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北黄州是苏轼被贬地之一，在此地他创作前后《赤壁赋》，寓居东坡，因此黄州成为东坡文化的始源地。自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该地的东坡文化不断发展。黄州人对苏东坡充满了敬仰和感激，在此感情基础上，明清黄州的官员、士人和民众一道，共同推动东坡文化的兴盛：他们踏着东坡足迹，重游故地，修祠纪念东坡，搜集整理东坡文献，品赏东坡文物，体味东坡情怀，考证东坡事迹，并将东坡精神和物质文化融入生活。这些文化活动，仿佛东坡的灵魂的再现黄州，深刻地影响黄州的文化特征和黄州人的性格。
【关键词】东坡文化；黄州；明清
东坡文化，目前笔者没有找到很好的定义，依据“文化”的定义，笔者以为：凡是与苏东坡有关的一切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结晶都属于东坡文化，它是由苏轼本人和后来的人们共同创造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习惯等。东坡文化是在苏轼谪居黄州后产生的，所以黄州是东坡文化的发源地。由于苏轼对黄州的巨大影响，以及人们对东坡的深厚感情，黄州从宋代开始就已经形成了东坡文化，它同全国的东坡文化、东坡学一道，逐步丰富和深入，成果丰硕。明清几百年，是黄州东坡文化奠定的重要阶段，并逐步生活化。关于东坡文化的研究目前有所开展，如刘红星、涂普生、谈祖应等对于东坡文化特征、表现及特征有所总结，而关于历史上黄州东坡文化，尤其是明清阶段，尚未有人涉及。本文旨在对明清黄州的东坡文化作一梳理。
一、明清黄州人的东坡情结
苏东坡在黄州的时间不长，但他与黄州山水、人士都结下了很深的感情。王质《雪山集》描写了东坡离开黄州后的感觉：“先生至京师，入禁林，犹不忘此土，见书都下全无佳思，坐念公家水轩蒲莲，岂可复见。（今藏下雉李氏）”同样，黄州人对苏东坡更是感情深厚，不忍他离去，始终牢记他来黄州、游赤壁的日子及其生日，他们一次次徜徉于苏东坡在黄州的居所和游历之处，珍藏东坡的物品、诵读其诗文，为之建祠、拜像，无限感念东坡对黄州的表章。
（一）黄州人对苏东坡的偏爱
因为黄州人对东坡的敬佩、感激和怀念，所以人们经常梦到他，倾慕他，追随他的灵魂，视为导师和知己。明代寄寓黄州麻城的李贽细致地描写对东坡的依恋：“平生心事宛然如见，如对长公披襟面语，朝夕共游”，又说：“《坡仙集》虽若太多，然不如是无以尽见此公生平，心实爱此公，是以开卷便如与之面叙也”。的确，人们总会感觉苏东坡的精魂还在黄州，每当经过苏东坡游历之地，便会不由自主地忆起他，“巍峨赤壁峙黄州，少小曾经几度游。昨夜梦魂仍眷念，登临宛见月当头”；“不倦临流探往事，断碑残墨忆苏公”；他们会不住地呼唤东坡，“绿杨晴崦一溪横，新筑园斋附郭城。谁道髯公呼不应，数声杜宇晚春情”；蕲州童树棠题《东坡笠屐图》诗云：“披图再拜不能去，吁嗟千载真如晤”；黄冈的洪良品梦游赤壁，在梦中得句“古石虬龙在，空山猿鹤哀”，醒后续成一诗，又有“羽衣人不见，吹笛梦中来”之句。
