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界还在为厘清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非虚构等等这些概念争辩之时，湖南的报告文学作家们又一次负笈出发，默默远行了。他们或走进莽莽群山，在古老的土地上挖掘鲜活的历史故事；或把眼光投向底层，将书写的话语权交给永不发声的弱势群体，讲述他们的苦难和悲辛；他们走出湖湘大地，胸怀国家和民族命运，写就军事科技成就的自豪；他们秉持正义，缅怀英雄，让被误读被淡化的丰功伟绩不再雪藏……他们可以在大历史大时代的雄壮激越里挥毫泼墨，也可以沉潜民间，把小人物的故事讲得血肉丰满。在报告文学文体被诟病和轻视的现状下，湖南作家们放下凌空虚蹈的文体争论，用实际行动一次次交出答卷，他们把行走得来的珍贵材料凝聚成有生命温度的文字，以此来证明纪实的价值。追踪溯源，中国叙事作品包含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且以历史叙事为肇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实文学巨构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纪实文学的范式；从地域传统来看，湖湘文化中重要的“经世致用”的理学传统，在他们的写作中有着难得的传承，作家们身上还体现着脚踏实地、霸蛮吃苦的湘人性格。2016年，湖南报告文学创作延续了上述历史传统，在历史感和当代性之间做自觉融合，面对大主题和小题材能得体把握，文本践行着报告文学“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文体担当，彰显了强大的道德情感力量，最终集合成丰硕的创作实绩。
一、历史记事 革命传奇
湖湘大地是红色革命重镇 ，近代以来，无数有识之士从这里走向中国革命，担负起国家兴亡；无数湖湘百姓们也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做出了巨大牺牲。他们和这片红色的土地一起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英雄，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和亲历者。历史里太多丰富的细节等待作家们发掘，对真相的尊重，就是对生命和历史的尊重，我们不能看着英雄远去，尸骨无名而无动于衷。湖南的报告文学作家们有与生俱来的责任去记录和书写这段历史的荣光与悲壮。近年来，以挖掘红色故事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多有涌现，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特殊年份，这一题材的写作更是佳作频出，收获颇丰。
2016年，是余艳继《杨开慧》《板仓绝唱》之后的又一创作丰收年。她说“创作《杨开慧》《板仓绝唱》之后，我身上似乎就带着某种气息，挥之不去。无论绕多远、走多长，像血一样流淌在生命里的气息……‘湘妹子’也该是我们的血性标签！沿袭那红色又湖湘的气息，是我们必须完成的精神传承。”
中篇《湘妹子的万水千山》写的是湘女长征的故事，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革命母亲葛健豪，教育家唐群英、曾宝荪，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妇女部长向警予，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等都是湘妹子，刘少奇、任弼时、贺龙、张闻天、萧克等领导人夫人也多为湘人。作品把参加革命的湘妹子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观照，她重情重义、泼辣率性、吃苦霸蛮，在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占据了耀眼的“半边天”，革命也因她们而具有了浪漫主义色彩。她们有“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果敢，有“革命理想大于天”的豪情。她们除了要和男性一样要经受战争和自然环境严酷的考验，还要承受生理上特殊的病痛和牺牲。读懂这些女性，才能更深刻理解长征的另一种伟大。传统的中国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少有实现自我追求的思想和机会。近现代启蒙之后，越来越多的女子觉悟起来，主动加入革命队伍，参与社会事务，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实现人生价值。余艳笔下的湘妹子们就是这么一群人，她们泼辣刚烈，有主见有胆量，在投身革命之时就坚定了人生道路的选择，她们的信仰是有爱的信仰，她们的爱情是有信仰的爱情。她们与爱人志同道合，并肩战斗，以树的形象和爱人站在一起，共同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这就是革命的湘妹子们坚贞伟大的爱情和信念。