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殷浩有一个特长，却难以为外人道。一日忽然有手下人叩拜不止，问其故，答曰：“小人母年垂百岁，抱疾来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讫就屠戮无恨。”原来这个手下人知道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秘密――殷浩精医道。殷浩受到感动，命令将病者抬来，诊脉开方，患者病愈。后来殷浩作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将药方索回，“悉焚经方”（《世说新语》），为何？忌讳他人知晓自己行医。殷浩是当时清谈领袖、显宦，但对医药的爱好却是如此讳莫如深，这大约是当时医者飘忽不定地位的一种折射。
我是谁？这对于中国古代的医者们来说几乎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技术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永远是尴尬的，尤其在儒学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更是如此。韩愈《师说》：“医巫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在一个社会评价操控于儒家之手的时代，“君子不齿”毫无疑问是医家之殇。更何况医家与百工之类原本不同，前者更多依靠文本传承知识，故在自我认同方面更接近儒家;而后者更多的是依托于师徒相授，因此也就更安心于自己匠之身份。
西汉楼护就曾经历这样的尴尬。楼家世代行医，楼护将各种本草、医经背得滚瓜烂熟，长安城内的权贵们对这个年轻人也是无比欣赏，但紧跟着就是惋惜：“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汉书・楼护传》）于是楼护弃医从儒。
楼护的尴尬只是千万医者境遇的一个写照而已。医家原本是荣耀的，殷商时期医巫不分，巫者在“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的殷商时期兼有医者的身份，医凭借巫而荣耀。但是在“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的周代，医者渐渐堕入工者之流。今人看来医巫分离乃医学进步之体现，然而对于当时的医者而言，却是失落的开始。
从此以后，寻找身份依托成了医者不变的历史使命，“士、农、工、商”，“我”在何处？以当时人看来应归为“工”，古籍中，医工之类的词汇常见;满城汉墓出土的医用铜盆上也有“医工”的字样。但是医者们似乎并不甘于此，依托文本的职业特点使得他们自比贤良方正，曾和巫者同流的历史积淀使得他们自认为可以经略天地。《汉书・艺文志》：“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医者的气魄竟有如此宏大？汉代人讲“天人合一”，人体就是小宇宙，所以由诊病推及治国，认为治病与治国原理相通是顺理成章的。但这种表述似乎对医者地位之抬升没有什么帮助，更像是儒家代为宣传的论调。此时的医者似乎另有途径抬升自己的地位。
在我看来，这种途径有二，二者并不完全同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一、与道教思想合流
与道教思想合流的时间大约是汉唐之间。这个时期的医学被称为“道医”，就是这种合流的结果。林富士曾说，早期道教强调生命短暂，不应困于俗世的功名利禄以致为老病所苦，应该积极修道，学习各种道法（包括医疗之法），以医治自己的疾病。（《中国早期道士的医者形象：以〈神仙传〉为主的初步考察》）
这大约是那个年代以祛病、祛疾、去病为名者众多的原因吧。笔者怀疑霍去病的大名与这种思想相关。先秦、秦汉类似名者众多，如周哀王去疾、莒子去疾、郑公子去疾、晋顷公弃疾、平阿侯子去疾等。也许霍去病的父亲或者母亲（他是私生子，谁取的名字很难断定）也是这种思想的拥趸，所以才有了这个接地气而又充满时代特色的名字。而霍去病之子名霍嬗，嬗意蜕变，父子联名或为去疾后大变化之意。这大概又是霍去病本人的某种希冀。
与道教思想靠近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汉唐之间医者的分层，部分医者自认为超越一般医人，依托于道家思想而抬升自我，丹药服食风气的兴起与此密切相关。当时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药学思想将药品分为上、中、下三品，而上品中多是钟乳、丹砂、石英等服食炼丹原料，中、下品则多草木药，而实际上所谓中、下品才是真正可以疗疾的药品。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接触到的中药多是当时的所谓中下品，而上品药则往往是重金属中毒的元凶。想想魏晋名士们的狷狂吧，那种洒脱不羁多半来自于酒精和服食药品所带来的重金属中毒，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早已有论述，在此不赘。