对东坡的怀想和梦寐以求，显示了黄州人对东坡的真挚情感，他们甚至还表现出一种偏爱。如黄州考棚的匾额题名“苏白堂”就体现了人们对东坡的情结，匾额名称曾由学政更名为“育才堂”，但人们并不接受：“言苏白堂相沿者百余年矣。堂故无记，解之者以苏为宋文忠公，以白为唐太傅，又苏居东坡，其名与白刺忠州时所谓东坡者合，二公出处略相似，连而及之，所以为一郡光口耳。相传不能辨以为非也，乾隆辛丑，督学吴公白华见而非之，谓白曾未至黄，且人代不当居苏后为迁客，亦与试事无关，爰去旧额，更以‘育才’名之，如是二十余年，然而人之称苏白也仍翕然无异词，若有不可得而夺之者”。明代嘉靖时蕲水的胡仲谟曾想建坡公祠，数次建议，在县里决定建三贤祠时，他写道：“顾予于东坡有偏嗜焉。自通籍后得官于蜀，每巡行至眉州必宿于祠，修葺其倾圮，更新其祭器，而倦倦之私未已也。迄今归田，欲建一祠而力弗绐。谋于斗墟者数矣，兹恢复故祠乃一举而三得，因饼记之，彰予莫大之庆幸焉”。
无论是官员、士绅都十分珍惜与苏东坡的缘分。“黄郡侯潘公衡渚先生，少时于书舍园中拾一古铜印，方寸，文曰“雪堂”，柳叶篆极古。后果守黄郡。出印视所知，据其文大之匾于。雪堂今匾是也”。清康熙时的于成龙，曾任粤西罗城县令，见当地人对苏轼为柳宗元所作柳侯碑非常珍重，因为是“东坡之文之笔”，他来到黄州后，认为粤西柳侯碑“此乃东坡先生之寄于粤者，非等于黄郡赤壁诸胜境，为先生之所亲历也”，因此黄州赤壁更足珍惜，于是决定重修赤壁。同样，清代嘉庆时蕲水人徐陈谟曾做过东坡故里眉州的知州，他深感幸运，极力促成当地《三苏全集》的刊刻，他在所作序言中写道：“眉，故苏文忠公父子所生长地，窃自喜以为平生诵三苏文，尝想见其为人，今得亲至其地，览其山川之秀丽，访其故居遗迹，实为幸甚。”
（二）纪念东坡的活动
黄州人牢记东坡生日、来黄州和游赤壁的日期，如清代金德嘉《赤壁志序》日：“其赋以元丰五年壬戌之七月十月，其量移汝州以元丰七年甲子之四月，到于今逾十一甲子，缙绅章缝之产于黄者、中朝士大夫之官于黄者、四方骚人学士之客于黄者，咸登临题咏无虚日，盖自二赋启之也”。官员士夫于当日集会游乐，以为纪念。游览宴乐中，自然是以苏东坡为话题，追寻、了解、考证东坡故事、传说，游览者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欣赏同样的风景，品尝东坡当年发明的食物，体验东坡的快乐，抒发自己的感怀，珍藏东坡留下的物品，铭记东坡的恩惠。清代邓琛作《留仙阁赠平山叔卿》，正是在东坡生日时，“更逢生日寿坡仙，江上梅花泼春瓮”，陶棵《甲辰十一月十九日集僚友于雪堂预祝东坡生日》，“江山犹是昔人非，五百年前记生日，公有大名遇不偶，濒于危亡常八九，文章宫内叹奇才，姓氏朝中推党首”；“可怜九死南迁日，犹道归心负雪堂。我忝词坛称后进，湘南移节来山郡。谒公遗像读公诗，渊源自古心相印”；“人间俎豆会常新，画里髯眉浑似昔，纷纷旧事说元丰，恩怨消时论自公，不用当筵歌楚些，招魂只唱大江东”。从诗中看出，他们的活动表达了对东坡的敬仰和祭奠。清道光时黄州知府周凯招蕲水陈瑞琳往赤壁，为坡公作生日，陈氏作诗曰：“元丰壬戌今丙戌，观察书招游赤壁。一时古郡集名流，置酒为公作生日”，“四海几人知寿公，同学苏诗抱书癖”，他还称周凯是“宋道国公二十五世孙，我疑或是苏文忠公七百年后身。”湖北通判程子大在《东坡笠屐图》诗并序中说：“癸丑，东坡生日，淞社饮集，展宋石门旭画”，他们饮酒共庆，一道欣赏东坡的画像，考证其渊源，作诗纪念。 当时黄州人的许多活动，都以东坡游赤壁的时间为纪年。黄陂的范筠跋《东坡游赤壁图》称：“今秋游黄州，登赤鼻，感怀坡公旧迹，不独亭阁榛芜，即石壁临江亦复成陆。沧桑巨变，才八百余年，其速真有不能一晌者。以余同游，且稔黄州形胜，因嘱补图。自维年力虽衰，然景苏有契，遂乐于从事，亦结一重金石交云尔。坡游赤壁后第十四壬戌之秋。时年七十有三”。