在党组织活动中有她们的飒爽英姿；她们在伟人们革命事业的背后默默奉献；她们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呐喊和践行者；她们用生命铸就了“大情大爱、至刚至柔、坚毅执着、勤劳聪慧”的湘女精神。作者更是希望用“湘女精神”激励当今青年人。湘女们用一生的奉献牺牲证明坚定不移的信仰，以至柔至刚的女性力量成为革命中的一种坚韧的存在。作者还想到女性对家庭的重要意义。“家有贤妻，胜过国有良相。”一个家庭贤内助能够使家风纯正，是社会廉洁清明的重要内因。从典型湘女的革命人生路出发，作者一步步走进她们深挚内敛又刚烈坚韧的内心世界，落笔之处，情动于衷，作者并未因女性视角和女性题材把作品基调定位于柔婉和煽情，她把握着湘女们的精神脉络，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凸显出她们的大情大爱、大忠大义。这就使作品超越一人一物的小情小爱，而有了更大的格局和气度。我们还关注到，《断翅天使飞》《婆媳走长征》《一个人的长征》《母女长征事》《离家去长征》，以及有关 “长征故事”的四个短篇《湘妹子讲湘妹子的故事》在《光明日报》、中国作家网等重要刊物和网站上连续推出。作者今年还出版了中短篇报告文学集《一路芬芳》，儿童纪实文学《追梦密码》，长篇报告文学《家国万岁》；三个短篇报告文学《爱在血缘之上》《泸溪红橙会唱歌》《南雄南 板仓北》在《中国报告文学》杂志上刊出；《一张地图划过70年》被收入《2015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选本，另有《何继善传》正在出版之中。
余艳志业于报告文学写作之前，以写小说和散文见长。她思维灵动，想象力丰富，文笔优美，写作中能融各个文体之长，为我所用，少有拘泥之时，是一位有才气的作家，这样的创作者加入报告文学队伍是值得欣喜的，某种程度上能改观报告文学创作中呈现出的呆板迟滞之气，给文体的鲜活变化带来契机。
纪红建是近年来湖南最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十多年前他的长篇报告文学《哑巴红军》被文坛所熟知后，就一直在这一领域耕耘。在长期的探索中，他的写作也渐入佳境，今年就推出了两个有分量的红军题材长篇：《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与铁流合作）和《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
《见证》是一部及时抢救中国农村红色革命历史、记录建国前老党员生平事迹的可贵作品。老党员年岁已高，随着他们的逝去，一段革命历史也就此掩埋，两位作者意识到了这个题材的重要和紧迫性，就此深入沂蒙革命老区，挖掘这一“红色群落”的先进事迹，记录老党员们的传奇人生，以展现共产党人的精神本色和宝贵品质。 革命时期，他们浴血奋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和惨烈牺牲。战争胜利后，他们甘愿回到农村，过着最朴实的庄稼人生活，不居功，不逐利，他们以毕生的选择和经历谨守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 在这些革命者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员的信仰之美。《见证》在《当代》首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协主持在北京召开了大型研讨会。《人民日报》《新华文摘》《党建》等数十家重要媒体进行了报道和评论，该作已入选《中国纪实文学年度佳作2016》一书。
另一个长篇《马桑树儿搭灯台》则是对湘西北红色革命故事的采写和挖掘。作品首发于《中国作家・纪实》，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贺龙同志故乡桑植召开了研讨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南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相继报道，并刊发评论文章，作品已入选《2016中国年度报告文学》。作者抵达现场，对湖南桑植的红色故事进行深入采写挖掘，避免表象化呈现，在故事和人物里寻找红色文化基因，彰显文化自信。近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革命往事被淡化、歪曲，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这就特别需要我们的作家拿起笔来，严肃对待历史，严谨书写革命往事，带给读者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文学读本。《马桑树儿搭灯台》就是这么一个具有抢救与保存地方红色历史、兼具文学性和文献史志性的可贵文本。
