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社会认同与意义 分析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社会认同与意义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分析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社会认同与意义 文章来源3edu教育网民间音乐活动的社会认同与其传承文化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通过考察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社会属性与传承文化之间的关系,尝试解读潮乐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民俗音乐文化符号,是如何与潮汕人的观念、行为产生相互作用,从而获得社会认同;进而认识社会认同在调节、维持音乐活动主体的社会关系,促进民间音乐活动正常运转,使传统民间音乐文化得以原生性传承的意义,为中国传统音乐民间传承体系与学校传承体系的接轨提供借鉴。
民间音乐活动;社会认同;潮州大锣鼓;传承
民俗活动负载了社会及文化变迁的丰富信息,民俗文化的记忆是民间音乐审美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成为民间音乐本体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注重研究音乐在文化中的作用以及它在人类更广泛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中的功能”是十分必要的。潮州大锣鼓由于配合“游行踩街”的潮汕民俗活动,成为潮州最具代表性的民间音乐活动。
社会对传统音乐文化认知的变迁,势必影响民间音乐活动方式及传承者们的行为方式,并最终形成富有特色的传承文化,因此社会认同与其传承文化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运用社会认同理论①,通过考察民间音乐活动的社会属性与音乐文化之间的关系,尝试解读潮乐中具典型意义的民俗音乐文化符号,是如何与潮汕人的观念、行为之间产生相互作用,从而获得社会认同;进而认识社会认同在调节、维持音乐活动主体的社会关系,促进音乐活动正常运转,使传统民间音乐文化得以原生性传承中的作用;分析民间音乐活动中的社会认同发生机制,对当下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做出个体及群体行为的理论解释,对保护和传承岭南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具有现实意义。
一、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方式
潮州大锣鼓以游行的表演形式配合着春节“游神赛会”始终活跃于潮汕民间乡土社会。潮州锣鼓乐的不断演变和发展与潮汕地区“游神赛会”的祭祀民俗活动是分不开的,因此,民俗活动是潮州大锣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一)潮州大锣鼓概述
潮州锣鼓乐是一种由清锣鼓发展而来的大型吹打乐。潮州较早的民间锣鼓班使用的乐器是一面大鼓、四面锣、两副大钹,俗称为四锣二钹。后来艺人们觉得单调,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唢呐等乐器,慢慢形成了吹打乐。此外,锣鼓班馆的出现,也促使了潮州大锣鼓在技法、曲目、乐器、内容(如《抛网捕鱼》《陈春生告官》等这些传统曲目表现的都是西秦戏、正戏、潮剧中有关剧目的内容)等方面更加丰富和完善。其独特之处是把潮剧的戏曲音乐与游行锣鼓结合,通过对某些唱腔、曲牌、锣鼓经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将戏曲音乐向大型吹打乐曲的成功转换。
潮州大锣鼓按传统习惯分文套、武套两类。文套多为叙事性的抒情乐曲,武套大多描绘战争场景。潮州大锣鼓的演奏形式有“长行套”和“牌子套”两种。“长行套”在行进中演奏,主要用于逢年过节、游神赛会“游行踩街”;“牌子套”则在欢庆节日时于广场或舞台上坐定演奏。潮州大鼓在潮州锣鼓乐中发挥着乐队指挥的作用。鼓师的表演是最具特色的,其眼神、鼓技、手势综合运用,给人以听觉、视觉上美的享受。鼓师在打文鼓时,起,有起的鼓技手势表演动作;落,则追求鼓点音色与音乐的柔美结合。而武套鼓技则结合中国的拳术、剑术动作,刚柔相济。鼓师在表演时有“拔剑”、“拉剑”、“挑剑”的手势,并配合犀利眼神。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对民俗文化的重视,潮州大锣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民俗活动得到迅速恢复,潮州大锣鼓也因民俗的需求有了良好的传承生态环境。
(二)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现状 1.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人群结构
在潮州市,一个有着百年历史,被称为“外江梨园公所”的地方,是潮州民间音乐团的所在地。潮州民间音乐团副团长,有“中华鼓王”称号的陈镇锡②老先生,在潮州市文化局的支持下,借用这个地方作为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场所。这里每周
一、
三、五晚上是大锣鼓表演,
二、
