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社会分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活在急剧变迁社会中的个体需要不断调适自我以适应社会变革发展的需求。在发达地区的农村，由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妇女的家庭经济贡献率较低，年轻妇女难以发挥其主动性而变得消极内向。经济分化和阶层分化带来的农村妇女的社会心态和社会地位变动，及由此所需的社会适应机制亟待关注。
2009年至今，笔者多次赴浙江沿海农村驻村调研，发现当地妇女的性格角色与中部农村有很大不同。中部地区农村妇女性格开朗，外向甚至泼辣，家庭地位非常高，在村庄公共场合也表现积极，丝毫不亚于男性。而浙东农村很多妇女性格内敛，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内向并且贤惠，主动承担一切家务，仅有个别妇女性格张扬。
对比一般地区，可以从几个方面概括发达地区妇女的性格特征：其一，保守、不自信，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突出；其二，消极被动，夫妻关系、家庭关系由丈夫主导；其三，不擅社会交往，缺乏朋友圈；其四，村庄公共生活、村庄政治参与度很低。
探讨个人角色系统与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的经典命题。社会文化、习惯的大系统如何规范个体角色？社会如何塑造个人？个人对社会文化、社会情境会做出如何的反应？这种反应如何内化为个体人格的一部分？社会系统的制度、规范、文化通过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互动不断内化为个体行为的一部分，同时，个体在处理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时，又不断强化着规范的合法性及这种规范的传承力和约束力。从这种意义上讲，厘清不同区域妇女地位的内在差异还是需要从村落日常生活中寻找答案。
二
因为金峨村地处沿海发达地区，市场机会较多，村里的中青年多选择到附近城市做生意，而不愿留在村里，约有半数的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在城里买了房子。在村村民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花卉种植和承接绿化项目，在花木种植直至承接绿化工程这一产业链中，不同农户收入差距很大。村庄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处于最上层的是做生意、办公司的成功者，是资产上千万的富豪阶层，不过这只占极少数。花木种植大户的年收入有几十万，这构成了村庄的富裕阶层。一般农户种10亩左右花木，年收入5万左右，这占村里的绝大多数。花木经济带动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跑运输、搬运工、泥水匠、技术工等市场需求旺盛。
金峨村村落历史上“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传统性别分工造成了“男人为一家之主”的意识，而近年来劳动力市场进村带来的职业分层和阶层分化，并没有改变这种性别分工，反而加剧了这一性别分工结构。市场的发展成熟使得男性优势不断呈现出来，男性成为职业分化和劳动力价值分化的受益者。
金峨村的多数家庭，丈夫的收入往往更高，其工作也显得更重要，丈夫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创收者，其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率远远超过女性，因而他们更多的在外打拼，做生意、跑运输、做技术工等。而妻子职业选择有限，收入远远低于男性，其家庭角色、家务贡献就需要比丈夫付出更多。丈夫的成功与否决定了家庭在村庄中的经济位置，妇女的收入根本不算什么。妻子需要上孝祖辈、下教子女，要柔和、贤惠，作为妻子，应该为支持丈夫的事业当好“贤内助”，充分发挥贤妻良母的作用。这跟经济条件一般的中部地区完全不同，一般地区妇女真的顶起了半边天，妇女的收入构成家庭重要来源，妇女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任何场合都十分积极。