这是一次始于寻找的历史写作。作者没有将人物故事抽象成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形象，把个体生动的故事积聚起来，独特丰富的历史真相亦由此呈现，立体可感。因人而有故事，在故事里写人。大历史在他们身上投下印记，一个个普通人的传奇合成为一个革命历史的图景。但这恰恰是中国革命波澜壮阔背后最坚实又最安静的生之力量，是浩荡历史长河中永远鲜活动人的中国故事。作者在众人的讲述中完善历史场景，这些讲述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历史现场，丰富性从口述历史中呈现出来。作者给予他们充分表达的权利，大量生活轶事和方言俚语渗入其间，故事的讲述因而生动起来。作者更是在湘西民歌里去探寻故事生长的文化基因。民歌浓缩着的是一个民族和地域的生存史、情感史、精神史和心灵史，湘西北人民性格如山一般“安于义理，厚重不迁”。作者深知这才是托举人物和故事的厚重底子，于是他从抗战故事的记录逐渐走向这片湘楚文化的内在肌理，有意识地突破简单表现生活的维度，以理性和自觉来认知和发现历史生活的复杂性，他意R到必须要重读湘西，写出这里被长期遮蔽的一面。
作者说：“要写出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品，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必须坚持用“脚步”写作。是一名作家高度自觉参与的表现，更是勇气与毅力、道义与良知、责任与担当的充分表达。这是作家身心的投入，是对内在激情的唤起，更是精神的行走。”从《见证》《马桑树儿搭灯台》这两个作品来看，作者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文学承诺，我们期待纪红建在逐渐成熟起来的创作风格下呈现更多精良之作。
写革命战争，必写英雄传奇。粟裕――用兵如神的开国大将，叱咤沙场，谋无遗策，对祖国赤胆忠心，令敌人闻风丧胆。然，和平时期粟裕遭受了不公待遇，其战绩被淡化甚至抹杀。英雄蒙冤，文士仗义。十年来，张雄文由此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粟裕将军的传记作品：《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名将粟裕珍闻录》《毛泽东粟裕与淮海决战》《战场上的粟裕》，以此还原粟裕真实的人生经历和战争伟绩，一时洛阳纸贵。
即将出版的《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是粟裕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与粟裕家人直接联系，参考了大量珍贵史料，严谨写作，从战争岁月的金戈铁马写到和平年代的含冤忍辱；全书分战事、人事、威望、战绩、蒙冤、战史、战友、部下八个部分，篇章既独立又整合一体，揭开了战史军史上的诸多未解之谜，批露了他人生起伏背后的历史隐情，呈现出一个更为真实的粟裕。作品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这无疑将满足诸多专家学者和军史爱好者的研读需求，对粟裕一生的客观公允评价也将有重大意义。
《多是横戈马上行――野战统帅粟裕》是作者又一传记之作。全书以简练、生动而客观的文笔，以粟裕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为主线，再现了这位 “无冕元帅”的传奇人生。作者深入研究粟裕的战争策略，将其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远见卓识展示给读者，也写出了他为守护和平竭忠尽智、枕戈待旦的忠肝义胆。要写好粟裕这位遭受了很大误解的英雄人物，需要真正秉笔直书的勇气以及对粟裕真挚热爱的感情，张雄文以其深谙太史公司马迁真谛之功力，表现出了真切的感情、敢说真话的勇气、纵横捭阖的才气和为英雄颂赞的豪迈之气，以滔滔雄文衬粟裕之雄韬武略，文气、霸气、浩然之气相映生辉；英雄之慨、兴亡之叹沉于字里行间。作者还透露《开国野战军五大主将》一书已通过政审，另外《粟裕的这一生》也正在写作当中。此外，浏阳作家丁纯兰也写了系列红色人物，如《霞姑杨开慧》《夫妻一起走过长征路》《纪念辛亥革命元勋焦达峰夫人》等。
二、 军事科技 国之重器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显示的是一个国家从贫弱到强盛的过程，中国用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军事领域的自主创新对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来说则更加重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报告文学”成为纪实文学的重要一脉，李鸣生、徐剑、黄传会等部队作家是这一题材创作领域的代表。但就整体创作而言，仍然与我国军事科技所取得的成就不相称。一方面，这一领域值得书写的题材和人物众多，读者也有强烈的阅读期待与了解军事知识的好奇；一方面题材的艰深、内容的枯燥、行业的隔膜又困扰着有志于此的创作者。二者的间隙为报告文学创作者提供了写作契机。