（三）为东坡修祠祭祀
游览赤壁，致仰慕苏东坡之情，还进行塑像、祭祀，这是对东坡崇拜的一种提升，使人们在瞻仰时有所凭借，凭吊、膜拜也形成一套仪式，并逐渐使之制度化。在黄州府、蕲水、罗田等许多东坡足迹所至的地方都纷纷效仿，建祠塑像。
黄州府的苏文忠公祠。苏文忠公祠有两处，“一在洗墨池畔，明天顺辛巳佥事沈靖建，后为民居侵没，知县茅瑞征查复增葺，清康熙初通判宋荦重修，在洗墨池原址上建洗墨池，在池东建雪堂，供东坡像，以张文潜、秦少游为配，在池之西建竹楼，祀王禹，合称宋贤祠，到光绪时期已废”；另一处在赤壁矶，此处东坡塑像清初便有，黄安张希良曾补东坡胡须，道光时湖北汉、黄、德道周凯，集黄之士大夫缙绅耆旧，于道光六年腊月十九日在赤壁祭祀东坡，重新塑像，太平天国时再次被毁，同治七年，在太守英启的重视下，黄冈的刘维祯率营弁出资重建，恢复旧观。光绪十年，陈宝树等人重修赤壁的留仙阁，在其左边塑东坡像，“然则诸君子因屋作阁，额以留仙，供养有田，洒扫有役。自今以始，岂惟是鱼鲜酒美，百千万年，长为先生寿，其亦犹是先生属客之意也夫”。
蕲水的三贤祠。三贤祠是祭祀曾到过蕲水的王羲之、陆羽和苏轼。在县南郭石岗之巅就建有祠，明正德初，府悴龙渠谢公移建于南门外，久而废，嘉靖县令陈斗墟重新恢复石冈祠地，“筮日列三贤木主以世之先后为伦次，祭祀牲用少牢，率师生父老骏奔虔告，仍请于当道载之典籍，盖将与庙社之祀相为久远者也，三贤有神欢然萃止于斯无疑矣。”
罗田的苏祠。苏轼曾率意在兴国军流连七日，又到过蕲水，据考证他曾到过罗田。罗田人于宋元祜末罗田建县后为之立碣，光绪《黄州府志》称“钓鱼台，在乌马潭，有石如台，相传宋苏轼曾钓于此。旧有苏祠，今废”，即在罗田的钓鱼台曾建有苏祠。
二、明清黄州东坡文化的成果举例
喜好、热爱苏东坡的人们，搜集整理东坡文献，品赏东坡文物，体味东坡情怀，彼此交流，公同好，遗来学，促成东坡文化的繁荣，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喜好东坡文化的圈层。在明清时期，全国诗文、书法、绘画等艺术界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东坡热，研究和品鉴东坡的学术和艺术，黄州自然不会例外，但有所侧重。例如他们讨论评价吟咏赤壁的诸多诗文，津津乐道，汪粲写道，在赤壁重修之后，同邑李开优“撰《庚申重修记》，从昔贤游戏之作，写出菩提正觉心，坡公之知己也”，“工既竣，回省寓，唔宗丈雨人，年近八十。纵谈赤壁风月，为余述前清赤壁楹联，若毕秋帆开府、周芸皋观察两联脍炙人口，允推绝妙；又云：“其它诗古文辞，聘妍抽秘，名作如林，今老矣，不复记忆”，相与慨叹久之。”明清东坡文化成果较多，无法一一详述，本文略举数例，以窥一斑。
（一）品鉴东坡文物
苏东坡留下的文物随着岁月流转往往数易其主，而黄州人则无不用尽智慧，多方购求，哪怕是细微的物品，都视为珍宝，并与同仁共同品鉴。如明代王同轨记载对“东坡杯壶”的收购与品鉴：“武昌一士家西山下掘地，得古墓磁铜数件，墓铭砖一方称：处士孔仁，身且死，凡平生故人贻皆以置墓。葵花大瓷杯二、瓷茶壶一，为苏子瞻贻，某物为某贻。事既传，而黄郡丞袁太冲公欲得之，因捧檄撰郡志于西山，与生往还，厚贻之。一日咨及此生，益匿不出，恐夺己宝也。已袁迁去，生死，一杯一壶，质予里江头周氏，予闻，属外弟林生购得，惜砖铭为媪以覆否（右有瓦）碎无徵，然不失宋嘉定也。凡三十六年，共客播流波，客无不珍视之，故常不尽爵（左有酉）而命藏置。岁戊戌置杯舆底携来京师，童子出暴箧与数佳器一时碎，客麇集视碎瓷，人人扼腕，独壶在耳”。