在金峨村，男性需要挣钱养家，一切家庭经济的重担都压在男性身上，一切经济发展的机会也只有男性能够触摸。外出打拼事业的男性头上总有一层光环，他们擅于做生意挖掘机会、擅于言谈社交，甚至擅于郊游、打猎、钓鱼等各种竞技活动，在各种场所、各种圈子，他们都像是一个有力的战士。一些在外闯荡成功的男性具备了超然的能力，在村里、家里都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即使是在村里做小工，男性属于大工，一天收入是150元左右，女性属于小工，一天收入差不多为大工的一半。相比之下，很少妇女会外出做生意闯荡，也不愿做小工，要么做全职太太，要么在附近工厂上班。因而，妇女更多的只能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丈夫的发展和家庭的需求成为她们的首要考虑。妇女负责照料家庭及日常事务处理，在一些重大事务的决策上，主要依靠丈夫。长期在外打拼的男性是成熟的、开放的、先进的，是经济发展浪潮中的榜样，经由市场的涤荡，他们身上早已没有教条、纠结的痕迹。而妇女的内心是纠结的、不满的，既不甘心走传统的老路，一辈子在家相夫教子，又难以踏出第一步。
就公共交往生活而言，男性的社交方式多种多样，社交圈子广阔丰富。男性在外闯事业，获得一些成功后再建构更广泛的关系，从中也获得一次次的商业教育，这过程中男性的生意和自我发展有很多可能性。男性在公共生活、闲暇交往中十分活跃，妇女很少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丈夫外出也很少带上妻子。男性在外，女性多数需要留在家里照看孩子、老人等。这些市场打拼、外出社交、闲暇活动、商业教育等机会成为男性特有的文化资本，男性越发具有价值感和优越感。
特纳将文化资本定义为“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当男性掌握这些文化资本以后，可以更加游刃有余的参与市场竞争。村庄里也形成了这样的文化，认为男人有在外闯荡的本事，妇女缺乏这样的能力。在金峨村，丈夫外出从不愿带妻子一起出去，“男人们出来，带老婆干嘛？！这些是男人之间的事情。”这正如布迪厄对资本和场域的研究，“资本在场域中不是平均分配的，资本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是一种排他性资源，同时又是新一轮社会活动的起点，不同类型、不同数量的资本分布结构，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和权力结构，这种起点的不平均决定了竞争活动的不平等，所以，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不是每个士兵有同等机会成为元帅的。”在这种状况下，妇女更加依赖丈夫。
此外，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农村，富人治村的政治格局使得女性进一步丧失公共交往的空间，女性彻底丧失了配置型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所谓的富人必须在村庄经济分层中处于上层，而获得这样的机会几乎只有男性，因为多数女性已经囿于家庭而放弃在经济分层中博得位置。实际上，沿海地区的富人治村就是男人之间的游戏。男性从政实际上是将文化资本进行体制化，女性即使很有能力，也觉得这是男人的事情，这就是体制化的魔力。富人治村体制化后，成为一种弥漫的权力，使得妇女更自然的认为没有经济地位就不该抛头露面，公共生活、政治舞台是男人的事情，女人不应该插手。经由富人治村的体制化过程，村庄形成了更为强大的村落文化，女性无时无刻不浸润在男性主导一切的文化生态中，男性主导的经济生产和社会交往进一步形成了独特的村落文化。妇女甘愿依赖男人，妇女的自我实现必须依靠男人，妇女只能通过更好的扮演家庭角色实现自我价值。 三
原本在婚姻市场上，妇女是占优势地位的，这里的妇女选择空间并不小，不少年轻妇女可以嫁到附近的城市里。然而一旦结婚以后，因为村庄经济分化和劳动力市场的男性优势，妇女的处境就开始尴尬起来。妇女几乎从结婚起，角色地位就已经固定，不可能像已婚男性一样拥有价值实现的机会。而且她们必须支持自己的丈夫外出闯事业、碰运气，“多个朋友多条路，男人就要在外面闯。”
婚后的男性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家里一切交给妻子打点，他们可以更加安心的在外赚钱。然而守在家里的妻子因感受不到价值感而更为空虚。她们只能通过炫耀夫妻感情和丈夫的成功获得满足感。 “我们夫妻的感情很好，我老公对我很好”，丈夫外出闯荡成功的家庭妇女更加擅于炫耀，几乎每句话都要把老公挂在嘴边。而当丈夫出差很长时间不回家的时候，妻子的不安感、猜忌、独守的懊恼，种种痛苦折磨煎熬，这种精神上的种种不满不安只能深掩在内心世界。因为朋友圈的稀少，她们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多选择信仰宗教。当地的各种教派非常之多，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都有不少信徒，信徒中妇女占绝大多数。调查时几位妇女提及家里总闹鬼，多次请法师驱鬼。
丈夫在外如果赚了大钱，妻子在村里当然很有面子。但要想事业成功，工作会更为繁忙，这更要求妻子是贤妻良母的模范代表。这种模范包括各种家务、家庭关系的处理，邻里关系的处理，以及与丈夫朋友、公司员工等关系的处理等。这些都做好后，才可以稳住家庭地位和妻子地位。任何一点没做好，很可能成为引发家庭矛盾、夫妻矛盾的导火索。调查时统计近几年金峨村的离婚案例有10起，多数是丈夫在外赚了钱后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而离婚。对丈夫的过度依赖使得她们更承受不了“意外”，有些女性在家庭破裂的意外打击下，甚至精神分裂。
