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干宝创作的《搜神记》是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三王墓》是其中思想意蕴和艺术水平较高的一篇。《三王墓》的故事源自中国古代干将莫邪的传说，其本事在西汉刘向的《列士传》、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和三国魏曹丕的《列异传》中均有记载，干宝对此本事既有所继承又有自己的想象和创新，其中寄寓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与生命意识。荆轲刺秦故事与《三王墓》同为复仇主题，都产生于文言小说的雏形时期，二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可感、千古流传，且都对后世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等各种小说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在梳理《三王墓》故事的源流演变过程中，动态地探讨其与荆轲刺秦故事之同异，以期能获得对这两个故事更为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三王墓》;干宝;荆轲刺秦;同异
一、《三王墓》故事的源流及演变
《三王墓》故事的原型应是干将莫邪的传说。而干将莫邪一开始并不是作为铸剑师的名字出现的，而是两把利剑的名字。王念孙曾云：“干将、莫邪，皆连语，以状其锋刃之利，非人名也。”[1]到西汉刘向的《列士传》和《孝子传》中，干将莫邪已成为剑师的名字，并且《三王墓》的故事已经初具规模，《孝子传》的记载与之相似。可见，到了西汉，干将莫邪为君王铸剑被杀，后其子复仇的故事已然成型，并对其后干宝创作《搜神记》中的《三王墓》故事提供了线索和素材。
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当中也记载了干将莫邪之事，它是分成两段来记述的，合则为一个故事的两个阶段，分则可看成两个独立的故事。《吴越春秋》不同于正史之处在于它具有明显的杂史杂传特征，它发展了《列士传》中关于三王墓的传说，添加了人物对话，体现了杂史杂传向小说的过渡。三国时，曹丕创作的《列异传》中也记载了这段传说。可以说，干宝创作《三王墓》故事的直接来源就是曹丕的《列异传》。
东晋干宝《搜神记》中的《三王墓》故事，对干将莫邪的传说及前代史书和文人的辑录既有继承的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创性：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莫邪子名赤比，后壮……日夜思欲报楚王。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2]
这个故事改变了以往杂史杂传小说“丛残小语”的格局，志怪小说的容量扩大了;其次，添加了对话描写和外貌描写，使得人物形象鲜明可感;而以鬼事论人世的寄寓不仅增添了故事本身的传奇性和神秘性，同时亦可见出干宝的人生理想与道德追求。
清代的《说岳全传》中，也引用了这一传说，情节更加丰富，把“客”这一形象具体化为一个道人，人物对话也比干宝《三王墓》增加不少，但在具体的语言和行文过程中，则明显地带有白话小说之特征了。
到了现代，鲁迅先生的《铸剑》则是依据干将莫邪故事的传统题材而敷衍出的一篇具有独特思想内蕴的小说了。这篇小说同样以复仇故事为主题，但在眉间尺与黑色人的性格塑造上有了极大的突破，笔法细腻而不失锋利，既保留着传统故事的复仇题材和荒诞性、传奇性，又融入了鲁迅的战斗思想和人性精神，从而将干将莫邪的传统故事赋予了现实意义，摆脱了单一的血亲复仇主题。
二、荆轲刺秦故事与三王墓之比较
除《史记・刺客列传》之外，最早关于荆轲刺秦一事的杂传小说应是《燕丹子》。胡应麟称其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四部正讹下》）虽然《燕丹子》成书之前已有各种神话传说及《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记神异之事的杂传传闻，但大都是“丛残小语”的片段记述，没有形成完整丰满的故事情节。而《燕丹子》在尊重荆轲刺秦的史事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发挥想象，运用夸张、虚饰等一系列艺术手法塑造了太子丹和荆轲这样两个丰满复杂的人物形象，客观上使得荆轲刺秦一事更加深入人心。此外，西汉刘向《列士传》当中也有关于荆轲刺秦故事的记载，多了几处神异描写，荒诞成分更大;南朝梁萧绎的《金缕子》和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中亦有几条关于荆轲的记载。
《燕丹子》与《三王墓》都为人们展示了一个以复仇为主题的故事。起因都是为了报一己之仇，而力不能逮，所以出现了第三者（荆轲、客），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完成整个复仇计划。在小说叙述的过程中，尽管故事模式基本相同，但二者的思想意蕴却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燕丹子》中的荆轲体现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千金一诺”的重义精神。太子丹对荆轲礼遇有加，如：
