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郁达夫游记散文常常作一些类似骈文的偶对来渲染景物或情感，而古体诗文的创作是郁达夫游记中的一大亮点，郁达夫游记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丰富的历史文化作依托，哪怕是一处不知名的景点，也要对其来历做最细致的考证。还有贯穿文章中的遁世情怀，郁达夫游记散文中的古典遗风既是文言文与白话文交接的时代产物，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又是中国古典文学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的一次完美继承。
关键词：郁达夫;游记散文;古典遗风
郁达夫的大量游记散文主要创作于1933年到1936年，彼时上海已经被白色恐怖的阴云所笼罩，正在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和创作的郁达夫不得已退居杭州。在杭州的风雨茅庐中居住期间，郁达夫实际上并没有遭到政治上的风吹雨淋，而是忘情于山水之间，并写出了许多经典的记游之作。这些文章虽然都以白话文写成，但是其中又可以清晰辨认出中国古典文学对作者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文章的句式上。郁达夫的游记中，常常作一些类似骈文的偶对来渲染景物或情感。如“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曾凋落，原不见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的晴明浩荡，飘飘然，浑浑然，洞贯了我们的肠腑。”（《西溪的晴雨》）花与叶、秋与雪的对仗使得文字更加富有韵律和美感，景物也更加多样化。又如“到这里，自杭州去他处的人，渐有离乡去国之感，自外埠到杭州来的人，方看得到山明水秀的一个外廓。”（《超山的梅花》）因为运用白话文写作的缘故，所以这些偶句在字数方面未必工整，但是句与句间的对应词词性、句子结构都大致相同。如“去国怀乡之感”和“山明水秀的外廓”实际是同样的结构，这种有意识的对仗令抒情更加往复缠绵，意境更加远阔。除了偶对，四字句的连用也是十分普遍的： “而竹木萧疏，清溪蜿绕，庵堂错落，尼媪翩翩，更是花坞独有的迷人风韵。”（《花坞》）连用四句四字词语，将花坞的幽静空灵表现得淋漓尽致，气势逼人，文采斐然。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写作的过程中，郁达夫实际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古典文体的影响，他所采用的思维还是文言式的，只是将这种文言式的思维以白话文的形式展现出来而已。
骈体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用典，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郁达夫的游记中寻到，只不过郁达夫的用典是十分克制的，因此文章并不晦涩。如“超山一带的梅林，成千上万;由我们过路的外乡人看来，只以为是乡民趣味的高尚，个个都在学林和靖的终身不娶，殊不知实际上他们却是正在靠此养活妻孥的哩？”（《超山的梅花》）在看到成片的梅林时，郁达夫运用了林和靖“梅妻鹤子”的典故，用这些风雅之事来反衬出乡民们的劳苦。又如“泥墙倾圮，蛛网绕梁，与璧上挂在那里的字画屏条一对比，极自然地生出令人生出了‘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感想。”（《花坞》）这一句又取了东晋王羲之所作《兰亭序》中的经典句子用以形容自己的感受，表现自身忧郁伤时的情绪，与前人遥相呼应。
此外，古体诗文的创作是郁达夫游记中的一大亮点。郁达夫虽然用白话文作游记，但是在看到胜景时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还是古体诗。这些古体诗有一些是和友人互相唱和所写的， 如《皋亭山》中所录的七言律诗;还有一些是纯粹个人有感而发的，如《龙门山路》中的七言绝句，《扬州旧梦寄语堂》中“顺口唱出的二十八个字”。对于朋友所作的优秀文章，他也毫不吝惜笔墨，皆收录进文章――“认为不忍割爱，所以一字不易，为之记录于此。”（《国道飞车记》）这些古体诗文质量很高，出现在行文之中，往往给人以古典文学的艺术享受。
郁达夫游记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丰富的历史文化作依托，哪怕是一处不知名的景点，也要对其来历做最细致的考证。这种写作思路与古代作家也是不谋而合的。例如1935年所作的《皋亭山》，通过与当地居民的闲谈，杂记了关于皋亭山的许多轶事传说;1936年所作的《玉皇山》一文，中后段着大段笔墨追溯了玉皇山自唐宋清三代再到如今的名称改变和修缮情况。除此之外，这些游记还往往收录许多前人所题诗文，于文学发展的历史价值也非常高。这种历史自觉性在古人的记游散文中也是非常常见的，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中就曾详细解释褒禅山名字的演变过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也是先记述了醉翁亭的发展才转而记述自己的游览过程的。
最后，还有贯穿文章中的遁世情怀。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中，多是铺陈景色、赞颂自然，并常以幽静的山寺作为停脚饮茶之地。与和尚、友人的对话，也只是诗文相和，虽有雅趣，但与现实脱节。对于当时的社会动荡，作家采用的是回避的态度，笔下所写的所观之景皆是清新脱俗的，所遇之人皆是风雅可爱的，即使偶尔有写山中人为避乱而人去屋空之景，也只是一笔带过。这种处世之道，与古代遭到贬谪的文人骚客是一致的。居庙堂不成则退而处江湖，“得失俱亡，死生不问”（《江南的冬景》）。
其次，中国文学自先秦时候起，就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如《左传》、《国语》、《战国策》既是史书，又是史传散文。到了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是这个传统的表现。所以中国古代文人常常具有较高的历史自觉性，游记散文不仅是状景抒情的工具，也是当地历史的载体，景色与历史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郁达夫博览群书，自然也受到这种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故而十分重视对景点历史的探寻，愿意与原住民对话，并收录前人碑刻，甚至在游览之前数日就要查览相关史书，以便观景时能够更多体会到景物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写作时能够做到信手拈来。
最后，郁达夫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遁世情怀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外因方面，1933年，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过于激进的文字招来的往往是残酷的杀害，在目睹几位友人都死于暗杀后，郁达夫只好收敛锋芒，寄情山水，写一些无关政治的文字谋求生计。杭州山水的壮美也在吸引着作家，使其想要暂时平静内心。内因方面，郁达夫在面对黑暗势力所表现出的文人的软弱性也使得他本人颇为苦恼，只好效仿魏晋名士，在山水中求得灵魂的慰籍。正如后人所评价的：“中国古人似乎较能面对自然，在自然面前是深刻的思考者;而不能真正面对社会，在社会面前压抑了自己的感情”②，郁达夫也继承了这一特点。也许是潜意识中对于魏晋及后朝隐士的认同，他的文字也逐渐与他们靠拢，浓郁的遁世情怀故生笔端。
归根结蒂，郁达夫游记散文中的古典遗风既是文言文与白话文交接的时代产物，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又是中国古典文学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的一次完美继承。在新文学成为时代主流的年代里，能够回归到古典文学的美中去，我们可以看到郁达夫的客观冷静和视野的古今相承。他并没有像某些白话文倡导者那样，盲目否定文言文的一切，而是汲取了其中的积极方面，与白话文创作相结合。但是以返古作为避世的方法，在时代激流中宣称自己“只是作家，不是战士”，这种脱离社会的做法不是一个真正的心系国家的人所应该采取的，这些游记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逃避的情绪并不应该为后世效仿。
以上是我对于郁达夫游记散文中所体现出的古典遗风的简单解读，敬请指正。
参考文献：
[2]程金城.中国文学原型论[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9-10.
注释：
①引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
②引自《中国文学原型论》，程金城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