国防科技大学的军事作家龚盛辉近年来投身到这一写作领域，并取得一定成就。作者认为：“作为一种特定题材，军事科技事业所蕴含的诸如国家利益、民族精神、战略博弈、哲学思辨、战争形态、武器装备等等元素，不仅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军旅文学浓墨重彩的书写内容和表现对象。”作品《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与曾凡解合作）记叙的就是国防科大计算机团队从电子管、晶体管计算机到“银河”系列、“天河”系列巨型机的发展历程，首次全面、清晰地展示了中国“超算”的强国之路。作者把超算技术与我国“两弹一星”等重大国防工程建设相对照、与世界强国在超算领域的竞争角逐相联结，把我国60年超算技术发展史，写成了波澜壮阔的我军现代化建设史，读来振奋人心。 然而，用文学叙事的激情表现科技研究的严谨存在一定难度，能否把枯燥艰涩的内容用文学的手法形象直观地表达出来，让普通读者不但能读懂，而且饶有兴味地读下去，就足见写作者的心思和功力了。龚盛辉的作品无疑在此处下了功夫。他首先要自己钻研，弄懂，然后用日常百姓的生活话语表达出来，比如在表现磁悬列车技术的“整车稳定悬浮控制”概念时，他把它喻为“壮汉抬水”――“它就像四五个壮汉抬着一大桶水在山间小道上奔跑，既要跑得快，还要桶里的水不晃荡”，让读者感觉高科技不仅在大家身边，而且充满情趣。科技工作面对的是枯燥的数据和概念，生动的细节、精彩的故事少之又少，而报告文学写作又必须忠于事实，不能像小说、戏剧那样天马行空，这就出现了“必须写人”与“难以写人”的悖论。作者因而处处留心他们的生活趣事，积累了很多生动细节。这样的细节只需一两个，便能鲜活地立起一个人物形象。龚盛辉说“要想写好军事科技题材，作家必须树立为科技工作者写传的意识，力求把人的戏份写足、写好、写出真性情。作家要走进他们的灵魂深处，表达他们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深入他们的情感世界，记叙他们的喜怒哀乐；融入他们的实际生活，了解他们的酸甜苦辣；体味他们的成长经历，刻画他们的个性特质；既注重展现科技工作者取得的科技成果，也注意呈现他们创造的精神之花；既叙写他们的科研实践，也展示他们的家庭爱情；既描写他们创业的艰难，也表达他们的思想矛盾，力求使得人物形象生动、丰富、立体起来。”《决战崛起》中慈云桂就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科学家，他在伦敦美丽的夜景下忧思难过，为祖国落后的科技发展水平深夜难眠。在酷暑的长沙，埋头实验，汗流浃背，不开风扇，以避免图纸乱飞，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他带领团队用落后元器件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每秒100万次计算机，确保了我国洲际导弹首次发射成功。作品还塑造了一系列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科学家群像：如宋振龙为排除调试故障，以致婚礼由新娘一人完成；胡世平忙于工作，错过给高龄母亲送终；“天河巾帼英雄”卢宇彤，每天只睡两小时，更谈不上抽时间辅导孩子……科学家们身上有一股浩然之气，他们是真正的国之英雄，应当被祖国和人民永远铭记。作品既写史，又写人，写史时客观、准确，写人时有情感、有温度。写人记事，都是置于国际军事与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立意高远，视野开阔。该作可看成是近年科技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它虽在思想深度、情感力度与文学的审美价值等方面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作为一部高扬民族正气与时代精神，且独具认识价值与社会意义的作品，无疑应予充分肯定。今年3月，作品研讨会在中国作协举行，与会专家给予了作品很高评价，认为该作品紧扣了中国梦这一时代主题，是一部激起我们民族伟大豪情的报告文学作品，读来鼓舞人心。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媒体对研讨会进行了采访报道。此外，今年作者还在《中国报告文学》6月号头题发表了《国之重器诞生记》，并入选《2016中国报告文学年选》，作者另有长篇报告文学《国眼――中国北斗导航定位工程建设纪实》入选全军重点扶持项目。我们有理由期待着作者呈现给读者更多更好的作品。
三、笔触当下 纸背锋芒
湖南一直是报告文学重镇，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湖南的报告文学作家紧紧追踪时代与社会的变革，及时生动反映国家和社会现实，涌现出了一批批卓有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歌颂时代进步、祖国强盛是作品的应有之意；“哀民生之多艰”，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史传传统，直抵问题本质的胆量和智慧则是自屈原以来的士大夫之责。无数正反、大小的主题人物集合起来，呈现的就是立体丰满的中国故事。
