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尤其，当前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定位，还存在许多争论。甚至出现了国企发展越好、受到的苛责越多的现象。正确认识国有经济，准确定位国有企业，是我国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和基础。
理论论争：发展还是限制国企
主张限制国有企业发展的学者，主要依据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假说和科斯定理，由此出发，认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应被限制。首先，依据传统的市场理论，完全竞争的市场最有效率，但由于存在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可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国有企业可作为市场的补充，存在于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而应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其次，以科斯定理为依据，新自由经济学派认为，产权明晰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国有企业由于产权不清晰，应该从市场中退出。他们认为，即使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政府也可以通过提供资金给私有企业，由私有企业来完成公共品的供给，因此创办和发展国有企业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选项。以John Williamson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了一系列经济私有化的改革措施，一度得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为包括美国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俄罗斯、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私有化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学者，主要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经济为主导，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础。这类学者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和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为证据，证明中国国有经济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有经济应在三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提供公共产品，维系国计民生。国有企业应在国计民生领域居于主导地位。二是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有经济作为国家所有的经济成分，能够更好地实现政府的经济意图。三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国有企业应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战略性产业。
实证研究：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中外许多学者对国有企业效率、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由于学者们的分析方法不同、选择指标不同、数据选取时段不同，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考察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的研究，试图将国有企业规模数据与一国或某一区域经济增长的数据直接建立相关关系模型，然后利用实证数据进行检验，从而得出国有经济规模与一国或一区域经济增长是正相关、负相关或无关的结论。然而，由于一国或一区域国有经济规模受宏观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近年来处于持续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国有企业规模相关数据（如国有企业在某区域内总的营业收入增长数据、国有企业总就业人数、国有企业户数、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数据、国有企业新增投资数据等），并不一定与地区经济总量增长成同向变化，因此简单地寻找这些数据同区域或国家经济增长数据的相关关系，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 创新视角：正确认识国有经济
当前对国有经济的研究，仍然未能体现当下中国国有企业蓬勃发展的事实，未能真实反映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果。当然，不用问，正如现实中的私有企业一样，现实中的国有企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解释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不需要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关于中国国有经济的定位问题，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创新研究的视角，以全面反映国有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因果规律。
首先，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出发，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先进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标准可进一步具体化为经济增长标准。国有经济作为一种产权制度，是一种生产关系。因此判断中国国有经济是否促进中国当代生产力的发展，应看中国国有经济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为此我们要站在宏观历史发展高度，看待中国国企发展的实践，从中国崛起中、从中国国企改革实践中去找规律，研究国有经济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有经济不断做强做大的同时，非公经济也得到了长足进展，使得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迅速超越了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出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2004年，美国学者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独特探索和成功经验。这有力说明，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性地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合作发展，提高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程度，代表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比单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具活力的制度安排。
其次，要从经济增长原动力出发，研究中国国企在中国产业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当今世界的新经济变革，应该充分吸收当代最新经济研究成果，以深化认识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落后地区和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关键在于知识的追赶。从发达国家获取知识溢出，一度成为知识追赶的主要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从“一穷二白”发展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知识从何而来？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经济大飞跃，也伴随着两次产业知识的大流入。上世纪50年代，中国依靠从苏联获取的知识溢出，创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再由这些国有企业将新获得的产业知识溢出到其他企业，从而使我国基本建成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80年代到90年代，产业发展所需知识主要依赖从西方获取知识溢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非公经济非常弱小，此时的国有企业义无反顾，事实上担当起了中国获取知识溢出的重任。通过引进技术、设备、人才，派人出国考察和学习培训以及创建合资合作企业等方式方法，中国获取了不少先进的产业知识。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当时大量人才流动，又将这些知识在中国加速溢出。当时，绝大多数民营或乡镇企业的创业者、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都来源于国有或集体企业。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在中国两次知识大飞跃中，充当了国外先进知识溢出的吸收者和二次溢出者，成为国外先进知识在中国传播的放大器和加速器，使得中国社会快速获取了产业发展所需的知识，夯实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创造者、引进者与传播者。
第四，要站在民族自立与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研究国企的重要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大国，还存在许多敌对势力。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自给自强。中国的国企在过去和现在都在民族自立和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处理各类突发事件、抗击重大自然灾害、保障国家重大活动和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等），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自立自强的重要保障。未来，中国国企改革也必须站在民族自立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国企仍将是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与自立的重要保障者。
综上，提出中国国有企业至少应有的三大定位：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创造、引进与传播者；二是中国民族产业全球竞争排头兵、领头羊；三是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与自立的重要保障者。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以上三大角色，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经济奇迹。在未来对国企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应该以这三大定位为基础，制定改革方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体系。中国国企必须担当起产业报国的民族大任、科技强国的伟大理想、安全稳定的社会责任和保值增值的企业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