同样，出土的东坡像及海棠诗，王同轨购得以后，唏嘘不已，欣赏良久，并确定其重要价值。他记述到：“《石林诗话》日：‘海棠诗为东坡先生最得意之作，故常喜写人间。刻石有五、六本，此本余里农人得自古墓中，始掘时为组镢所坏，复规而方之也。去其余，仅存百字诗，有先生自绘像，亦先生自云“巾氅拄杖”，正与诗意相发。即小剥泐不妨伟观，信是异物完者自啊Ｓ枨愎旱茫觅匠榻观，潇洒秀逸而遒气不除，可称二绝。真所谓画中诗诗中画也’；‘又先生于他书尝云此纸可钱祭鬼，至五百后当有百金之享，盖已定今日价矣’”。
光绪庚辰（1880年）时，黄冈教谕陈宝树将其外王舅汉阳叶志诜所书“寿”字刻石，置于酹江亭，该书法被翁方纲称为“能得苏黄神髓”，陈宝树曾将其放置于赤壁的苏轼书法作品之中，亦真假难辨。于是，为了有共同兴趣的人欣赏品鉴，“爰勒诸石，虽一脔之味，愿以公同好焉”。明清黄州人千方百计保留或求得的东坡文物，不论其价值如何，都有利于同仁品鉴，传承东坡文化，如萧耀南留心文献，政事之余，关心古迹、文物的保护，并不惜重金购买苏东坡的书法《景苏园帖》，“以余同游，且稔黄州形胜，因嘱补图。自维年力虽衰，然景苏有契，遂乐于从事，亦结一重金石交云尔”。
（二）研究和考证苏东坡的黄州事迹
苏轼在其生前就已名满天下，到明代更是受人敬仰，人们研究苏轼的兴致高昂，涉及诸多方面，他们不断考证东坡的事迹、文物及流传的故事，还研究其文学艺术作品，这种研究和热衷的现象在明清的黄州自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东坡文化中的精神文化部分，历史记载相对丰富。 其一，考证苏轼游迹。
黄州赤壁因东坡一游二赋而扬名，于是人们纷纷依据东坡的文词来考证和争论黄州赤壁是否是三国古战场，此外关于东坡游迹之处还有很多争论，如关于定惠寺、绿杨桥等所在地的考证争论。
定惠寺究竟是在黄州郡城还是在麻城。大部分人持黄州城说，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就在黄州郡城，光绪黄州府志载“定惠院，苏轼寓此，院东有海棠一株，轼所为赋诗”，明代有官员直接将定惠寺改为书院。而麻城的士绅则提出了不同意见，《麻城县志前编》载定惠寺在县东八十里天井山之北，并引明末梅之焕重刻金刚经注解序云：“余邑东八十里定惠寺不知建于何代，东坡谪黄州，有定惠寺看海棠诗，至今山上多海棠，后人于黄州城外建定惠院，遂误传定惠寺在黄州城外，其知在麻城山中盖少矣”；同样，邹知新《定惠寺记》持同样的观点：“定惠寺去城东九十里，其寺不知建于何代，寺有海棠干古花繁，干霄蔽日，为邑志八景之一，故题名为定惠海棠。相处苏东坡住黄时曾游其处，与陈季常多所唱酬……况麻城既有定惠寺，黄州又有定惠寺，昔葛屺瞻宗师更为黄州定惠书院，似东坡所游则黄州定惠寺矣，夫寺以海棠著，海棠又以东坡之游而著，然寺可以有两寺，岂海棠亦有两海棠耶？则东坡所游为麻城定惠寺无疑”。麻城县志前编的编者通过按语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定惠寺在黄州，因为麻城定惠寺离黄州和岐亭都有一两百里，所以不应该是苏轼当年所寓居。
