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王映霞
郁达夫是现代史上的大文人，曾被称为中国的“卢梭”。
文人任性
有人说，“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的。”郁也对别人说，“谁高兴上课，马马胡胡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是‘统计学’。统什么计，真是无聊之极！”
“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就这样，他从体制内一步步退到边缘。回国工作仅四年，他就辞去教师工作，到上海加入创造社，做起专职作家来了。
文人相轻
郁达夫是知道文人命运的。
处于绝望中的沈从文给京城的几位名作家写信，这其中就有郁达夫，郁达夫抽时间按照地址找到了这个冒昧的文学青年，在一个由储煤间略加改造的小房间（沈从文为其命名“窄而霉小斋”）里，他看到屋里没有火炉，沈从文只穿着两件夹衣，用被子裹着两条腿在桌旁写作。
郁达夫马上将自己的围巾解下，给了沈从文。时近中午，郁达夫请沈从文到外面吃饭。两人在小饭馆吃了一餐饭，共花去一元七角多。郁达夫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付完账后，将剩余的三元多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这件事，沈从文记了一辈子。半个多世纪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访问沈从文：“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70多岁的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
其实郁达夫的生活并不宽裕。他在北大只是讲师，薪水并不高。加上时时帮助他人，他自己的生活也捉襟见肘。当晚，在激愤之余，他写了名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现在我的经济状态，比从前并没有什么宽裕……每月的教书钱，额面上虽则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块，但实际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的账，也要开销二十多块。”
他为文学青年们指出了上中下三策，“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上策不行，他的结论就是做贼，或去革命。
文人忧虑
郁达夫劝别人在行，但这并未阻止沈从文继续文学的梦想，也未阻止他三年后也做了一个“文学青年”，虽然他已是成名作家，但也只有20多岁。
郁达夫和郭沫若编辑《创造》季刊时销路不好，书店老板答复他们时非常冷淡，两人很伤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连饮三家酒店，但还没大醉。郁达夫突然跑向街道中间，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作射击状，大呼道：“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在郁达夫的日记和书信里多处可见其对稿酬和家庭收入支出问题的关注，有时令他寝食不安。他好酒，日记里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喝酒三坛大醉”。
他说：“不晓得什么地方听见过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饮酒精的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上的两件，我都已没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对我最为适宜……”
郁达夫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一部作品，他对人生、世界的看法无论多么深思熟虑，都是感性的、孩子气的。同样感性的弘一法师曾对郁达夫说：“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吧！”
他对金钱的看法也相当孩子气，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朋友到饭馆吃饭，结账的时候，郁达夫竟然从鞋垫底下拍出几张钞票交给了服务员，他的说辞是：“这玩意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还有一次，郁达夫拿到工资，把钱撒在地板上，用脚狠狠地踩踏。房东老太太看了，说他，真是发神经了！
郁达夫的浪漫与“放荡”不羁，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当他终于顶不住生存压力，而想到体制内求职时，机会已经很少了。
我们今天看郁达夫，除了他的浪漫而坎坷的人生让人唏嘘外，他的文字仍给我们美的和真的善的享受，因为他的关怀少在世俗层面，从而铸造了一个精神世界的极致之境。他的个性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仍是我们的高标。
我们今天看到，郁达夫贡献的文化遗产远胜过许多革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