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國家的基石，和教育相关的所有理念与做法，都要通过教师教学的过程予以实现。高校体育教师也不例外，通过学校体育教学实践，发挥体育教育的最高价值。高校体育教师除了体育教学活动，还要承担体育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活动，其角色功能对体育与运动文化的传承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但在整体教育改革过程中，体育系部经常被讨论是否应裁撤或与其他单位合并，体育教师的身份也徘徊在教师与技术教
师的声浪中，体育课也在正课与实习（验）课的争议中。高校体育教师面临着教育改革的压力。对于体育教师的社会关注，汤国杰[1]对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的理论模型进行了构建与实证研究；张建新等[2]对高校体育教师职业焦虑的社会地位因素及其对策做了探讨；魏春魁等[3]采用因素分析法对济南市部分高校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同状况进行了分析。多数研究关注的是体育教师的社会地位或职业认同，而鲜有关注体育教师的阶层认同以及定位。阶层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一阶级中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声望不同而划分的层次；二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社会群体。本研究的阶层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社会群体。通过对高校体育教师社会分层相关探讨，来了解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及阶层认同。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基于经济、便利与可行性，研究采取立意抽样。先根据中国体育教师网高校体育教师名录，再按照全国地理分布，选出东部33所、中部21所、西部15所高等院校作为研究调查的范围，最后，再以研究范围内的69所高等院校职称在讲师以上的专职体育教师为研究对象。
研究工具是参考相关文献资料自编而成高等院校体育教师的社会阶层调查问卷。问卷的主体包括4个部分：第1部分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校性质、学校区域、学历、职称、兼任行政工作等；第2部分为社会地位，包括职业声望、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其中职业声望问卷对社会现有职业进行了56种分类，并把声望评分标准分为10个等级（1～10分），1表示声望最高，2表示声望次高，以此类推10表示声望最低，要求被调查者从低到高进行打分，最后算出他们的声望得分[4]；第3部分为阶层认同的调查；第4部分为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设计了11个影响因素。问卷初稿先请高校5位副教授以上的体育教师试填，试填后根据建议与意见并配合文献资料修改。初稿修改后再请一位教授检查，最后再修改定稿，此过程也是研究工具内容效度的建构程序。为了解问卷的稳定性与一致性，以克朗巴赫系数作为本研究信度检验的依据。结果发现，各因素的克朗巴赫系数为0.897 8与0.896 2，整体的克朗巴赫系数为0.905 3，显示问卷有良好的信度。研究所需资料采用邮寄问卷调查法收集，陆续寄出1 780份问卷，共收回1 296份（回收率72.54%），经整理剔除漏填、误填问卷，得到有效问卷1 082份。经过编码、建档，以SPSS17.0英文版进行资料分析处理，分别采用百分比、项目分析和因素分析统计方法。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情况
高校体育教师的基本情况，经百分比分析结果如下：性别：男性为女性的2.25倍。年龄：有1/2的年龄在35～50岁；大约有1/3在35岁及以下，50岁及以上的人数比例少。学校性质：师范院校的是专业体育院校的3.28倍，是综合性大学的5.51倍。学校所在区域：东部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学历：硕士最多，占58.6%；其次是学士，占32%；博士较少，占7.7%；专科学历最少，占1.7%。职称：讲师最多，占62.11%；其次是副教授，占31.05%；教授最少，占6.84%。另外，兼任行政工作的高校体育教师占31.3%。
2.2 社会地位
1）职业声望。
目前主流学术界简化社会分层的方法，譬如学者仇立平[5]、李培林[6]主张职业蕴含了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信息，把职业作为评价社会地位的标准。据调查者对这些职业的评分，排名最前的是科学家，平均2.28分；排名最后的是饭店、酒店工作人員，平均6.03分；高校体育教师隶属大学教授排名第3，平均2.42分，属于具有较高职业声望的群体。研究结果也与其他学者主张的大学教授或教师在超过100项的职业声望排序结果具有一致性。根据学者李春玲[7]的研究指出美国社会职业声望排序多年来比较稳定，我国社会学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结果。
2）教育水平。
传统上人们倾向将一个人接受正式教育的最高学历当成教育水平的重要参数。由调查数据得知，高教体育教师中有58.6%为硕士，32%为学士，此两者人数共占90%以上。另外，我国大部分高校的人事部门职工聘用文件中都规定讲师应具有硕士学历或同等学历，45岁以下的副教授或教授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由此可见，调查对象中大部分的高校体育教师基本都符合高校教职人员任用条例的资格。高校体育教师确实属于高教育水平的群体。不过，博士学历的人数比例偏低，只占7.7%。
3）经济收入。
经济收入，一般可由薪资状况来衡量，但由于现代人的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现象，即除了固定工作的薪资外，还可能有兼职、投资或赠予而来的收入。因为投资理财存在风险，因此本研究中有关收入是假设研究对象投资盈亏平衡来反映其收入状况的。由调查得知，39.2%教授每月收入1.2～1.5万元，53.5%副教授每月收入1.0～1.2万元；58.6%讲师每月收入0.8～1.0万元。由此可见绝大多数的高校体育教师每个月收入在8 000人民币以上。与2015年度统计的国民年平均所得的1 000多美元比较，高校体育教师的收入水平略高于国民平均收入，可以认为高校体育教师属于小高收入者。
从以上职业声望、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看，高校体育教师均属于高排序者。因此，高校体育教师具有高社会地位。此结果也与国内社会学者进行的间接研究所得的结果一致，譬如仇立平[8]主张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高校体育教师一般有较长的受教育年限，积累了较多的文化资本，因而对社会地位的高排序有所促进。
2.3 阶层认同
