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中国故事,对中国艺术家来说自然是分内事。哪有不讲好中国故事而又能取得成功的中国故事讲述者或中国艺术家呢?但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化及其软实力效应的关联、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可能呈现或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等问题,在当前的众多热议中确实还存在诸多不清晰之处,需要探讨。
一、中国故事内生文化功能
故事,作为人类个体、群体的叙述或叙事行为的结果,是人类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及其过程的记录形式。中国故事,恰是中华民族这个多族群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及其过程的记录形式,它可以表现为神话、传说、音乐、舞蹈、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绘画等多种不同的艺术类型。那么,故事怎样同文化联系起来呢?鲁迅在论述中国小说的起源时指出:“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①在鲁迅看来,“神话”正是“初民”“自造众说”对其所见“天地万物”之“变异”现象所做的“解释”,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叙事或讲故事行为。“神话”的作用就在于“解释”人类共同体生活中遭遇的万事万物的变异现象,它正是后起的“宗教”“美术”及“文章”的“渊源”。可见,中国故事本身就内在地具有对中国人生活中天地万物之变异现象的“解释”功能,这本身正是文化的功能的一种表现。
这是因为,文化正是一种旨在解释人类生存现象及其意义的符号表意系统。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我所追求的是析解(explication),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②正由于叙事或讲故事本身所具有的这种解释作用,难怪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ri Bergson,1859-1914)在更早的时候会直接说,讲故事是人类文化的功能之一。③换句话说,人类文化本身就包含着讲故事的内容或过程,就离不开讲故事,并且要通过讲故事而使人类共同体生活中生成的价值系统得以传达、巩固及传承。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故事本身就包含人类文化即价值系统的解释,而人类文化的历史往往就是若干叙事或故事的关联体。由于如此,中国故事本身内生着文化功能就是毋庸置疑的了。
故事的文化功能的呈现历史,可以说是同人类生命的历史相伴随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指出:“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哑剧、绘画(请想一想卡帕齐奥的《圣于絮尔》那幅画)、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而且,以这些几乎无限的形式出现的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④显然,按照他的看法,故事或叙事同人类生活或人类文化一样古老而又年轻,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
中国故事,总是对中国人生活中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及其过程的回忆、观察或想象的符号化概括。它能直接呈现中国人生活的价值系统,是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面对来自方方面面(自然、社会、自我等)的挑战而发起应战的符号化结晶。中国故事可以是纪实性的,也可以是虚构性的,还可以是纪实性与虚构性相交融的。在当代,中国故事可以分别用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艺术、美术、设计等不同艺术类型去多方面地呈现。由此,中国故事可以呈现为千姿百态,从而可以从不同方面去呈现中国文化状况及其软实力效应。
二、中国故事具有文化软实力效应
我们知道,“文化软实力是特定人类共同体生活的价值系统及其象征形式所呈现的柔性吸引力”⑤。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化软实力之间的联结线,其实早已内生于中国故事的原生性构架中。这是由于,中国故事会指向并构成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价值维度,从而与专门处理人类共同体生活的价值理念问题的文化联系起来,甚至就是这种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美国文化批评家贝尔(Daniel Bell,1919― )指出:“对我来说,文化本身正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⑥按照贝尔的看法,文化要处理的正是人类生活中遭遇的生存困境问题。“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realm of meanings]。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⑦文化或艺术通过创造符号表意系统,要表达人类在面对生存困境时的所感、所思、所想,因而其中必然会渗透着人类关于悲剧与死亡等的体验、想象和建构。所以,正像讲故事本身原生地内含着文化价值尺度一样,文化本身也同样离不开讲故事,即对人类共同体生活的事件及其过程加以叙述,通过这些故事而传达、巩固及传承人类生活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价值理念。如此说来,中国故事在呈现或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是确实能起到某种作用或效应的。
那么,对这种作用或效应及其意义究竟该怎样加以理解呢?到目前为止,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乃至信息技术、通讯方式、海陆空交通等已经愈益发达了,而且其中有些方面甚至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了,特别是单从经济指标来看,甚至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我们就可以因此而充满自信地说,这就是我们“中国”或“中国人”吗?这样的自信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假如连这些都不能代表我们中国,哪些才可以代表中国呢?
其实,我们不应当忘记的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同时展开的另外的方面或维度――这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人自己关于中国的想象、幻想或传说的维度,也就是叙事或讲故事的维度。这一维度也应当是我们的生活的当然组成部分之一。我们不仅生长于中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信息技术、通讯方式及交通等巨大的变革过程一道生存、成长,而且,与此紧密相连的是,我们还纵情去想象或幻想中国的未来,也就是把中国的未来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和规划,从而也就是生活于我们先辈及我们自己代代相传地创作的故事之中。我们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以全部情感、体验、想象为基础的讲故事素养及能力,都投寄到或融进自己所参与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过程中。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的巨大变革过程本身,其实也同时伴随着我们自己对它们的想象、幻想或传说,也就是叙事或讲故事行为。例如,当我们今天频频谈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我们不也正是在驰骋自己对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幻想或传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