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国人素有以里望代称名人的习惯，清末民初尤盛，因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之故，黎黄陂或黄陂即成为黎元洪的代名词。在民国初年，不论是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公报》、北洋政府的《政府公报》，还是《黎副总统政书》、《黎大总统文牍》，或是黎氏的书法作品以及相关书信、公函，均可找到“黎黄陂”或“黄陂”的印迹。
回望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颁布了东亚第一部共和法典――《鄂州约法》，在世界东方升起了第一面共和旗帜――九角十八星旗……谈及辛亥革命，作为武昌首义元勋、中华民国开国大都督，黎黄陂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叙介民国史，黎氏是唯一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不得不述及黎元洪。
1949年，一批辛亥首义志士相继赴台。尽管海峡两岸相隔，但两岸三地乃至海外华人一直以不同的形式纪念武昌首义这一二十世纪的伟大事件。早在1966年10月8日，即纪念武昌首义五十五周年前夕，经一批旅台湖北籍武昌首义元老发起，一份钩沉湖北地方文献的季刊《湖北文献》，正式在台北面世了。而且由辛亥元老、民国时期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先生首任发行人兼社长，他还亲笔题写刊名，且一直沿用至今。
万耀煌与武昌首义及黎氏的关系，可追溯到他的舅父夏寿康（清朝翰林，民初历任湖北都督府参议、湖北内务司司长、总统府秘书长及湖北省省长）。因万氏幼年家道中落，是舅父的资助，他才考入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学习的。毕业后投入黎元洪任统领的清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当兵。复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因成绩优秀，被推荐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深造。武昌起义爆发后，万绕道上海赴武昌参加革命，被黎氏任命为湖北军政府作战参谋和战时总司令部作战参谋，在汉阳前线参与指挥战斗。起义军失利从汉阳撤回武昌时，黎元洪离开武昌向东南方向的王家店撤退。后来，起义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定，需要加盖“黎大都督”的印章。万耀煌受命跑了几十里，终于在王家店找到了黎元洪一行，取到印信，从而使停战协定生效。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又是“首义之区”，是故《湖北文献》创刊后一直致力于“采风载籍”、“崇功纪事”。为了还原历史，先贤们自创刊号起，就组织旅台的首义志士，以亲身经历撰写回忆录，披露那段被尘封的历史真相，而且自第二期开始就设置“武昌首义”专栏，一直延续了四十八年计一九三期。其中万耀煌著述的《万耀煌回忆录》、《砚山老人杂忆录》、《参加辛亥首义记》等，也在《湖北文献》连载。《湖北文献》成为一个维系旅台湖北乡亲乡情、沟通鄂台交流的重要平台。
众所周知，黎元洪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大都督、“民国三杰”与民国元首。可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位民国开国元勋在台海两岸三地长期被边缘化。正如享誉国际的辛亥革命史权威章开沅先生在裴高才著《首义大都督黎元洪》的序言中所说：“长期以来，黎元洪就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且有共产党革命史观的影响，此外还有湖北地区若干首义志士的党同伐异，乃至挥之不去的潜在‘反清情结’。”
有鉴于此，《湖北文献》在归还黎前大总统的历史公正方面，贡献了绵薄之力。1971年10月，在《湖北文献》第二十一期――《武昌首义六十周年特刊》上，封面是孙中山的大幅黑白照片，扉页即刊载黎黄陂大都督身着西装的整版遗像，内文则配发了《黎元洪传》，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黎黄陂。同期还刊发了青年党党魁、教育社会学家、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前部长陈启天的文章――《中华民国开国与武昌首义》。文章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中华民国国史馆”编写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大事记’完全不提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未免抹煞历史。”