调查高校体育教师的阶层认同现状，是通过自评以下问题单选其中一个答案的方式，即如果我们的社会可以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劳工阶层、下层，则您认为自己是哪一个阶层？调查得知：46.2%认为自己属于中上层，45.7%认为自己属于中层，4.5%认为自己属于上层，2.7%认为自己属于劳工阶层，0.9%认为自己属于下层。结果说明，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存在不同的阶层划分，绝大部分的高校体育教师会将自己归属于中上层、中层。综上分析，研究认为这种由文化和生活方式形成的阶层边界是隐形的，不过这样的隐形边界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不仅能够当作阶层边界的标志，也可以当作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而此种现象又与传统职业地位研究的结果相似，即如果不分学校的层级，单就从教师的职业声望看，体育教师的职业声望排序是属于中上层的；如果要分学校层级，则教授的职业声望相当高，且高过中小学教师，隶属于上层。这也和调查数据相互印证，大学教师排名第3，中小学教师的排名在20名以后。由此发现，虽然因专业的不同使得教师有很多的专业分科，例如：化学、语文、体育等。但在阶层的认同上，专业的权威性尚不如教师这个职业属性来得普遍，换言之，只要是教师，不管教的科目是什么，他们在我国社会的职业声望都比较高。
2.4 阶层认同的因素
高校体育教师究竟是根据何种因素来定位自己所属的阶层，本研究参考他人文献资料而自编的11个问题，经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求证。
1）项目分析。
采用内部一致性效标法进行筛选，依据量表总得分的前后27%为高低排序，再进行t-test检验高低两组在题项上的差异。所得数据再根据决断值（CR）与积差相关系数来判断题目是否具有鉴别度，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得知，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项目分析11题，CR值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且相关系数均达到0.60以上，可见本量表的题目均具有鉴别度，每一题都不宜删除。由研究结果发现，相关系数排在前3位的阶层认同影响因素分别是：工作的实际内容与性质、工作职权的重要程度和工作行政权力的重要程度；其次是职业或工龄、个人对工作的满意度以及大学教师的职业声望。由此可知在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里，与职业相关的因素占有相当的比重，高校体育教师这个职业是一个流动性比较低、相对比较稳定的职业，体育教师的考评制度和聘用制度并没有实现市场化，高校教师基本不用担心转岗或被解聘。从表1还可以看出，大学体育教师的阶层认同影响因素呈现出多元化。但从项目分析中也发现与职业相关的影响因素有两个来源，一是社会强调大学体育教师要对职业认同的规范，二是大学体育教师从当前职业中获得利益而形成的互惠心理。
2）因素分析。
关于阶层认同的因素，是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检验量表的建构效度。以主成份分析法及最大变异数法，抽取特征值大于1.0共同因素、与因素负荷量大于0.50的题目，并以因素陡坡图检验，筛选出两个因素，其KMO值为0.875，并达到显著水平，可解释变异量为61.81%，因素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得知，本量表具有不错的建构效度，且按照因素所包含题目的意义，研究将因素1命名为工作职权，因素2命名为社经地位。由以上分析发现，高校体育教师是根据工作职权和社经地位两个因素来作为自身所属阶层的判断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社经地位一直是一般人自评或评断他人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也与韦伯主张的根据财富收入、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区分人群的3种基本的分层系统中的两种相一致；而工作职权又不完全等同于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中所指的政治权力。研究认为，对于社会地位或阶层位置的判断标准并不是单一因素，而是一种流动的活体和变化，它处于持续构建过程中，人们从以上两个方面介入这种构建。对于高校体育教师来讲，排除社会经济条件外，其在行政工作上的权力行使也是影响其对自身所属阶层认知的因素。
3 讨论
调查表明我国高校体育教师属于高社会地位者，此结果再与阶层认同的分析相互印证，显示高校体育教师实际的社会地位处境与心理上认同为中等或中等以上的阶层归属表现是完全匹配的。然而，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原本表征高校体育教师这个群体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安定、认同以及幸福感等指标，为什么体现在操作层面上却是一般社会大众不重视体育课程和体育教师？这种悖论需要进一步研究。
关于阶层属性的判断，马克思认为阶层的高低其实是基于权力的，而权力主要来自人在组织中的地位，藉此才能指导他者的行为。我国高校体育教师在教学、科研之余，经常兼任行政工作或担任球队教练，鉴于目前高校教师人事薪资体系，在校内担任或兼任行政职位的教师所掌握的行政、学术资源更加丰富，这些工作所赋予的权力或许是他们生活成就或自我完善的来源之一，由此也就得到了更多的社会认同。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尽管高校体育教师职业的社会属性与其心理上的认同属性之间没有冲突，可如何将高校体育教师的专业更具体地展現、落实在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上却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并未探讨在大学中不同体育学科教师间的地位等级。以后的研究可以从高校不同体育学科的教师间自评或大学生的意见评估来探讨高校体育教师社会地位，以期能更详细理解不同学术专长与地位或等级等问题的关系。另外，本研究是从当事人的立场出发，性质上是属于主观的研究取向，并没有涉及圈外人的意见，以后的研究也可从学生或一般社会大众的角度来了解体育教师的社会地位。
在研究结果应用的问题上，虽然显示高校体育教师的社会地位和阶层认同表现相当吻合，但事实上高校体育教师仍未得到真正的肯定和认同，因而呼吁高校体育教师除了致力于校园内的教学、科研与服务工作外，应当尽可能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在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发挥其体育运动专业知识的优势，引领社会民众践行健身、运动休闲等利于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和有利于构建社会健康生活方式的社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