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代“同道堂”、“御赏”玺,原咸丰所用闲章,后作为宫廷斗争的重要工具,是晚晴政治的实物见证。
[关键词]“同道堂”;“御赏”;晚清政局
玺印是凭证工具之一,国家、官吏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皆须以印记为凭证,于是官、私玺印产生了。我国出土玺印最早为战国时代所制,在秦以前,无论是官印还是私印都称“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等级制度,关于印章,规定皇帝印章独称“玺”;其他官员、百姓的印章只称“印”,至此印与玺有了等级差别。皇帝印称“玺”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代武则天素性崇信神异,喜言祥瑞,觉得“玺”与“死”近音,改“玺”为“宝”。唐至清沿袭旧制,“玺”、“宝”并用。
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两方御玺,一方“同道堂”玺,通高8cm,印面2×2cm,阴文篆刻,青田石质;另一方“御赏”玺,通高5cm,印面2×1cm,朱文篆刻,寿山石质(原件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同道堂”、“御赏”这两方小玺皆光素无纽,却不乏精致古朴之美,更重要的是它们共同见证了清朝历史事件“辛酉政变”,作为谕旨下发的凭证,其使用从咸丰十一年咸丰去世至同治十二年,成为晚晴政治的实物见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同道堂”“御赏”玺原是咸丰皇帝所用闲章。清代皇帝盛行刻制通用小玺,康熙至咸丰等朝的小玺数以千计,质地高贵精良,印文多用篆体,这类印章多用于内府收藏的图书典籍上,皇帝鉴赏过的古代书画、碑拓或皇帝“御笔”书写绘画作品上,也有的刻而不用,仅存而已。乾隆在圣制新正重华宫茶宴廷臣及内廷翰林的诗句中,有“刻玺由来祖制遗”之句,说明刻玺之风是由来已久的。乾隆皇帝也是历代皇帝中闲章最多,在内府收藏古代书画上钤印最多的,凡他过目的书画,总要钤上“御印”。沈初的《西清笔记》中记载:“御用铜、玉、冻石印章,皆贮懋勤殿,有《宝薮》一册,每遇御笔书画发下,用宝诸臣择印章字句合用者,位置左右,以令工人。”但是,这类闲章真正用于颁发上谕这样重大政治事项的,则只有咸丰遗留的“同道堂”“御赏”这两个玺印。
慈禧为了独揽大权,咸丰十一年(1861年)9月,以奕借“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商议回北京发动政变。奕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政变的准备。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她和载垣、端华则由小路提前4天到达北京。11月1日梓宫刚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就发动了政变,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人去路上逮捕肃顺。不久,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罪状就是“不能尽心议和,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已责,以致失信于各国”这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慈禧皇太后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从而,同治皇帝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开始了“同治新政”。这一重大改制,使慈禧掌握清朝政治大权近半个世纪之久,而“同道堂”、“御赏”玺则作为当时宫廷斗争的重要工具,见证了晚清这段重要的政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