四、六是弦丝乐表演,周日是民间音乐教学活动。常有学者、外宾到此观摩、考察,这里成为观赏民间音乐的固定场所。笔者观察了活动过程,表演者和表演曲目都是随时依据演奏者和观赏者的情况商量着临时决定的,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即兴性。场地中摆放着几排简易的椅子,有许多村民站着围观,男女老少中有站着的坐着的,一些几岁的小孩子也饶有兴趣、非常安静地认真观赏。我们注意到有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被大人抱着观看表演,那小孩竟然随着音乐节奏上下晃动小手模仿打鼓,韵味十足。参加演奏活动的约三十余人,轮流上场,既是演奏者又是观赏者。来自不同职业(有农民、机关工作人员、大学生)的传习人,以青年男女为主,有来自潮州当地韩山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有潮州市附近乡镇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和潮乐爱好者。2011年正月潮州花灯节的潮州大锣鼓比赛,有以乡镇为单位的9个参赛队,参赛者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农民、干部、职员等,而且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在这些民间音乐活动中,尽管参与者还是潮汕当地人,以乡镇农民为主,但已不再是清一色的农民或长者,传习者的年龄层次和职业背景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同年龄层次、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成为潮州大锣鼓的传习人和观赏者。
2.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经济基础 3.潮州民间音乐活动运行方式
潮州锣鼓乐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活动,以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同。
第一,政府组织的文化活动。来自政府组织的各类汇演是民间音乐活动运行的动力之一。优秀的传习人从这类汇演比赛中获得了奖项,从而提高社会知名度。每年由政府投资设立的花灯节赛会,使这些民俗活动成为潮汕人的文化标识,逐渐形成旅游业的资源和潮州文化品牌,为政府带来一定的社会文化效应和经济效益。
第二,打造“鼓王”。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受到品牌、口碑、人脉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也与市场的行业竞争行为一样,需要打造王牌“领头人”。潮州大锣鼓省级传承人陈镇锡于2000年获“中华鼓王”称号,2004年带队出访法国演出,成为当地政府和民众值得夸耀和自豪的事情。在“外江梨园公所”,笔者见到“中华鼓王”的牌匾高悬祠堂中央,这里成为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最具凝聚力的场所。
第三,开展潮州大锣鼓的民间教学活动。民间音乐活动传习者的教学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演技优异者不但可以获奖为乡里争光,还有参加各类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机会,这是最能引以为豪和得到社会认同的标识。优秀的传习人不但成长为师傅,还得到政府文化部门的赏识。潮州大锣鼓传承人陈镇锡的学生非常多,其中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叫丁则楷,因鼓技出色被当地文化馆招收成为公务员,而他又帮助“鼓王”教学,带了众多学生。民间教学活动不仅可以获得经济收入,又可构成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人际网络。陈镇锡说:“我随时可以组织起来百余人的表演队伍”。“鼓王”的弟子在“鼓王”的指导下开展教学活动的形式,使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得以较为“正宗”的传承,在沿袭民间音乐的师徒传承模式的同时,这样的民间教学活动也得到了乡土社会认同。
第四,对传统潮州大锣鼓曲目的继承与创新。潮州大锣鼓传承人都有改编传统曲目、创新传统鼓技,以及结合社会文化需要创作新曲目的贡献。如,着名鼓师黄义孝在掌握和整理大量的传统曲目基础上,在演奏技法上有所创新。他的鼓法艺术具有独特的纯朴风格和内在美感。他采用传统的优秀鼓法,总结出一整套独特的鼓法艺术。例如,他创作并演奏了大鼓独奏《强渡乌江》。又如,陈镇锡善于追求现代鼓技,在以传统鼓垒、鼓点为主的基础上,模仿和吸收外来各种新型鼓点、新节奏型, 以革新大锣鼓形式的鼓点组合。 另外,还设计了龙凤呈祥的男女演出服装,以及击鼓过程中的形体、手势等表演动作,使潮州大锣鼓表演更具中国传统文化美。
二、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多重社会需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作为协约国,中国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非物质文 分析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社会认同与意义 分析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社会认同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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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社会认同与意义 文章来源3edu教育网化遗产保护机构。这种由政府运作的大规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民间音乐活动的多个方面产生影响。对于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来说,其影响表现在获得了多重社会需求。