另外，关于苏轼是否到过罗田的考证。因为苏轼没有明确诗文显示自己是否到过罗田，明代正德年间黄州同知谢朝宣，曾至罗田石险河，作《石险河赋》，深惜东坡未至罗田，他愿效东坡表章赤壁之意为石险河开先。对此，罗田王葆心、王夔武父子尝进行考证认为苏东坡曾至罗田，只是没有到石险河而已。他们引蔡容远《康熙县志》“潭旧有石碑，云‘苏子瞻以虎尾朱砂符，钓鱼于此’，今石刻剥落无考”和光绪《黄州府志》曰“钓鱼台，在乌马潭，有石如台，相传宋苏轼曾游钓于此，旧有苏祠，今废”两条记载，来证明苏东坡的确到过罗田，因为当时罗田尚未单独立县，而是隶属蕲州。同时，王夔武还根据东坡在黄州“所与游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域。有不能者，强之说鬼。数日必一泛舟江上，乘兴或人旁郡界”的风格，以及从地理上来说，“由黄州人巴水其易，若入险石，则须由兰溪上驶，然则谢氏惜甚不至，亦自然之势也”。
其二，考证“苏白堂”之名。关于黄州府试院的命名，人们习惯用“苏白堂”之名，有人认为是指苏轼和白居易的合称，王銮则认为是出于苏轼的白水镜：“銮闻苏公居黄州时尝得宝镜一枚，古光黝然，洞彻纤末，背有铭字体兼篆隶，左龙右虎，辅之察之，则汉代故物，铜出于白水之阳，称之为白水镜，公录其铭，事载仇池笔记，白水之云亦扬州水心镜类也，古之善相士者每以镜称，……苏之白者黄州之镜也，黄州之镜者巡视黄州之督学也……”。但后来汪粲还是认为苏东坡、白居易二者诗风相似，苏白堂之名乃二者的合称。他解释说：宋魏了翁《王常博寄示“沌路”七诗，李肩吾用韵为吾寿，因次韵》有句‘谁言苏白能相似？试看风骚赤壁矶’，今吾黄试院有苏白堂，亦缘两人相比，合而得此称；然吾郡堂名，正取鹤山（指魏了翁）诗为名也。”
其三，记载东坡事迹
东坡的事迹可能因为时日久远、传播广泛而被遗忘混淆或附会，黄州人有所担忧，所以，除了考证之外，还注意记录一些关于东坡的史事。“坡老印文埋野草，思翁书法化灰尘。白头袁顾凋零后，遗事能传有几人”，该诗中坡老印文是指康熙年间于成龙守黄时，在二赋堂后面得到一枚墨晶印章，有‘东坡’二字，洗烦楼、栖霞馆，皆有董其昌所书匾额，但明末农民军来袭，被毁于火，幸而有袁三山、顾景星两先生在《杂录》中记载这两件事，“某写我遥情，新兹堂构，既志景仰，后考订地志，遗后之君子”。顾景星等人的确颇具有史家意识，认识到要将东坡在黄州的文章气节传之后人，于是在重修东坡古迹时郑重作记。另外，陈诗所编订的《湖北旧闻录》中收录有多个关于东坡的故事和传说，多标明某地传。
三、东坡文化的生活化
人们纷纷学东坡作诗，效法东坡的风格，赞赏他的审美取向，效仿他与友人的交谊，将之融入自身的生活中，并逐渐丰富和传承。东坡文化生活是指将东坡文化融入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之中，笔者在此将之初步分为精神生活和物质文化生活两方面，这两方面在黄州的东坡文化中都是比较丰富的。
（一）东坡精神文化的生活化
所谓精神生活，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享受的活动包括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理想的选择、道德品质的修养以及兴趣、信念、交友、爱情和对知识的追求与文化娱乐享受等。明清黄州人以有与东坡相同的精神状态、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而为荣、而自豪，追求一种与东坡的文化生活相同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人生的道德准则、处世态度、诗文等艺术创作、还是交友的标准、欣赏品味等等，都取法苏东坡，将东坡精神融入自己的生活。