湘西这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人们从沈从文先生营造的文学世界里看到了这里的田园牧歌般的美好，但这美好的背后也真实存在着贫困和疾苦。沉重的现实问题面前，报告文学从不缺席，这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品质和职责。长篇报告文学《逐梦――湘西扶贫纪事》是湘西作家龙宁英历时两年创作的一部反映湘西扶贫史的著作，同时也是她创作的第一部报告文学。这个题材是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的一个命题作文，作者并未因此束缚手脚写成一个宣传式习作。她以时间为序，以扶贫行动为节点，回溯湘西扶贫之路的艰难历程，形成事物发展的清晰脉络。她行走在湘西的山寨深处，走访众多扶贫点，在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基础上进行创作，这符合真正报告文学的写作规律，也秉持了一个真正有责任感作家的创作态度。在“贫困”这个主题里，人们身上闪烁着情义、担当、奉献这样高贵的人类情感，作者被这些善与美感动着，在真实记录的文字里，涌动着炙热深情。龙宁英是一个苗族作家，她的生命与这片热土相融，风俗民情相熟，性情习惯相当，当大多数人对湘西这个古老神秘的土地用闯入者的身份和“他者”的眼光去猎奇时，她以一个永久的在场者身份把握了这里的真实气息，主题、人物、土地的关系自发天成。这就避免了假大空的口号式宣传，也在客观展现现实情形的同时，巧妙地把握了文本的主体性。有一定历史感，又关注当代性，客观叙事之上有主体性参与，作品也就因此有了更为开阔的气象。该作问世后反响较为强烈，在长沙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专家们给予了很高评价，全国各大报刊发有相关评论，并最终荣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骏马奖评委卓今评说道“龙宁英将历史线索清理与现实因素结合起来，用数据和实例说话，进行了科学立体的分析，既有宏^叙述，又有微观典型。作者走访了湘西的村村寨寨，获取大量原始材料，用生动的例子解答了究竟什么是扶贫。”
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我国现在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人口结构失调，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美好的田园生活已不复存在，乡村凋敝萧条，老人孤苦寂寞是如今乡村的现实。到2014年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作家彭晓玲本以散文写作闻名，但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写作及工作，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相距太远了，好像浮在虚空里”，于是转身坚定地走向了大地民生，关注起这些独自生活的空巢老人。我们看到这些“巢”里生活着只吃一顿饭的老人、希望早些死去的老人、儿不归巢的老人……作品试图唤起传统家庭伦理的责任和义务，对乡土中国逐渐凋敝乃至消失的焦虑和担忧，呼吁整个社会结构和成员的觉悟起来，为今天的老人，明天的自己做点什么。作者对老人们的凄凉晚景深怀怜悯，将思维和笔触伸向问题的根源，希望对问题做出回答。空巢问题一方面是经济困难，老人们家庭贫困，儿女打工，老无所依，生活困窘；一方面是精神困境，孝道失落，或者失去子女，内心孤苦寂寞。作者感慨：“最好不要孤独，最好不要困顿，最好不要病痛，只要安然而逝！”经济上，加大农业投入，加快农村建设，让劳动力回乡工作也能赚钱养家；精神上，呼唤传统孝道的回归，寻找一条人性救赎之道。作者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政府、民间、个体共同努力应对的社会问题，应尽早在思想、理论、法规、政策、物质、社会伦理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准备，方能得到有效解决方案。如何在时代变化中，转变养老观念，这也是作者提供给读者的一个思考点。文学是抵达人心，与现实直接对话的一种独特方式。作者内心的悲悯，细腻的笔触，日常化的叙事，感情的凝重在字里行间流淌，这种散文化的文风无疑在纪实的枯燥和问题的沉重表达上增添了文学的审美性，而情感力量永远是文学打动人心的所在，读者与作者一道走进故事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与他们同歌哭，共悲戚。 这部作品自2016年3月出版后即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青年报》率先推出整版专题报道，之后中国作家网等各大网站进行了转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重要报刊杂志推出作品评论；作品研讨会于9月在北京举行。一个指向当下重大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能引起舆论轰动，获得广泛关注和讨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问题报告文学全盛时期较为多见，在今天这个娱乐消费时代则殊为难得。作品以反思和诘问的姿态保持了作品的主体性，发挥了报告文学干预生活、批判现实的文体功能，彰显了报告文学写作的立场和态度。