第一,民俗活动。潮州锣鼓乐的不断演变和发展与其所在地方的风俗习惯是分不开的。潮州府城所辖区域一向有游神赛会的传统习惯,每年的农历正月至三月之间,各神庙周边的民众自择“吉日”,聚众将庙里的神像抬上路去巡游,以求百姓来年平安、吉祥。为烘托游神活动的喜庆、热闹气氛,各社群纷纷把上述的锣鼓班引到神像巡游的队伍前面演奏,意在于为“神灵” 鸣锣开道! 同时,用一对唢呐吹奏,小鼓、月锣、小钗各一件作为起“介”和板眼伴奏,置于神像后面的巡游队伍跟随演奏,意在为“神灵”歌功颂德。这类在以前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民俗仪式活动,以及伴随的锣鼓乐,在成为政府部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后,受到当地文化部门的重视和鼓励。
第二,传统文化教育。代表性传承人通过积极参与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来提高知名度和民间音乐文化意义上的学术权威性,受到社会尊重。“鼓王”陈镇锡作为优秀的潮州大锣鼓传承人,获得了政府认可并引以为豪的文化身份,与文化部门形成了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陈镇锡时常参加当地文化部门组织的各种民俗民间音乐文化活动,有时受邀到当地的大中小学及专业音乐院校讲学,或帮助这些单位组建大锣鼓队。
第三,学术活动。当学界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在构建世界文化名城中的重要意义时,各类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也活跃起来。许多潮乐特有的音乐文化事象成为民族音乐学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课题。
第四,文化产业开发。潮州大锣鼓是潮汕地区最具群众性的乐种之一,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迎合、融入社会主流文化的记载。如,文革时期就有把大锣鼓的传统鼓点套入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曲中来演奏。这个时期改编、创作有《革命歌曲游行锣鼓》《毛主席语录歌曲锣鼓连奏》等套曲。如今,为适应日益兴盛的文化产业开发需要,潮州市政府把潮州大锣鼓作为潮汕地区的文化品牌和文化名片,将潮州民间音乐活动作为当地文化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保护与开发结合在一起,使当地的民间音乐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村镇都有自己的“会馆”(私伙局),许多村民、市民积极学习潮州大锣鼓。在 “外江梨园公所”活动现场,我们见到一个12岁的女孩参与演奏,鼓技非常娴熟。
三、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呈现“多重社会认同”
在开放的中国现代社会中,当今民间音乐活动的运行建构,不再是传统民间音乐活动较为固定封闭的模式,有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持续建构的特征,因此社会认同特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现代社会提供给民间音乐活动的多样性环境,也使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获得了多重社会认同。
第一,文化。潮州锣鼓乐在潮汕地区的民间礼俗仪式中演奏由来已久。其中,村民集资请锣鼓班在仪式和民俗活动中演奏,为参与仪式的民众提供娱乐,以及为从事信仰活动提供服务,是民间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而围绕传统民间音乐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类学术活动和文化艺术节等活动,使潮州音乐民间活动成为代表地方文化认同的标识,使当地民众认识到本土音乐文化对国家和民族具有的重要意义。加上当地政府的提倡和宣传,民间音乐传承人作为本土音乐家因其独有的文化价值得到社会的尊重。在此过程中,民间的音乐活动方式转变成舞台艺术,而舞台艺术的专业化发展又引导民间音乐活动朝着在审美层次上给民众以更高审美愉悦的目标发展。当潮州民间音乐活动在追求更高艺术价值时,其文化因素就显得更为突出。
第二,经济。打造世界文化名城,不可否认存在重要的经济因素。对政府而言,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民间音乐文化,不仅是民族凝聚力、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也是日益发展的文化产业中重要的文化资本之一。因此,民间音乐活动的正常运作是这些文化资本的核心,是产生艺术经济效益的原动力。
第三,政府。潮州民间音乐活动是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建构和发展的,政府的倡导和扶持是民间音乐活动得以蓬勃发展的驱动力。由于政府的政策导向,社会在不同时期对民俗活动的不同认知是决定民间音乐活动意义的重要因素。潮州民间音乐活动的社会认同因此而呈现变化性与多重性,并且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潮州民间音乐活动的方式,推动着潮州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于个体的民间音乐传习人而言,从“民间艺人”到“民间音乐传承人”,再到“民间音乐表演艺术家”,政府的扶持提升了他们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荣誉是社会认同的标志,使他们得到民众的信任和崇拜,成为民间音乐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其自身的社会地位。民间音乐传承人对于自我社会价值的追求,成为民间音乐活动的核心动力。
