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开展希腊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需要从两个最有代表性的雅典和斯巴达的城邦来重点分析。虽然它们同为希腊城邦，但受地缘政治，文化遗产的影响，两个城邦的妇女生活和地位有显著差异。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雅典妇女的地位和未成年人相当，属于被统治者，被排除在公民生活之外，只能间接属于城市。他们不被允许参加公民大会，享有的政治权利必须通过保护人才可以获得，保护人通常是由他们的父亲，丈夫或其他男性亲属。他们生活在保护人的羽翼下，没有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在斯巴达，因为男人长期在外征战，妇女参与城邦事务的机会比较多。亚里士多德说：“在斯巴达人国力鼎盛的时期，他们的许多事情是由妇女管理的。”在处理政治问题上，斯巴达人相信他们的妻子有这个能力，并允许她们介入公共事务。这充分表明了斯巴达的妇女在政治上有极高的地位。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古希腊妇女的地位主要表现在财产继承权。雅典的女性没有继承权，而斯巴达的妇女是财产继承权的主要承担者。雅典统治者认为，家庭的稳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强调了私人财产的合法性，还包括继承的条件。在一般情况下，只有男性才能继承雅典家庭财产，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则由妇女来继承财产。而斯巴达的妇女则充满经济主权。他们不仅由女性继承财产，同时女人是业主和管理财富的人。因此，在古希腊，斯巴达的妇女被认为是最富有的女人。她们和男人一样，是财产的所有者、管理者和源于土地的财富的消费者。
在雅典，由于妇女地位低下，不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因此，雅典人认为女性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是不必要的。在雅典的文化圈，男女性别比例十分悬殊。在日常生活中，雅典妇女学习和掌握知识只是如何做一个女人和母亲，还有一些简单的读写，不需要知道太多的事。在雅典，做一个有文化的女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们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照顾孩子，做一些家务工作。由于女性没有参与市政事务的权力，所以她们没有必要学习文化知识。虽然希腊文化著称于古希腊，但妇女仍被遗弃在文化圈之外。
在斯巴达，因为对孩子的教育是如何将其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军人，所以男孩们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比较少。但对于女孩，她们大多是与她们的母亲和老年女性生活在一起，生活必需品由统治阶级提供，因此不用从事劳动生产。在这样的环境里，女孩们可以通过母亲或其他女性来学习文化知识，包括文学，舞蹈和诗歌。因此，在斯巴达，女孩的文化程度相对要远高于男孩。除了以上的教育文化，斯巴达还特别重视妇女的道德教育。母亲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便开始给他们一个好的教育，当他们逐渐成熟，在崇尚勇武的文化氛围熏陶下，形成了与男性们一样的荣辱观，养成了城邦的利益高于一切私人的利益的价值观。
在雅典，和大多数国家一样，女性的活动圈子很小，只能限于小范围内。她们不仅不被参与大众体育活动，连其他的文学活动也是被否定的。她们被赋予的的职责只是养育孩子，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除了要照顾饮食起居，夜间也要他们唱摇篮曲、讲故事。当孩子逐渐成熟到成年之后，男孩被要求去学校学习各种文化知识，而对女孩则是要求其学习如何做一名母亲和妇女，使她们谨言慎行。此外就是忙于一般的家务事了。
在斯巴达，妇女们的活动圈子和男子一样，有充分的自由和支配权。斯巴达的统治者们曾试图以法律形式来约束妇女，但最后由于遭到她们的强烈反抗而失败了。在斯巴达，妇女们从事的活动包括很多，但不包括家务。为了能生出健康的孩子，她们从小被要求接受各种各样的训练。在斯巴达的某些节日上，姑娘们也可以赤裸着身体唱歌、跳舞，甚至拉着未婚的男子嬉戏。如果女性不幸因为难产而去世，她们还可以得到一块记录荣誉的墓碑。培养孩子、让其养成良好的习惯，从而使他们获得知足、快乐而又坚韧的品质是母亲们的职责，此项义务一直有效直到他们成年或出嫁。
虽然在同一个蓝天之下生活，雅典和斯巴达的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显著不同的，这与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雅典虽然民主发达，但是其公民权主要是成年男子才可享有，女性是没有公民权的，这就导致了她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无从谈起社会地位。斯巴达妇女在社会上之所以能占有一席之地，也与斯巴达的社会条件分不开。所以在斯巴达的妇女比其他城邦的妇女所受的待遇要高的多，这也就造成了了双方妇女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同。斯巴达妇女们的权利要远远高于其他城邦。
虽然古希腊妇女不得不屈从与男性的统治然而，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妇女却被以各种方式纳入到城邦的宗教生活之内。她们参加家庭的各种祭礼，出席城邦的各种宗教节日庆典，甚至负责主持某些宗教仪式。由于她们对宗教活动的积极参与，有人甚至称她们为宗教崇拜公民。总的来说，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妇女的宗教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也正是由于古希腊妇女担当的生殖角色和各种文化传统和心理因素使她们被男性包括到城邦的宗教生活之中，并在宗教领域内保有较大的权力，有些妇女还担当了女祭司和女预言者的宗教职务受到社会尊重，甚至对古希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与古希腊妇女在政治上被排斥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