韩生学是湖南怀化一名计生干部，出于职业的敏感他更早关注到了中国人口问题，2015年他发表了报告文学《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关注，《新华文摘》在第一时间转载，《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对作者进行了专访。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人口与未来研讨会” 还专门邀请韩生学参加并作主题发言。今年，在此基础上他写作了《中国人口安全调查――“全面二孩”周年回眸》一作，关注的是中国的 “二孩”政策实施一年后的情形。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今天一系列的问题开始出现，人口形势严峻。作品以调查数据和实例谈到了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乡村小学因入学人数少而面临关闭、失独家庭、兵源紧张、劳动力不足等问题的严峻现实，由此写到二孩政策的出台，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生苦乐悲喜。从作品来看，作者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在二孩政策刚刚实施一年的时间点上，就看到了这背后隐含的各种复杂情形。人口安全、家庭伦理、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等等联动性问题的存在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报告文学作家有责任和义务为读者梳理，并引导大家思考。这样有问题意识的写作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显示了报告文学存在的分量，该作也当之无愧的入选了《2016湖南报告文学年选》。
社会犯罪问题也是报告文学作家关注的较多的问题领域之一。阮梅多年来一直将视线投向少年儿童，先后跨省从事农村留守儿童成长问题调查、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调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调查，继去年发表影响甚大的《罪童泪》之后，今年又写下了关于网瘾少年犯心路历程的报告文学《游戏》，发表在《儿童文学》。作者一方面记录他们的罪，以此反思社会，警示世人，又深怀母爱之心，从心灵深处去贴近、抚慰这些曾经受伤的心灵，以唤起他们心底的暖意和善良。作品有犀利的揭示和诘问，但更充满着人性的大爱。作者另外在《儿童文学》上还发表了儿童纪实书信体作品三篇：《不要说出来》《别人的错》《生命的姿势》。胡勇平是湖南有名的律师，自八年前开通国内首条投案自首律师劝导热线至今，各种罪与罚、善与恶的人生故事在这里演绎，劝导在逃者投案自首是一次次天使与魔鬼的较量，是正义对人性的救赎。作者整理了三个典型的小故事，集合成短篇《与潜逃者对话》，以小说的叙事笔法讲真实故事，引人入胜又警醒世人。
四、 民生世情 人性光辉
战争时代造就气吞山河的革命英雄，和平时期也会产生平凡中见伟大的模范人物。他们在生活的细节里点滴奉献，或者在危难时刻闪耀出人性光辉，报告文学作家们一样书写着他们的传奇。
近几年，胡启明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与生命有关的人和事业，并给作品命名为“生命系列”。《一个异国护士的中国梦》发在《北京文学》2016年第一期头条，记录了一个义务在中国做儿童临终关怀的英国护士金玲的故事。十多年来，金玲夫妇开办的临终儿童关怀中心给一百多名重疾儿童以母爱般的温暖和安慰，送他们人生最后一程。这是一群边缘人的故事，作者在赞美高尚人性之时，更开展了对生命的思考，也许正如他题记所引用护士的话“我做的一切，就是让孩子短暂的生命享受世间的幸福与尊严。”一样，他的写作大概是为了让这些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们留下应有的印记，也让人更贴近生死，思考生命本身的意义吧。据作者透露，目前正在写的《生命的礼物》，是一部关于中国遗体器官捐献的纪实作品，为我们讲述另一些有关生命的故事。