有趣的是，有些我们认定为医者的古代名人正是医的批评者甚至蔑视者，比如陶弘景，比如葛洪。在葛洪嘴里，医书被蔑称为“小小方书”，医术被称为“小术”，而医人多半是些宵小之徒，只图钱财而已。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卷一五《杂应》：“医多承袭世业，有名无实，但养虚声，以图财利。”
看到这里，大约也就明白了开篇所说殷浩的处境，士人多有涉医，但“懂医”和“以医为业”大约是泾渭分明的，后者是士大夫竭力避免的。医者的尴尬正在于此。
二、以儒为名
丹药的酷毒逐渐被人掌握，至唐代，丹药风气开始衰落，宋代兴起所谓内丹，即气功之类。而对于医药的态度也变得实用化了，“医药以祛病为目的”这一点得到确认，而医人则必须有新的依托才可以找到存在感。
这个新的依托就是“儒”。唐代后期的士大夫们已经不像殷浩那般对医术讳莫如深，而是热烈讨论医术。看看刘禹锡《传信方》就知道了，官员们津津乐道于各种医疗经验的交流，频繁通过书信交流药方。本来儒家就有“耻一物之不知”（汉代扬雄《法言・君子》）的传统，道家思想已经淡化，神仙已经变得虚无缥缈，人们更热衷的是解决目前的疾患，士大夫们自然也不会免俗，但是此时鬻技与否却仍然是一条底线。唐代薛用弱《集异记》“狄梁公”条中叙述了一则狄仁杰用针灸术治愈病人的故事：年轻时的狄仁杰赴京赶考，半路遇到一患儿家长在大路旁悬赏，恳请能人治疗其子的鼻端赘肉。据说狄仁杰手到病除，患家欲酬以重金，狄仁杰笑曰：“吾非鬻技者也。”不顾而去。这则故事是虚构的，但编撰者心态却值得玩味，唐代士大夫愿意学习医学，但是却与医这个职业保持距离。“鬻技”与否，在他们看来仍是一个天然鸿沟。
但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如何呢？这个结合出现在北宋。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文正公愿为良医》云：
范文公微时，常诣灵寺求祷，曰：“他时得位相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病，下以就平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范仲淹是否说过这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尚是一个疑问（见余新忠《“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但是这句话却不胫而走，成为当时鼓舞医者的响亮口号。医者在这个口号鼓舞下，常以儒相标榜，而且当时真的有大量儒者加入到了医者队伍中。科考在宋代几乎已经成为人生唯一的出口，而考场失意者中的很多人转而从医，良相良医的等量齐观毫无疑问是他们内心的一种慰籍。而一旦被称
为儒医，如同“儒商”、“儒将”一般，立即与俗医划分了界线、上了档次。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医乃带有污名化的社会印记，而且称赞他必须冠上儒者的表征，显示了儒的称号的社会价值。”儒者的加入对医学发展自然是好事，金元时期医学理论的突破性发展大概与此密切相关吧。
儒与医的结合，可谈的话题很多很多，例如医学传承方式由师徒相授向文本传授的转化、儒家思想对医学的渗透、阴骘思想的盛行等问题，但篇幅有限，以后再慢慢道来吧。一句话，医依托于儒，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存在感，也获得了新的生机。
但对于技术阶层的蔑视却是那样的顽固，终至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才有改观。医者在与儒结合的时候，有时甚至会被后者掩盖，实在是巨大的讽刺。清代名医薛雪去世后，其孙薛寿鱼所写的墓志铭里将薛雪描绘为一个理学家，全篇竟无一字涉及医。袁枚对此大为不满，指责说：“而乃讳而不宣，甘舍神奇以就臭腐，在理学中未必增一伪席，而方伎中转失一真人矣。岂不悖哉！岂不惜哉！”（袁枚《与薛寿鱼书》）医家始终未曾独立，始终未能以技术博取社会尊重，这就是薛雪的悲哀之所在。
医者的声誉、医者的历史均依托于文本存在，在医者始终不掌握史料话语权的背景下，医者形象的塑造必须通过他人之手，而医者的价值观也受到莫大影响：要么当一个汲汲于财货的俗医;要么向着他人所模塑的形象靠拢，博得社会认可和荣誉感。我是谁？在自然科学、技术阶层不受重视的时代，这永远是个摇摆不定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