富人家庭的妇女更喜欢在外烧香拜佛，从事各种宗教信仰活动，祈祷丈夫在外生意兴隆，祈祷家庭和睦，祈祷多子多福。而对于夫妻感情原本就不是很好的家庭，妻子在家里等待的日子仿佛是等待宣判期的到来，满是未知的不安和已知的绝望，如果无法使丈夫回心转意，她们就只能处心积虑争取更多的财产房权，而孩子的抚养权多归有经济实力的丈夫。妻子的角色扮演得好，会成为村落贤妻良母的模范，长者、男性都会说“看人家做妻子的，做得多好吖，贤妻良母的模范，新媳妇都要学着些……”而对于离婚家庭，多数评价是“妻子不会做人，不会做妻子，没那个福分吖……”而丈夫仍然可以通过分割一部分财产给前妻而获得称赞好评。
当然不是所有丈夫外出都能够挣到大钱，很多人经商失败后回到村里，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这样家庭占多数。一般家庭的妇女必须工作挣钱，而她们的职业选择机会十分有限，多数是就地在富人的工厂里打工。丈夫创业的失败，自己的有力无处使让她们更为消极被动。她们的活动路线就是从家到工厂再从工厂到家，很少到村庄公共空间里露面，也很少能像富人家庭的妇女一样开车外出旅游烧香拜佛，她们的闲暇时间最多去逛逛超市购买生活必需品。相比而言，她们在村里更抬不起头，丈夫的能力、家庭收入的微薄、打工的收入都使得她们羞于在公共场合出入，所以她们下班多是直接回到家里，不愿串门也不愿外出。似乎感觉自己的时间与别人时间价值的不对等，出去交流会浪费了别人的时间，“我们要么在家里做做家务带带孩子，要么在厂里，出去跟人家聊不来，人家见多识广的，我们能聊什么呢？”
一般家庭的妇女内心深处更加无法自信，丧失了自我价值感也就无法手舞足蹈的表现自己，无法淋漓尽致的展现自我，所以跳广场舞也难以被她们接受，村里的广场舞倡导了很多年也组织不起来，没几个人参加。经济分化带来的比较、攀比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一些经济条件很好的家庭的妇女们，会去学习专业的舞蹈，这使得一般家庭的妇女更羞于在公众面前展现，“人家专业的都不跳，我们去凑什么热闹？不好看光遭人笑话了。”虽然在这种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里，妇女在家里的地位仍然较高，但她们无法改变她们在村庄中的位置，家庭在村庄中的地位是由她们丈夫的事业成败和能力决定的，她们无能为力。这种较高的家庭地位和边缘化的村庄地位，使得一般家庭妇女的心理失衡更为严重。她们有向上层流动的心，可缺乏改变的资源，也缺乏改变的能力，只能被动接受，变得更加内向消极。
四
总结来说，发达地区经济分化带来巨大的社会分化，经济社会分化和劳动力市场分化使得男性更具优势，男性主导的阶层分化和社会交往使得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妇女丧失自我建构的能力和主体性。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的过程中，部分群体必然受到巨大的冲击，这种社会心态变化和社会适应机制都缺乏调查研究。目前学界关注更多的是欠发达地区的妇女问题，实际上，相比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村妇女，发达地区妇女在社会地位、社会心态、意义世界等方面问题或许更多。而就发达地区农村妇女而言，她们获得的社会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
中国农村的夫妻关系、妇女地位问题要比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西方理论所描述的性别关系复杂的多。中国农村地域广博，村庄社会结构原本就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经由国家权力的改造和市场在不同区域渗透，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收入结构、政治历史生态均具有区域差异性和非均衡性，由此带来的家庭问题、性别关系也更为错综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村庄都处于现代性进村的大时代里，这种大时代变迁只有被嵌入在某个特定的场域里（不同区域或村庄）去理解才更深刻且有意义，如此来看，就会发现不同的场域有着不同的小时代，就像本文将妇女地位问题放到具体的特定区域的村庄场域中来分析，就发现并不是想象中的发达地区妇女地位、妇女思想解放程度就更高，欠发达地区妇女地位就低，思想就更闭塞，事实恰恰相反。总之，中国的家庭和性别关系要放在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中去探索、研究背后的机制和行为逻辑才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