公安作家欧阳伟关注的多是默默无闻又奉献大爱的基层警察，写下他们的故事是他自觉的一份责任所在。《侗乡苗寨的“边关大将”》就是这样一个作品。乡村民警龙崇内与百姓打交道有方法，有爱心，深受民众爱戴；他投身工作而对家庭照顾不周，在失去独生女儿时，独自承受痛苦，铮铮男儿落泪……他说“我不是什么‘边关大将’，只是一个‘边关警察’。”“我们要把最边远的地方坚守好，让老百姓放心、安心、开心。” 一个朴实又伟岸的基层民警形象跃然纸上。 作者在写熟悉生活的同时，不忘拓宽领域，《心灵成长的福地》一作关注的是广东新兴县城的教育事业，思考尊师重教传统与人口素质和经济建设间的关系。此外，《一个所长一个兵》《父子便衣队》《侠义何止在岳塘》《决不趴下》《公道》等短篇，也是为身边的小人物写下他们的人生传奇。王杏芬在散文创作的同时兼及报告文学写作，以女性视角介入写作对象，文风婉转细腻。发表在今年5月份《文艺报》上的《山里的精灵》，刻画了大龙潭金丝猴研究基地的专家和饲养员们，他们在大山里默默无闻，做着不为人知却极有意义的工作，作品人物塑造各有特点，文笔优美。王杏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行走南北，其描写不为物欲所动、坚守西北边陲为祖国治理沙害的当代科学家屈建军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漠游侠》已付梓印刷，不日出版。目前有关于革命女性题材的作品正在写作中。高汉武发表在《北京日报》的《掌灯人》写的是几对乡村小学教师的感人事迹，也是写大时代的小人物故事，短小精悍，达意明确。
何宇红是长沙本土作家，她的写作往往善于从身边熟悉的题材开始。《雷锋在1958》就是因榕既坏弥身边一位老者曾是雷锋幼年玩伴而展开调查写作的，塑造了一个年轻生动、机灵调皮的童年雷锋形象。今年她就身边发生的小学生见义勇为事件写下了短篇《青春修炼手册》，记录下孩童的美好心灵，笔调明朗纯净。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纪实版，并被纳入2016中国报告中短篇报告文学专项工程。杨华方创作的《一幅人性最美的画卷》写的也是一个见义勇为的故事。主人公段江华是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一位油画教授，2015年3月因冒着严寒跳入湖中抢救落水儿童，被网友们称为“最美画家”“最美教师”，也受到国家中宣部的表彰。二位写作者都尽力避免把主人公的事迹当成一个简单的宣传故事来写，有意识地避开了新闻式的表面呈现，也不对他们进行模范式的道德绑架，而是展开了一段人生经历的探寻，带着读者从一个人的人生底子上去认识人物。一个人遇事做出的选择往往与他所有的人生经验有关，经历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塑造。前者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但父母宽厚善良，在学校，她得到的也是积极正面的教育，因而孩子性格单纯快乐，乐于助人。后者则得益于湘西故土的醇厚、父母亲人的朴实和修养、师长高尚的人格和艺术观、妻子的善良仁义，从而拥有健康完善的人格，懂得爱和付出，他也在教书育人中把它们传递给自己的学生。他所受的教养和熏陶使他形成了有历史意识的审美观，革命和爱国主义的情怀始终是他绘画创作的基调，作品也多次获得艺术大奖。段江华曾向美国艺术批评家罗伯特表述自已的观点时认为：“我发现弱与柔的趋势在当代艺术中蔓延，这缺乏一种男性的力量，缺乏强壮和神圣的感觉。我想用我的作品去表达。我的作品强烈聚焦在这个方面，这是一种超强的感觉，充满力量又纯净的事。这是对力量的崇拜。我想这是对现代艺术现象的一个绝好处理方式。我从另一个观点和需要表达，并将一种精神注射在其中。”叙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二位主人公救人的举动是不突兀的，与成长环境和长期所受教育有很大关系。作者的写作因进入了人物内部而获得了深层的价值，人物有深度，故事有厚度，这是简单的报道写作力所不能及的。 五、文史笔记 风雅纪实
在以叙事为主的报告文学写作之外，还有一些散文化的纪实作品也值得关注。衡阳作家甘建华凭借《冷湖那个地方》《西部之西》等作品获得2016年度“第七届冰心散文奖”“首届丝路散文奖”奖项。他的报告文学写作是与散文写作紧密结合的类型，可称为纪实散文。作品以西部人文地理为依托，展开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书写，文史并存，纪实在抒情中完成。从《冷湖那个地方》开始，作者用众多地名或人名做小标题，概括归纳一系列与主题有关的知识，到《柴_木文事》，系列关键词之间可独立可整合，叙事中引经据典、搜集逸闻、考辨史实，形成一部生动的“人文地理纪实词典”，《西望土花沟》则是这一写作特点的代表篇目。朔风与黄沙千年雕刻的土地，亘古荒凉，这里几乎是一处孤绝于中国山水审美意境之外的存在，但一批批中国石油人顽强地驻扎下来，新中国的石油在这里喷薄而出，造福了几代人民，作者从地理学、文学的角度勾勒了这里的景与人。在流寓西部的纪实文学作家中，甘建华以深情抒写柴达木而成为代表人物之一。
聂元松与龙宁英一样是来自湘西的少数民族作家，龙宁英目光所及是当代湘西的变化，聂元松则将视线投向故土的深处。继《湘西叙事》这本散文集之后，作者出版了新作《湘西记忆》，详细记述了十八种弥足珍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这些技艺传承人的故事。《祖先写真》《守望图腾》可看成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深藏于民间的智慧令人惊叹却又在现代文明之中几近消失，作者以社会学者的方式采访，以散文写作者的细腻行文，为文化湘西留下了珍贵的一笔，她也在这样的写作中不断确认自己的民族和地域身份。只是，作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介入相对有限，在记录的层面停留较多，深入的文化和社会学意义有待更多挖掘。
