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衰20年的中国学术开始复苏，经历三十年的曲折发展，逐渐走上正常的道路，同时积累下一批优秀的成果，为海内外学界所重视。在这三十年的学术史中，傅璇琮先生的贡献是极为卓著的，不仅以丰富而精深的著述奠定了他在新时期学术史上的地位，更以繁多的学术活动、学术组织和领导工作给近三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以极大的推动。关于傅先生的学术研究及成就，已有不少学者著文作了总结。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张仲谋《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沉思――傅璇琮先生学术思想论略》一文，将傅先生历来发表的短论文、序言和会议致词作了详细的搜集和梳理，清晰地呈现了傅先生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其中不少内容我都是第一次看到，从而惊讶地发现，我们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很多想法，其实傅先生早就考虑到并提出来了。他对学术问题和学术趋势的敏锐感觉，后来都一一贯穿于自己的研究中，也体现于多方面的学术规划和组织工作中。相比之下，傅先生在学术规划、组织、领导方面付出的努力及其相应的成就，谈的人还较少。实则傅先生在这方面付出的心血和精力，决不亚于他自己的学术研究。其内容涉及面之广和丰富，也决非三言两语轻易可述。我因在台湾任教，限于条件，一时难以搜集和整理这方面的材料，只能就自己多年追随傅先生，领受言传身教的体会，略谈一点感想。
从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到总编辑，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到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秘书长，傅先生近三十年的日常工作都与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组织、规划工作密不可分，他也尽可能地借助于所担任的学术职务和个人声望，在新时期的学术活动中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就我所知，他主持的重要学术工程就有《唐才子传校笺》、《唐人选唐诗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全宋诗》、《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中国古籍总目》等。通过这些大规模的集体合作项目，他不仅实现了自己从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时就形成的有计划地整理古典文学研究基本资料，以提高研究效率、推动学术快速发展的雄心，同时也培养了一支得力的研究队伍。回顾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历程，后一辈两辈的年轻学人，恐怕鲜有未参与过傅先生规划、主持的大型合作课题的。
我个人参与这些课题得到的收获一言难尽，所得傅先生的薰沐更是难以言喻。很多东西当时并不能体会，多年后经历相似的情境，方意识到傅先生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入人之深。他对学术的虔敬和执著，对世俗名利的淡泊，对同辈的谦逊，对后学的虚怀若谷，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多年来，唐代文学学会能葆有国内学术组织最好的风气，在海内外学界赢得一致的好评，无疑是与傅先生及其他多位前辈的表率作用分不开的。
1988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在一个下午快下班前，到中华书局拜见傅先生。当时他已任副总编辑，在办公室亲切地接待我，询问我一些学习、研究的情况，甚至还征求我对唐诗研究前景的看法，完全是用平等的姿态谈论学术，让我非常感动。顺便说到，这也是傅先生长久以来始终不变的学者本色。即便是多年后，他的学术地位和声望愈隆，面对年轻学人，也还是像当年延接我一样，平易而亲切。自毕业以后，我从前辈学者那里受到教益最多的就是傅先生。不仅学术上多蒙关心、提携，就是日常交往中也常能感受到他的厚爱。有一次闲谈中偶然提到我集邮，不久他就寄给我一些信封上剪下的邮票，后来还送给我非常珍贵的前辈学者手写的实寄封，令我感铭不已。
这么多年追随傅先生，我深知他为培养年轻学人、提携后辈付出了多少心血。不知道有多少位年轻学者的著作蒙傅先生赐序。在那个年轻人出书很不容易的年代，可以想见他的序言对后学会是多么有力的提携。1990年夏，傅先生在《唐诗论学丛稿》后记中写道：“近些年来，一些朋友在出版他们的著作之际，承蒙他们不弃，要我为他们的书写序。本来，我是服膺于‘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这两句话的，但在目前我们这样的文化环境里，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我觉得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也实在是一种相濡以沫。”后来傅先生将多年来写作的序言汇为一编，名之曰《濡沫集》，正寄寓了这层深心。