后日与轲之东宫，临池而观。轲拾瓦投龟，太子令人奉盘金。轲用抵，抵尽复进。轲曰：“非为太子爱金也，但臂痛耳。”后复共乘千里马。轲曰：“闻千里马肝美。”太子即杀马进肝。暨樊将军得罪于秦，秦求之急，乃来归太子。太子为置酒华阳之台。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轲曰：“好手琴者！”太子即进之。轲曰：“但爱其手耳。”太子即断其手，盛以玉盘奉之。[3]
这三件事不见《史记・刺客列传》，显然是作者虚构的。后来有人就这三件事来分析荆轲的贪婪本性，但是客观上却体现了太子丹对荆轲的重视程度，同时也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增添了作品的文学趣味。荆轲本是个市井闾巷之民，由于田光的举荐得到了太子丹的信任，因此，他的刺秦行动更多的带有报恩与“士为知己者死”的色彩与意蕴。小说中尽管也写到荆轲的胆识和智谋，但更多的则是肯定太子丹复仇的合理性，歌颂的是荆轲重义轻生的行为本身。
《三王墓》则不同。小说在叙述赤比为父报仇的过程中，思想内蕴实际是多层次的，在表层的复仇主题下，既体现了干宝反抗强暴、不畏强权之人格精神，又表达了对“客”这一形象舍己为人、扶危济困之侠义人格的赞叹，同时传达出一种强烈的觉醒意识与重视个体生命之人格关照。尽管同是以复仇为中心，《燕丹子》更多的是肯定复仇的合理性与荆轲重义轻生的侠义精神;而《三王墓》则通过 “客”之形象，体现出一种“侠之大者”的无私风范与人格境界。整个故事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生命的延续，干将的生命由于赤比的复仇而重新存在，赤比献头后，他的任务和使命就由“客”来完成，实际上又是一种对干将和赤比生命的延续，这个故事的思想底蕴显然要比《燕丹子》丰富复杂得多。 其次，从人物形象上来看，二者作为雏形时期的文言小说，正如吴志达所说：“文言小说重在神态韵致、风貌格调、气质意境的描写，往往遗貌取神，与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关系较密切，是一种表现艺术。”[4]两部小说很少对人物做直接描写，而主要通过言动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如：《三王墓》仅仅用“眉间广尺”四字来形容赤比之外貌，虽然相较于后世之白话小说铺展篇幅地外貌描写有所逊色，但这一简单的形貌描写最大程度的体现了古文言小说言简义丰、形远神近的鲜明特点，实有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文学品格。
从原初意义上而言，两个故事的核心人物应是太子丹和赤比，但与荆轲及客之形象相比，客观上设置的次要角色在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定为故事真正的主角与核心。同是文言小说，《燕丹子》的篇幅比《三王墓》多了几倍，这就意味着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着墨也比后者为多。《燕丹子》中有名姓的人物多达十人，尽管有的人物个性不够丰富鲜明，但是太子丹、荆轲、田光等主要人物还是塑造得有血有肉、丰满复杂，个性并不单一，也没有流于泛化。如：太子丹既礼贤下士、宽爱仁德，又优柔寡断、睚眦必报;荆轲既胸怀大略、重义轻生，又贪财嗜欲、冷酷残忍。《三王墓》尽管篇幅较《燕丹子》短小，但是赤比、客与王之形象亦是呼之欲出，只是个性鲜明单一，缺乏立体感与多面性。可见，《燕丹子》比《三王墓》更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人物性格的刻画。
在情节结构上，两个故事十分相似，简单地说，二者都是借助第三者进行复仇，结果一失败一成功。二者在叙述故事时，都使用了带有神秘色彩的神异叙事。如：《燕丹子》开篇“乌白头，马生角”的传说与《三王墓》三头互咬之诡异凄厉的神秘氛围，都是神异叙事手法之体现。当然，志怪小说本身就是神异之事的组合汇编，但其产生后又对后世的文人化叙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各种小说都争相在故事情节中加入神异叙事这一具有古代文化传统与民族美学积淀的审美要素，尽管有些还很不成熟，但是这一虚构的情节成分丰富了古典文学的文化意蕴与审美情趣，日益成为一种丰富独特的文学现象。在这两个故事当中，《燕丹子》中的神异情节显然是为了渲染、昭示太子丹复仇之合理性;而《三王墓》的神异情节恰恰是整个故事的关键，它体现了志怪小说之传奇性与荒诞性，作者理性思辨与自我体悟之结合，以及以鬼事论人世的现实诉求与言说模式。
最后，从民间接受角度而言，《燕丹子》与《三王墓》同样作为文言小说的奠基之作而经久不衰。二者在历代都曾被改编成小说、诗文、戏剧等各种文学体裁，丰富了故事本身的文学内涵与意趣。不同的是，《燕丹子》中的荆轲形象在后世文人心中存在着崇高与庸俗之差别;而《三王墓》中的客形象，却明显成为了侠义人格之代表与扶危济困之典范。
三、结语
综上，干宝《搜神记》的创作不仅是为了“明神道之不诬”，将鬼神当作实有之事来记录，更重要的在于他具有明确的“有意为小说”之创作意识，从而才能在吸收前代素材之基础上，创作出《三王墓》这样意蕴丰富、文学性高的杰作。而从《三王墓》故事的源流演变中可以看出，这个故事经久不衰之魅力不仅在于情节本身，更重要的则是其体现了中华民族重视生命、不畏强暴、渴望侠义之精神层次与境界。通过与《燕丹子》中荆轲刺秦故事之对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三王墓》故事之思想内蕴与志怪小说的创作手法，这也是本文的意图所在。
参考文献：
[2]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无名氏撰，程毅中点校.燕丹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