其一，师法东坡为人品格。光绪年间蕲州的张梦玉叙述其师吴之骥，“平生慕苏东坡为人，镌有‘生与东坡同丙子’小印，佩之，其没也，亦与东坡同辛巳，则师之来去从可知矣”，吴氏因倾慕东坡，自觉效仿东坡的为人为学，以致其文章风义两无可议，得入蕲州志的文苑传。
其二，作诗风格效法东坡。蕲水诗人陈瑞琳阐扬东坡精神，专作《食古砚斋集苏诗》。他的《食古砚斋诗集》，写法效仿苏东坡，被人们盛赞为“宗苏者”。周凯作序称：‘余谓黄州当山水佳处，有临皋赤壁之胜，雪堂啸轩之遗，虽鲍明远李长源王元之韩魏公交美于前，自苏文忠公居之，而诗学遂昌，黄之人亦有宗之者……读之（《食古研斋集》），果宗苏公者……自后凡三过余，至则必与论诗，遂与论所以学苏诗者”。周凯自己也是宗苏者，他们切磋交流，深为相契，“九香盖深于苏者也，而论诗亦与余合”。黄梅喻元鸿称陈氏的诗法得于苏东坡，愿相互商讨，“君诗大抵多得法于苏，予学诗亦自苏人而才力不逮，久乃出之，异时尚有一晤之缘，当出以相质也”；汉阳人叶名澧说：“食古研斋诗性情真挚气韵沉雄，真坡公嗣饷，昨朝鲜贡使话余钞其全集，既美香山，亦艺林佳话也”。像陈瑞琳、喻元鸿、周凯这类宗苏的诗人比比皆是。 其三，仿写东坡小品文。东坡风流倜傥，喜谈笑戏谑，这一特性在《东坡志林》中多有记载和反映，这一文体形式发展成明代人们热衷撰写的小品文，所以明代小品文中记载并演绎了许多关于苏东坡的故事和妙语。明代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苏轼的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格调一拍即合；晚明人的思想解放浪潮，也从苏轼的庄老思想中获得启示。明代黄冈的王同轨作《耳谈录》，记载了当时流传和出现的许多奇异有趣的故事，虽然它并不专以记载苏东坡故事为主，但其写作风格受苏东坡的影响很大，李维桢在为之作序时称：“苏长公直道，不容于朝，小人至摘其文字附致之罪，窜逐禁锢备尝险阻，于是使坐客为悠谬之谈，鼓掌捧腹以耗磨雄心而延永日，今所传艾子是已。长公谪黄久，流风遗韵犹有存者。行父，黄人也，是编其有所仿乎？”。
其四，延续东坡交友的故事。东坡在黄州与孙大临兄弟友好相处、结成深厚友谊以及与隐居麻城的陈V的平等往来，在黄州传为佳话，一直为黄州人所向往和羡慕。明清时期的士绅羡慕当日与苏轼诗歌酬唱、登临赤壁等处的同游者，“二客从游真可乐，洞箫吹破碧云天”，如果苏公再世，他们定然前往效劳，梦寐之中，也经常与东坡同游，清初刘子壮的《雪堂》诗：“四壁泠泠画雪图，到来应有古心俱，未知堂上登临者，得似当年二客无？”，就是将自己比拟为东坡当年的客人；汪粲家集《桃潭合钞》亦是朋友之间的应和酬唱所结之集，与《东坡赤壁集》一同收藏，“东坡尚友联今古，家集桃潭喜共藏”，的确是仿“东坡尚友”的快意之事。