经历“新时期”的学人都不会忘记，学术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因为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曾有过一段人心涣散、学术冷落的时期。学人对社会环境和自身境遇都异常悲观，能坚守学术理想的人越来越少。值此之际，傅先生以他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为年轻学者的著作撰序，无疑是对学术景气的一大激励。那一批年轻学者后来都成了学界的中坚，回首往事，无不感念傅先生无私的提携和鼓励。 我自己因熟知傅先生事务繁冗，不忍再给他增添压力，没有请他作序，但多年来承蒙傅先生的关爱和提携不可更仆数。最让我感铭的是编纂《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一事。
早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承担了一项《中国现代科学全书》文学类的编纂工作，我负责唐代卷。该书的体例接近学科手册，涉及内容广，要求知识具有总结性和前沿性，以个人的力量很难胜任，因此我约请唐代文学界多位资深专家分题撰写，完成一部既有总结意义、又带有一定前瞻性的代表国内唐代文学研究水平的著作。全书三十多万字，作为便于初学的学科手册颇为合适。孰料书稿甫完成，项目却搁浅了。徐俊兄建议我将书稿送呈傅先生，请傅先生推荐出版。傅先生阅后，认为内容和体例都有特点，可以做成一个系列，于是嘱我拟定一个具体的研究、写作规划，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特邀研究员的身份，由我协助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作为2003年度重点课题立项。各分卷主持人分别由谭家健、赵敏俐（先秦两汉）、刘跃进（魏晋南北朝）、蒋寅（隋唐五代）、刘扬忠（宋）、张晶（辽金元）、郭英德（明）、蒋寅（清）担任。本来我是负责唐代卷的，清代卷一时物色不到合适的主持人，傅先生嘱我承担。当时我做清代诗学研究时间尚短，对清代文学及其研究者不太熟悉，决不敢应承。经傅先生再三鼓励，我实在无法推辞，只得勉为其难。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工作，《通论》全稿杀青。在与辽宁人民出版社商谈出版时，傅先生提出让我也署主编名，我感到很惶恐。虽然在项目申请和进行过程中，我做了一些统筹工作，但那都是照傅先生的指示，承担秘书的义务；况且我在所有分卷主持人中年纪最轻，怎么能与傅先生并列，僭署主编之名？我坚辞不可，出版社也认为总主编宜傅先生独署。但傅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社方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让我署副主编名，各位分卷主持人也予认可，这才议定。然而，几个月后书印出来，封面上我的名字竟然与傅先生并列为主编！这不用说是傅先生坚持的结果。
傅先生对后辈，就是这样的宽厚和奖掖，不遗余力地给予提携，同时对他们的工作也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公正的对待。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学者的美德和学术领导者的博大胸怀。清代批评家叶燮曾说：“古人之诗，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诗百代者，品量亦百代。”他历数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爱才乐善、推奖后进的事迹，不禁感叹：“自有天地以来，文章之能事，萃于此数人，决无更有胜之而出其上者，及观其乐善爱才之心，竟若然不自足。此其中怀阔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嫉忌忮之有？”（《原诗》）我觉得，傅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境界，除了取决于他的才华与勤奋之外，也是与他过人的品量分不开的。在学术方面，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其学百代者，其品量亦百代。
从学生时代拜读傅先生的著作，步踵他的足迹做大历诗歌研究，到参与他主持的项目，在他指导下完成合作研究课题，多年来追随傅先生，对他的长者之风我感受至深，也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包括如何对待学术，如何对待批评，如何对待前辈、同侪与后学，如何应对学术环境的异化。多年来，我对傅先生的敬仰和感激一直洋溢在心，没有机会表达出来。今值傅先生八秩华诞将临，聊以小文遥献南山之祝，并寄仰止之情。祝先生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让我们有更长久的追随，获得更多的启迪和教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谁伴闲人闲处闲？梅花枝上月团团。陶潜自爱吾庐好，李白休歌蜀道难。 林壑静，水云宽。十年无梦到长安。五更门外霜风恶，千尺青松傲岁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