四、社会认同影响着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传习人的追求倾向
乡村民间民俗音乐活动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文化,其音乐文化影响力还是极其有限的。20世纪50年代,首次由政府组织成立了潮州民间音乐团。这支表演团体中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别于领取国家津贴的专业演员,但有具体的管理制度。有了这支队伍后,潮州大锣鼓多次在省、市以及全国的汇演中获奖。80年代初期,在潮州辖区有影响的各民间业余音乐团体就有十多个。潮州大锣鼓参加过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多次民间音乐,诸如“汇演”、“观摩演出”、“比赛”等活动,多次获得各种优秀奖和表演奖。先后涌现出有以林运喜、黄义孝、陈镇锡等为代表的着名鼓师和优秀鼓手,他们较好地继承了老前辈的艺术精华,熟练地掌握了传统的高难演技,具备了扎实、过硬的司鼓技能,掌握了大量潮州传统大锣鼓曲牌套曲和各种演奏“绝技”。从不受主流社会重视的民间乐师,成为受到社会认同、专家称赞的民间音乐传承人,两者的社会认同有着巨大价值差异。民间音乐传习人通过各种渠道学习乐理、作曲理论,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记谱法、读谱法,能够运用这些知识阅读基本的简谱或五线谱记写的乐谱,也能运用这些知识改编传统乐曲或创作新乐曲。国家级潮乐传承人黄义孝给我们展示了他创作的《强渡乌江》这首使用五线谱记谱的作品。他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儿子帮助记谱的。我们注意到这是一份锣鼓乐总谱,而没有见到锣鼓经。在“外江梨园公所”的传习者们现在使用的乐谱是简谱,已经不再使用二四谱(古谱)和工尺谱。一位传习人说:“我们最开始是使用二四谱,后来使用工尺谱,现在已经使用简谱了。”言谈间,流露出有所“进步”的自豪感。
潮州大锣鼓源于民间民俗活动,因此其表演方式也往往根据仪式进程而定,有即兴性的表演特点。但随着各种民间音乐赛事、汇演、艺术节等活动的增加,潮州大锣鼓的表演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固定的演出场所,并追求表演形式、表演流程的专业化。在乐器配置上,增加了大提琴、倍大提琴作为低音乐器。显然,这与潮州大锣鼓原本增加唢呐等民族乐器,便于行进表演的吹打乐性质有较大差异。
为了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催生了潮州大锣鼓传承人教学、创作“专业化”,表演形式“舞台化”的价值追求倾向。
五、“多重社会认同”对于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意义
(一)对民间音乐文化价值追求的流变
乡村民俗民间音乐活动从“下里巴人”、“封建迷信”到“民间音乐艺术”,改变了社会对民间音乐活动性质的认知。而这样的改变是以维护和传承民间音乐文化,保留音乐文化命脉为目的。这样的社会认同的变化,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结果。然而,为了得到城市主流社会的认同,以西方音乐文化为标准的专业化、体系化、技术化的专业音乐教育教学,一度成为民间音乐传承人追求的目标,以便使自己更“专业化”。因此,在文化领域,现代性带来的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破坏,以及强势文化造成的文化生态失衡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现实。解决自身文化特征的缺失,维护文化多样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人们认识到使民俗活动重新得到重视与保护,能逐渐改变社会认知,是保护原有文化生态基因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潮州民间音乐活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认知的变迁中,改变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和活动行为方式,从“民间自娱自乐”到“专业化”追求,如今又逐渐回归“民间正宗”的文化价值追求。
(二)多重社会认同奠定了民间音乐活动群体行为的基础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群体行为的基础。参与民间音乐活动人群结构的多元化,构成了积极参与和评价的社会认同环境,奠定了民间音乐活动群体行为的基础,并形成了良好的民间音乐传承生态。究其原因,其一,潮州民间音乐活动由于有了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众参与,特别是儿童及青年的参与,优化了传承链;其二,由于有了来自各种不同社会背景、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员加入,优化了传承生态。但是,笔者在对潮州民间音乐活动的调查中发现,尽管潮乐传习人群的年龄层次、文化背景有很大变化,但还是以当地人为主,因此其传承的封闭性仍然十分突出。贴近民俗的群体行为,既奠定了社会认同环境,又构建了封闭的民间音乐活动方式;既保持了民间传统音乐的原汁原味,又使得潮州大锣鼓难以更广泛地传播。正是由于城市没有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群体行为的基础,因此城市主流文化并不容易接纳和认同岭南民间音乐文化。
