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6月，在清政府的禁烟与不禁烟争论中，官员许乃济提出把罂粟当成“经济作物”来栽种，以挤占和代替鸦片的进口，防止本国白银外流。虽然，最终道光皇帝没有采纳许乃济的建议，但许乃济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员的看法。
鸦片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国最大宗的进口货，但是到了1898年，进口量大幅下降，因为国内鸦片的种植量逐步扩大。相应地，国内用于生产粮食的耕地面积严重缩水。
1859年，清廷颁布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合法化。以山西为例，短短十余年，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而且“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及至光绪年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之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卸任四川学政的官员吴庆坻到西安行在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时，发现陕西境内正逢灾荒，百姓贫困异常，饿殍遍野，“耳目所接，不忍听睹”。同时吴庆坻也发现陕西凤县一带的百姓吸食鸦片的现象很普遍。
吴庆坻是个注重调研的官员，他向一个咸阳老农民“问以灾状”，老农如实回答：“自去年春夏乏雨，全境歉收，冬令饥冻，死者无算，其故由于多种罂粟。”老人家回答得很直白。再问“多种”到什么程度？老农说：“家有一顷（100亩）地者，必以五十亩种罂粟;有三十亩者，必以二十亩种之;即有五六亩者，亦以三亩种之。”也就是说，普通百姓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用超过一半的良田栽种罂粟。
《清稗类钞》中说：“鸦片来自印度者为大宗，亦有产自法兰西、波斯者。而我国所制亦甚多，约举之，有云土、川土、砀土、建浆、葵浆、台浆、象浆之别。”晚清时期国内不仅相当大范围内种植罂粟，而且很多地方种植制作的鸦片还有自己的专有名称，被视为地方“特产”。
为什么晚清的人们都知道罂粟是祸害，却依然大肆种植罂粟呢？一是政府要依靠鸦片税收，不断地补充糜烂的财政、支付巨额的军费以及天文数字般的赔款等等;二是百姓在同样田亩中种植罂粟的经济效益远高于种植粮食。
然而，晚清大面积种植高利润的“经济作物”罂粟不啻于饮鸩止渴！栽种粮食的田亩和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百姓的粮食储备毫无保障，一到饥荒年代，农耕社会下脆弱的粮食供应链断了之后，绝大部分的底层农民就只有饿死的份了。种植罂粟不仅毒害了同胞的身心健康，也侵占了良田，成为晚清频频饥荒、乃至于饿死无数百姓的一大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