黄冈的万年茂欲以自己与陈大章父子的交谊来比拟苏东坡对范仲淹的崇敬，也欲以之比拟于东坡与黄州孙大临兄弟的情谊，“（东坡先生）序文正集，以数十年敬爱公、不一识公为生平憾，欲挂名其文字中，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吾雨山先生（即陈大章），归卧碧山四十年，士林仰之，一时德望盖不减文正，茂于坡公疑非其伦。
然心知敬爱先生，有与先生一揆者。先生嗣君道翁世丈，文采风流，彬彬世其家学，客秋裒全集属担搪人王先生序之，合王集为黄冈二家诗，于是又幸先生之有传子，而茂得私绪论于家庭纂述之余，一如坡公之交尧夫兄弟者，其亦足慰也已。”
（二）东坡物质文化的生活化
东坡物质文化生活，是指东坡文化中物质文化的部分被人们融入生活并创新。明代效仿东坡物质文化的风气很盛，“临安有儒生，好慕苏长公。首戴东坡巾，身坐东坡椅，口啜东坡肉，俨然自谓东坡尚在，或曰：‘何不学东坡作诗？’曰：‘若要作诗，我便学西坡’。”此一笑话虽不是发生在黄州，但生动地说明了东坡文化中物质文化受人欢迎的程度。苏东坡在黄州亲自劳作，装饰房屋，种树种菜，改善环境，又利用黄州独特的物产，酿酒制菜。这些物质文化受到黄州人的喜爱，潜移默化，逐步推广，或变成本地习俗，或由人们加以开发再造，显示出东坡文化的极强生命力。
对于黄州的山石，苏东坡除了作赤壁赋以外，“而怪石亦有前后供”，但东坡的怪石供，仅仅是一时赠答，略作游戏。黄安的张希良特地作怪石赞，以显其玲珑之美。苏东坡对于墨品的使用和收藏，也受到文人士子的效仿。广济的张仁熙制墨三十六丸，以赠宋荦。“昔苏子瞻在黄，于雪堂试墨三十六丸，抡其嘉者合为一品，名日雪堂义墨。歙人吴叔大遂仿其意作义墨三十六丸，虽不免时制，而肖行取象，物料精工，余昔珍藏之。今墨皆散去（上大下泓最右），而雪堂墨匣犹存。暇日搜使君所藏及余家所藏旧墨赠使君者，亦得三十六丸，回以其匣并遗使君聍之，亦雪堂遗义也。”
人们所构房屋亦以有东坡意蕴而自豪。刘绮兰曾构斗室，被人赞有东坡快哉亭之意，“幽涧流清，遥峰聋翠，岩花濯雨，林雨呼风，一一皆在嫩（口旁）胶酌茗间，至于朝则夸父命驾，夜则素娥侍帷，更有得于东坡名亭外者，子讵不谓快焉？”于是，他感激客人为其庐锡嘉名，取名快轩亭。
黄州人喜爱东坡手植的梅花，不仅赏梅咏梅，还将之刻石，名为“东坡老梅”，还不断地重新种植梅花，清代陈瑞林《重至雪堂梅花盛开同献之丈作》记述：“苏公手植老梅今不可见，郡伯英公补种二株，亭亭不减百年物矣”，即指郡守英启在雪堂补种二株梅树。
东坡制作的菜肴很受人欢迎，如东坡肉就是苏轼当年自己探索出来的烹饪方法，为后世所继承，另有东坡羹、东坡饼，不过是否为东坡在黄州始创还有争议。元修菜是苏东坡所命名的一种菜，清代的陶棵作诗记黄州杂事，其中有：“遗来俗客种常流，豆荚槐芽满地收，带得霜浓论担卖，至今老圃说元修”，看来元修菜名早已被民众所熟知，人们在祭祀东坡时也采用元修菜。东坡肉也成为人们口中食，广济令刘应昌小憩苏东坡曾驻足的清泉寺，“痛饮达旦，因得尽睹长公咏歌。夫长公先谪黄后乃迁粤，余先谪粤后迁黄余才视长公天壤而踪迹略同，三百颗荔枝、两碗猪肉年来受用，亦略相似，因援笔为和道志以意，词虽不工可也”，这样，广东的荔枝和黄州的猪肉成为与苏东坡相关联的两地食物的象征。
东坡文化的生活化就是该文化的重要特征“被现实化”，“被现实化成为一种现象、一种状态、一种产品”，即东坡文化被不断地选择、挖掘和运用，并开发出文化产品。在纪念、祭祀东坡时，在讨论考证东坡游迹文物时，在将东坡文化生活化时，都体现了黄州人基于喜爱和感恩的文化自觉意识，东坡文化融入了黄州的生活，成为黄州人精神、性格和文化的一部分。
