法性来源，制度设计中的权力授予在村民那里只是一次性的，选举结束之后，富人不可能仅仅因为拥有村干部的职位而获得村民的认同与服从。
从村治运作的角度看，一些富豪村干部之所以能够在村庄政治中赢得认同，关键在于他们在村庄发展过程中通过经济上的“自我牺牲”占据了村庄舆论的道德高位。富人阶层在主政村庄之后会经常以私人支出支持日常性的公务，比如私车公用，在争取各种项目资源的过程中一些难以报销的支出（如餐费、娱乐费用）全部自掏腰包。也就是说，来自富人阶层的村干部因为自身的富裕，可以不在乎一些细枝末节上的蝇头小利。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公”的支出与“私”的支出混在一起，难以区分，“以私贴公”成了家常便饭。他们的做法在村民那里有目共睹，因而也为自己赢得了“无私奉献”的名声。当然，在因公事而大量支出之时，他们所经营起来的人脉关系也能给自己私人的生产经营带来便利。
如果说上述“以私贴公”的行为为富人村干部在村庄中赢得了道德优势，那么，他们在日常生活及人情往来中则由慷慨和制造亏欠而产出了地位优势。通过大操大办的“夸富宴”，富人不但向村民公开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还展示了他个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他们以壮观的场面、豪华的仪式与恢宏的气势，建构出自己在村庄中的地位势差。换句话说，富人通过炫耀性消费、扩大人情圈子等方式，将经济分层转化成社会分层，进而转化成政治分层，从而树立起自己的日常权威。在逐渐理性化的村庄社会中，因遵从传统所产生的家族型权威已然式微，但富豪村干部通过上述的道德优势与地位优势的营造，在村政舞台上获得了高于他人的巨大势能，这为他们在村庄社区中行使卡理斯玛式的支配奠定了基础。
然而，当处于村庄分层结构顶端的富人阶层以私人之利行公共之好时，他们实际上也以经济实力筑起了其他阶层主政的门槛。即使某些中间阶层的村民“意外”赢得了选举，但只要他的经济条件一般，那么他在日常化的村庄公共领域中想要建立权威将面临严重的障碍。所以，当社会地位在村庄舆论中设置了参与村庄政治的准入条件，而经济实力又能够再生产出村干部的道德高位时，普通阶层主政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富人阶层的主政具有了不可逆性。
四、底层反抗
富人阶层主政村庄的局面有其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在集体经济退潮、苏南模式解体的时代背景下，它的确是实现村庄快速发展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先富能人自身固有的一些特点又会使其将村庄当成企业来治理，造成村庄公共性的萎缩。对于主政村庄的富人阶层来说，如何完成土地开发，使村内土地尽快增值，如何及时有效地争取项目完成村庄公共品的供给，这是他们的长处。但是，如何在村庄社会急剧分化的过程中健全和理顺村内的民主机制，并在有效的公共参与中平息社会情绪、提升村民的公共理性，却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
从我们近年来的调查来看，富人阶层垄断村内权力的结果是形成了“富人治村”的格局，这种治理方式是一种工具理性的“企业式经营”，他们敢于冒险、追求效率，以利益的导控作为村庄治理的主要原则，让投资和增值成为村庄治理的主要目标。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急剧分化的村落社会，富人与穷人的利益分歧及思考方式的差异使得许多普通阶层的村民并不一定同意富人村干部们做出的决定。在富豪吸纳精英，强调执行效率的治理方式面前，人数占优的普通村民的声音却异常微弱。在话语层面，村庄中贫弱阶层寻求安全的生存方式被“主流人群”称作短视，不具有发展眼光，因而应当被“带领致富”。而“钉子户”的抗争行为则成为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一种趁火打劫的讹诈。可以说，由富人阶层型构的村内政治话语，将普通阶层排斥出了政治舞台。
在村庄社会分层逐渐定型的背景下，一些经济上相对弱势的村民对自己有限的影响力无可奈何，他们在旧村改造、“村改居”过程中缺乏为自己说话的分量。在村内激烈的面子竞争中完败的贫困阶层在村庄政治中处于绝对劣势，他们的交往圈与富人逐渐隔离。而当村庄公共事务涉及到具体的个体村民时，中下阶层的村民就有可能在去情感化的场景下与富人村干部发生直接对抗。于是，这种“公”与“私”之间的矛盾就经常以贫富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作风硬朗的富人村干部在“摆平”钉子户时经常使用“出钱息争”的手法，在言语交锋中表现出明显的道德优越感，认为这些人阻挠村内项目的实施“无非是想趁机捞钱”。然而，那些经济上相对弱势的、作为钉子户而出现的穷人在与富人阶层的村干部交涉时内心深处又非常看重自己的面子和尊严，他们的怨气不断积累和膨胀。我们观察到，在一些贫富分化、富人主政的村庄，村内的派系斗争与阶层间的利益矛盾相互纠葛在一起，充满怨气的“在野派”选择逃出村民自治的框架，采用信访的手段进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当相互对立的不同派系间互不信任，无法沟通，频频上访，借用上级的权力让对方出丑时，村庄的公共生活将步入一种零和博弈的瘫痪状态。许多占据着地利优势的村庄就因为村内政治的乱局而屡屡错失发展机遇。
因此，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愈来愈明显，不同阶层的村民在村庄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权和行动能力也产生了巨大的分化，它突出地表现为富人阶层在村庄公共事务中拥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这种情况已超出了《村组法》等国家成文制度的设计框架。如何在农村城镇化与阶层分化的时代背景下完善乡村基层民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这是乡村治理研究必须重视的时代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