(三)群体行为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产生了民间音乐传承的文化自觉
潮州民间音乐社团和潮乐联谊会是潮乐民间音乐活动的直接操纵群,活跃在潮州音乐生活最基层的社会环境中。其存在是潮乐勃兴、流派形成、人才培养、传承传播的关键。在潮州民间音乐活动中,活跃在民间音乐班社中的个体(即不同年龄、身份、职业的乐手),因其相互间具有的潮汕民俗特定的文化联系,构成了共同合作继承发展潮乐的音乐文化形态的个体,这些个体成为民间音乐活动中相互认同的基础,这样的认同基础促进了民间音乐班社的繁荣和发展。潮乐在潮汕地区的蓬勃发展,源于当地政府的大力倡导,使参与民间音乐活动的传习者感受到个体在属于潮乐传承者特定的社会群体中而产生的自豪感,并由此认识到作为潮乐传习者中的群体成员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这样的价值认同是班社群体中个人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他们的社会态度和音乐行为。政府的支持打通了潮州民间音乐活动进入当地社会主流文化的通道,对潮州民间音乐活动主体的“群体音乐意识”和“个体音乐意识”产生了积极的复合影响,促进了潮州锣鼓乐在岭南地区更大社会范围的原生性传承。潮州大锣鼓民间传承的文化自觉源于以下原因:1.行业需要。掌握大量传统乐曲可以在行业内确立正宗的地位,得到同行认可,得到社会认同。
2.艺术价值。传统曲目经过历史的沉淀,其本身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民间音乐传承人将传统曲目作为创新表演的首选,从而获得与以往传统曲目演出时不同的演出效果。
3.学术需求。田野工作的学者们总是特别关注传统曲目,也使他们认识到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意识到掌握大量的传统曲目是民间音乐传承人的看家本领,是民间音乐活动的核心艺术。传承并创新传统 分析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社会认同与意义 分析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社会认同与意义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分析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社会认同与意义 文章来源3edu教育网曲目,能得到音乐专家的认同。
4.民俗需要。潮州大锣鼓大多与“游神赛会”活动等民间风俗活动相关,民间音乐活动具有宗教色彩,因此,又有了民间民俗上的社会认同意义。
结〓语
“有一种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它在音乐学家和人类学家双方的掌握之内。对于前者,它提供了一个所有音乐赖以生产的基线,以及一个最终理解这些声音及其产生过程的框架。对于后者,它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人类生活的产物和过程,正因为音乐只是人类复杂的习得行为中的又一个要素。没有人类的思考、表演和创造,音乐就无法存在;我们对声音的理解大大高于我们对它产生的整个过程的理解。”探讨音乐活动事项与社会的关系,突出音乐事项中人与环境的因素,其意义在于探寻社会文化语境与音乐本体发展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以及中外文化的交融、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潮州民俗活动相关的潮州大锣鼓出现了新的活动形式,表演时间已不再局限于春节等节日的民俗、祭祀活动,逐渐发展至音乐艺术舞台,参与到现代社会各种节日活动和音乐比赛中。“民俗性”是民族民间音乐存活的土壤,“群众性”是音乐传播的动力。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的多重社会需求使其在当地获得了很高的社会认同,促使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有了合理的人才架构、经济保障、深厚的群众基础,稳定的民间组织和强大的政府支持。潮州大锣鼓的表演者在与观赏者的互动中自娱自乐,并在追求自我利益、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以特有的方式参与到潮州大锣鼓的传承、变革和发展中。潮汕人的文化自觉,体现在群体心态和民族情怀的方方面面。
有了“人”的欣赏和支持就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土壤,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获得了多重社会认同。传习人在转型社会中的活动方式,彰显了他们在潮州民间音乐文化内涵形成中所作的贡献。为了获得城市主流社会的认同,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从表演方式、教学方式、运作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专业化”、“舞台化”的追求倾向。虽然城市主流文化的社会认同,对潮州民间音乐在更大范围的传承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样的民间音乐传承文化,一方面促使潮乐在更大社会范围里得以传播,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失去潮州大锣鼓中最有价值的文化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