而在报告文学评论方面，湖南大学的章罗生教授是最忠实的报告文学研究者。他以此为志业，数载耕耘，既评论名家名作，也提携鼓舞新人创作；既做当下批评，也做史的著述，成果丰硕。今年，他基本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研究”，分析当代中国纪实类作品的现状和问题；发表学术论文9篇，《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纪实传统的现代转型》《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探讨近现代重要作家与纪实创作的关系；关于当前湖南报告文学作家的新作研究则有以下数篇：《“红色”题材与湖南的纪实文学创作――以余艳的“杨开慧系列”为考察重点》《首次全面展示中国“超算”强国之路――读后》《为中国文史笔记写作开一新路――甘建华新著读后》《赵志超“毛泽东系列”创作的价值与意义》《价值厚重，意义非凡――读后》。此外，青年学者中晏杰雄也对报告文学有所关注。
2016年湖南报告文学界还有一件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湖南报告文学》杂志创刊。刊物由省报告文学学会主办，是湖南乃至全国第一本省级纯报告文学刊物，意在搭建湖南报告文学作家与全国报告文学作家交流的桥梁，为报告文学作家提供发表平台，发现和培养报告文学后继人才，也成为挖掘湖南元素，讲好湖南故事的重要阵地。此外，2016年3月，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承办的第二届“中国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论坛”在韶山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与专家学者，围绕“报告美丽中国，传承红色基因”和“非虚构、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的融合发展”的主题展开了积极探讨。
当下文学创作存在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作家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担当，转向自我封闭的小众圈子。文学与生俱来应有的道德情操和情感力量被弱化甚至被否定，大量脱离生活、远离民生的文字生产出来，文学成为虚构的游戏，或者自我的呓语，幸而还有报告文学在艰难的处境下依旧挺立。湖南的报告文学作家们有着可贵的情感态度，不论是触及历史题材，还是书写当下社会，都是在用纪实之笔记录并呈现中国故事。他们热爱生活，行走大地，赞美高尚，鞭笞黑暗，阅读他们的作品，你能感受到文字的温度，这样有态度的文学创作是难得的。“情”乃“立文之本”“繁采寡情，味之必厌”{1}，评论家谢有顺也说：“今天的作家，普遍耽于幻想，热衷虚构，惟独不会看，不会听，不会闻，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头脑写作，而从来没有想过，作家有时也是要用耳朵写作、用鼻子写作、用眼睛写作的。他们只记得自己有头脑，没想到自己有心肠，也没想到自己还有眼睛、鼻子、耳朵、舌头。作家的感官一旦向外面的世界关闭，转而成为脱离生活实践的观念写作，他们笔下的世界，就一定是静默的，也是单调的。感官的解放，可能是把文学从苍白境地里拯救出来的唯一途径。”{2}湖南报告文学作家们在用心用情写作上问心无愧。
问题在于，情感态度之外的深度写作在报告文学作品上有较大欠缺。大量作品还是囿于一人一事的写作模式，根据采访时间和内容，一路单性叙事，缺乏对素材的深加工能力。这是涉及到报告文学创作现状的普遍问题，即文学性欠缺。真正的文学性不是简单理解为语言优美、形式精巧等方面，而是为作品提供一个整体的阅读氛围。这个诗意氛围的营造可能需要作家有大量的经典阅读积累，在纪实资料稠密枯燥的传达中为读者提供一个审美的维度。更重要的，人类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品必定都是以其思想的厚度在时间的大浪淘沙里铸成经典。思想乃一个作品的灵魂，写下纸面文字，意寄纸背心情，思想深度决定着一个作品最终能走多远。我们的作家们当然也是指向问题写作的，只是大量叙事之后真正触及到问题时往往浅尝辄止，只用少量章节简单回应。问题的提出和问题深层原因分析都显得表面化，隐晦化。我们期盼看到报告文学作家放下功利、秉笔直书、敢写敢为，有对深层问题进行分析的勇敢和能力，从本质上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
注释：
①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页。
②谢有顺：《对现实和人心的解析――以散文写作为例》，《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