在《湖北文献》（第二十九期）1973年10月10日的纪念特刊上，发表了黎前大总统的同门兄弟、总统府副秘书长黎澍先生的现身说法：《黄陂黎宋卿先生与北洋军阀》。这里的黎澍，并非大陆史学家黎澍，他是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也是两岸驰名的书法家。他与黎元洪既是家门，又是世交。黎澍之父黎大钧，是清朝进士，官至大清银行监督，相当于现今央行行长。退休后寓住武昌与黎元洪相识，而后黎元洪认祖归宗，尊称黎大钧为叔，认黎澍为自家兄弟。
在辛亥年（1911）初春，新任湖广总督瑞（满洲正黄旗人）不满黎元洪不善逢迎于己，在军中主帅张彪的怂恿下，瑞已写好弹劾黎氏的奏章，准备呈报给清廷。黎大钧得知此事后，觉得事态严重，他以朝廷耆老的身份亟往面见瑞，询问其中原因。瑞煞有介事地答道：“黎大人，不是我跟黎协统过不去，是他不服从军令啊！”黎大钧说：“总督乃湖广的军事主帅，黎协统作为下属，安敢不遵？”瑞只有和盘托出：“他并非不听命于我，实不服从张（彪）统制命令也。”熟知清廷官制的黎大钧据理力争地申辩道：“总督大人，依陆军官制，混成协为独立协，原不应受张彪节制。”黎大钧一语中的，瑞一时语塞。而黎大钧毕竟是朝廷致仕的大佬，且此事非其主动，故无可无不可。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因满人颇重私谊，所以，瑞便问黎大钧与黎元洪是何亲属关系？黎大钧遂以“从子”（嫡侄）从容答道。瑞就送给黎大钧一个顺水人情，将弹章搁置，黎元洪得以无事。否则，极有可能降职或调离。此事不胫而走，时湖北人称：黎大钧此一转圜之力，殊大有造于黎元洪。
自从黎元洪就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同门兄弟黎澍就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了，历任黎大总统副秘书长、湖北军政府财政司司长、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在《黄陂黎宋卿先生与北洋军阀》一文中，黎澍作为亲历者与见证人，回顾了自己跟随黎前大总统北上，幽居瀛台与东厂胡同的见闻，叙介了黎大总统同北洋军阀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周旋、斗争的内情，受到史家的关注。同期的《湖北文献》还刊发了余远谋先生的《武昌首义成功的因素――兼论黎元洪的功过》，余文通过讲述黎公保释陷丙午之狱的党人季雨霖出狱，在首义前夕反对旗兵驻守楚望台军械库等史实，说明黎氏对武昌首义的历史贡献。
半个世纪以来，《湖北文献》始终将黎黄陂文史当作重要内容。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刊发了旅台学者、黎澍的同事沈云龙撰写的《黎元洪评传》。本书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后，让人们能够客观地认识黎黄陂。九十年代刊发了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江汉大学副校长涂文学教授等研究辛亥首义史的成果;2004年刊发了黎黄陂研究会理事长裴高才的《大总统与女神童的翰墨情》（《湖北文献》第一五五期），叙介了这位首义元勋与首义神童书法家的趣闻轶事。尤其是在辛亥百年期间，《湖北文献》图文并茂地选登了湖北家乡纪念武昌首义一百周年的活动盛况，在台岛引起了反响。其中《湖北文献》第一八二期刊载了作家裴高才撰写的《我的黎黄陂情结》，重点介绍了家乡出版关于黎黄陂的图书、画册、挂历、摄制的电视专题片等成果，以及竖立黎黄陂铜像、命名黎黄陂广场等“黎黄陂元素”。这些文稿既是作者对先哲的情结，也代表本刊对黎前大总统的追怀。
本人是台湾大学退休后执掌《湖北文献》的。记得在2006年10月8日，我与同人一道来汉参加台湾周时，省市给我们的礼品就是一部裴高才著《首义大都督黎元洪》。我们借此机会，还在汉隆重举行了纪念《湖北文献》创刊四十周年活动。时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孙亚夫，省市领导鲍隆清、陈春林、叶金生、单大年;台湾“行政院”前院长李焕、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新党主席郁慕明、国民党中常委杨亭云等，以及湖北地区的一批研究辛亥文化、荆楚文化的专家学者代表皮明庥、冯天瑜、严昌洪等，一同赏光。大家济济一堂，共商两岸钩沉辛亥革命史事，至今记忆犹新。
近年来，《湖北文献》与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建立起友好的合作交流机制。并且在家乡设立了“湖北文献社硕博士研究生奖学金”，以奖励对包括辛亥首义史在内的湖北地方文献、人物、史事研究有所创获的高校研究生。迄今奖学金已颁发了七届，先后有数十位湖北学子获奖。我们向家乡父老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钩沉以武昌首义史为重点的荆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